♦ 本篇文章轉載自 小小雨滴兒。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0/2/18
我其實很感興趣“前殲擊機飛行員”郭松民或者“某宮”的“白X先生”這類人會怎麼看待這次的疫情。人很複雜，看問題的角度總是並不相同，這是沒有辦法強制的事。
不過，根據他們慣常的套路，我想也想得出來他們會怎麼去描繪。但當我真的看到的時候，我還是覺得胸很悶。
比如郭松民，昨天寫了一篇文章批評現任湖北作協主席李修文是被嚇壞了，產生不了“雄壯”的精神財富。
今天他又寫了一篇，嘲笑前湖北作協主席方方是“布爾喬亞”。
在後一篇文章中，郭松民嘲笑方方和李修文同屬“自哀自憐、自我感傷”。
前飛行員引用了米蘭昆德拉的論述，說作家們是自私、自媚，冷漠且沒有人性。
那麼，郭松民欣賞的是什麼呢？
郭松民繼續寫道：
其實，我還可以幫郭松民補充很多東西。
其中包括，武漢有一家“Wacanda”咖啡館，自從疫情開始以來，已經給一線醫護人員免費送去了7850杯“武漢拿鐵”。
“Wacanda”的事蹟溫暖了奮戰中的人們。在他們送咖啡去醫院的時候，人們用鞠躬感謝他們。
網友們知道他們的感人的事蹟之後，發起了“雲咖啡”行動。短短幾天，就給他們下了價值163萬的訂單，希望“Wacanda”們能夠繼續為醫護人員提供免費咖啡，不至於因為缺乏資金而中斷。
供應商則給他們送去了免費的牛奶和咖啡豆，還有很多素不相識的人們，送來了鮮花，希望能夠讓“Wacanda”一起交給醫護人員，給他們的勞累帶去一絲撫慰。
我舉這個例子的意思，當然不是說，喝咖啡的人才算得上“布爾喬亞”。
這個常在上世紀5、60年代被引用濫了的詞語，本身就帶著一股的屬於過去的味道。今天有人竟能使這個詞借屍還魂，我也真是活久見。
我是想強調，今天用是否“布爾喬亞”來劃分階層，郭松民們好像還活在上個世紀。
是的，今天，你找不到一個特定的人，他僅僅屬於“基層”，你也找不到一個人，他僅僅是一個“勞動人民”。
這是一個民工兄弟可以聽歌劇，教授也用“抖音”、“快手”的時代。今天我們這個社會，在人與人之間，身份、學歷和職業等藩籬早就已經模糊不清。多元化取代了單調，社會的進步使我們的生活方式變得多姿多彩。
你郭松民是個退役飛行員，但這也沒妨礙你讀“布爾喬亞”的米蘭昆德拉，也沒妨礙你成為一個自媒體人啊！
一個根據簡單的標籤就把人定性的時代，早已過去；一個用粗略的三六九等就把人的地板和天花板完全框定的時代，不應該捲土重來！
哪怕是一個保安，他也有可能考上北大，研究生畢業，成為企業高管。以前北大畢業生，也有回到家鄉賣豬肉的，最後還一不小心賣豬肉成了上市公司老總。
你說這些人，到底是屬於基層，還是上層？他是“勞動人民”還是“資本家”？他是“知識份子”還是“販夫走卒”？
我更不能同意郭松民把作家們單另開來歸為一類的做法。
快遞小哥組織了後勤團隊，咖啡技師們動員起來給醫護人員送去暖意，作家寫下充滿哀傷的句子，都是自身職責所在，同樣也都是撫慰人們的心靈。
每個人都是勞動人民。每個人都跟社會有著密切的連接，把人單另出來，樹立為靶子的做法，是不懷好意的。
至於規定作家只能寫什麼，只能怎麼寫，則是更加的無恥。既缺乏法理上的支持，也沒有現實操作的合理性。
在我看來，所有人都僅有一個屬性是相同的，不變的，那就是，我們都是人。我們都有人的追求：希望過上物質充足、精神放鬆、受到尊重的生活，並且實現自我的價值。
既然如此，每個人怎麼思考，怎麼行動，就應該是充分自由的。限制其中的一部分人，最終所有人都會成為囚犯。
我想，郭松民們不是不懂這其中的道理，但是他們故意要把人劃分成“布爾喬亞”和“勞動人民”，是另有險惡用心。
在他們看來，所有人應該戰鬥，然後不斷地戰鬥。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目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所以，郭松民和“白X先生”們，總是把疫情描述為某種“戰爭”，或者其他帶有“戰鬥”屬性的東西。
