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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9/27
李安山 / 多倫多大學博士，北大教授，多所大學榮譽教授，中國非洲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中國非洲史研究會名譽會長，聯合國教科文非洲通史9-11卷國際科學委員會副主席，摩洛哥皇家學院外籍院士，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全國哲學社科基金會評審及相關部會諮詢專家。
此文於2024年7月23日，發表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公眾號，因要集結出版，特加以下五段內容：一是說明我夫人田開芳從北大辭職的原因，二是有關我將學術研究與政策諮詢結合的經驗，三是我與陳翰笙先生的交往，四是有關我的國際發表，五是我十多年前給江澤民主席及中央辦公廳上課的情況。另外加了個人履歷。特此說明。
▌初識結緣，保持聯繫
就像許多77級大學生一樣，我在讀大學之前有過各種經驗。大學畢業後直接考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非洲史碩士生。社科院研究生院當時成立不久，我們歷史系的同班同學後來都成為各專業的領導人物，如蘇聯史專家吳恩遠和鄭羽、古代史專家王震中、唐史專家吳玉貴、民國史專家汪朝光等。當時，我的導師是世界史所研究員吳秉真先生，她對教學工作非常認真。為了對我進行強化教育，決定請多位老師開課給我。記得有社科院世界歷史所的彭坤元和秦曉鷹老師分別講非洲現代史和尼日利亞民族主義運動，西亞非洲所的葛佶和屠爾康老師分別講非洲古代史，中央民族學院的顧章義老師講非洲民族問題，外交學院的潘培英老師講北非民族獨立運動，還有北京大學歷史系的鄭家馨和陸庭恩老師。
事實證明，這種「百家宴」式的課程安排後來對我幫助很大。當我得知各門擔任課老師後，非常高興。鄭老師和陸老師倆位的大名，我早有耳聞，在準備研究生考試時也認真看過他們的文章。當時，我們這屆研究生統一住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租借的北京十一學校，到北大上課路程較遠，要先坐地鐵再轉公交，但我的學習積極性很高。在北大歷史系上課時，鄭老師講的是南非史，我與歷史係其他研究生一起上課，記得當時有魏安生、沈浦娜、金煉等同學。陸老師講的是帝國主義瓜分非洲，只給我一個人上課。當時為了查資料，曾到亞非所去過，亞非所負責人記得是夏吉生老師。後來，陸庭恩老師接任亞非所長的職務。
我從社科院研究生畢業後，準備到國外留學。依照當時社科院的規定，研究生需要在國內服務兩年才能出國。這樣，我決定在社科院世界史所工作兩年。我還保存著當時由張椿年所長發給我的聘任證，擔任助理研究員。 1986年底我來到多倫多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直到1994年初回國到北大亞非所工作。學習期間，我一直與國內各位老師有聯繫。導師馬丁‧克萊恩教授對我要求很嚴，曾在此期間應邀到中國訪問，在社科院世界史所和北大亞非所講學。他訪問回來後，開玩笑地對我說，「我幫你在中國找了兩份工作。」他指的是社科院世界史所和北大亞非所。他當然不知道我與國內學術界一直保持密切聯繫並有所準備。當時，世界史所一直希望我能回所工作，我也願意回去，但面臨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我當時已有兩個小孩，一男一女，回國後確實需要一個固定住所。世界史所保證我回國後有住所，而我希望先分房子，這樣心裡有底。
當時，北大亞非所所長陸庭恩老師也表示歡迎我到北大工作。我夫人田開芳在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系獲得教育心理學碩士，到加拿大後又拿了一個圖書資訊管理碩士。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林被甸老師給我們夫妻倆寫信，希望田開芳能到北大圖書館工作。當時，我向陸老師表達了願意到北大工作，但一定得有了房子我才能報到，因為一家四口不可能搬來搬去。他很快向學校反映這一情況，時任北大校長吳樹清先生特批了蔚秀園的一個小套間。 1994年年初，多倫多大學完成學位授予典禮後，我來到了亞非所。北京大學其實還有一個世界史難以比擬的優勢，就是我的兩個孩子上學的問題解決了。前些日子與我的好友、研究所的同窗吳恩遠聯繫。他後來擔任社科院世界史所、蘇聯東歐所和馬列所的負責人。他告訴我：世界史所的雷書記當時本想力爭讓我回院工作，但被他制止了，理由是世界史所無法滿意地解決孩子上學的問題。
1992年筆者在加納阿克拉做實地調查
1992年與非洲媽媽貝杜夫人及她們夫婦合影
1992年與非洲親戚在阿克拉布魯克姆家
吳樹青校長特批的蔚秀園二房
▌回國執教，設置課程
這樣，我就成了北大亞非所的老師。在國內，總是有人不時問我，加拿大不錯，你當初為什麼選擇回國？我總是一笑了之。事實上，從出國那一天起，我就抱定回國效力，從未想過要在國外定居。記得抵達加拿大的第一天晚上我借住在導師馬丁‧克萊恩教授家。我馬上與在美國執教的大學同學江宇應博士聯繫。他曾是我的好朋友，我出國辦手續時雖然已獲得多倫多大學的博士獎學金，為穩妥起見，還請他提供了經濟資助證明。他要我抵達加拿大後，馬上用collect call（即對方付款的方式）打電話給他。我們倆聽到對方聲音都很興奮，聊到未來，我說沒打算在國外定居。他笑著說，現在談這個太早，我可以肯定你以後會留下來的。快畢業時，在多倫多大學攻讀博士的香港大學的朋友告訴我，他們學校非常歡迎從國外畢業的博士。然而，我一直以回國執教為目標，這大概與自己身世和家庭教育有關。父母是知識分子，父親李淦年輕時是熱血青年，讀大學時因幫新四軍貼傳單而遭通緝，命運多舛。我後來從事民族主義及非洲史研究，也是受父親和舅舅何光岳先生的指導與影響。
北大亞非所原來是科研單位，老師多從事各領域的研究工作，一直沒有教學任務。後來，學校進行教學改革，亞非所開始招收研究生。我來到所裡後，專門向陸庭恩所長提出建議，為研究生開設一