如果他們缺少戰爭，他們就會樹一個“靶子”或者“假想敵”，然後號召人們去戰鬥，然後無限這個迴圈。
看看“某宮”的“白X先生”寫的文章，你會強烈地感受到，這類人就是狂熱的戰爭販子：
在“白X先生”看來，世界就只有“戰鬥”和“下一次戰鬥”；只有“成功”或“失敗”；只有“你踩我”或者“我踩你”。
於是，他們的世界非黑即白。
規則、道義，底線、理想，這種閃閃發光的名詞，全部都是不存在的。世界只有“你死我活之爭”、“不共戴天之仇”。
所以，什麼都是“外國人搗的鬼”：
他們不喜歡人們自在地生活，也不喜歡人們去體驗那些“美好卻無用”的事情，他們不喜歡人們擁有獨立思考，他們也不喜歡人們有正常的七情六欲。
他們希望人們只有緊繃和更緊繃，人存在於世界上的意義只有“功用”而沒有“樂趣”，他們希望人們不假思索地盲動，他們希望人們只有“恨”這一種情感。
所以，在疫情中，儘管無數人死去，但是請相信我，郭松民們感受到的不是“悲傷”而是“損失”，就像家裡面的雨傘不慎落在了公車站一樣的無足輕重。他們意外和心疼一秒鐘之後，還要嘲笑作家們感到的悲傷是“無病呻吟”。
見鬼去吧！我永遠不能認可這種觀念！
在我看來，無論死了一個人，還是一千個人，無論死去的是老人，還是年輕人，無論他是一個普通快遞員，或者國寶級教授，在我看來，都是一場災難的一部分。
我不會為戰勝這種災難而心潮澎湃、洋洋得意，我也不會認同災難中竟然還會存在“勝利者”。
我們戰勝了誰？誰也沒有。
那些人本可頤養天年或者安穩度日，本可子孫繞膝或者扶老攜幼。當他們死去時，我作為一個人，天然為同類感到悲傷。情感正常的人無不如此這般。
難道不是這樣嗎？
想想剛剛去世的段正澄院士、常凱導演一家。如果有人在他們的葬禮上宣稱，通過你們的逝去，我們積累了戰勝病毒的經驗，你們死得偉大，你們死得光榮，你們的死很有價值！我想，有人會氣得拍打棺材板。
即使我們通過某種方式，制止了病毒的進一步傳播，我也不會覺得我們取得了勝利。因為，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卻無人獲得益處。
災難並不是戰爭，稍有人性者，無法為其歌功頌德。
郭松民先生，請你記住，“勞動人民”並非戰鬥部隊；而我們被爹媽生養撫育的目的，是為了完滿我們每個人各自的人生，並不是為了躺在盾牌上回家。
戰爭存在勝利者和失敗者，為了勝利可以犧牲一些“炮灰”。但在災難，特別是沒被處理好控制好的災難面前，我們只是弱小的人類。
我們當然要為逝去者痛哭和悲傷。這是永恆的人性之一。假如我們取得了郭松民們所謂的“勝利”卻失去了更寶貴的“人性”，我認為所有人活著已經沒有了意義。
我堅信，給“勞動人民”鬆綁，讓他們從戰車上回到生活中，這是一種進步。幾十年來，正是因為這種進步，國民才真的熱愛這個家園。
這是當面對災難的時候，快遞員、咖啡師、醫護人員和作家們在無人號召的情況下，與疫情殊死拼搏並且相互給對方送去溫暖鼓勵的原因。
如果說，在這場災難中，無數普普通通的人們，到底在什麼地方感動了我的話，那就是：在我們彼此的眼中，我們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僅僅是一個冷冰冰的數字。
有人說，如果死了兩萬人，那並不是死兩萬人的事發生了一次，而是死掉一個人的事發生了兩萬次。
雖然疫情最終會過去，最後我們當中的大部分人一定會生還，繼續幸福快樂健康的生活，但假如我們宣稱這是一場勝利，那就相當於把喪事辦成了喜事。
我們也不會認為戰爭會有所謂的“美感”，因為假若有些不懷好意的人喜歡上了這樣的方式，那我們的災難一定會再次來臨、迴圈不止。歷史已經無數次地證明了這一點。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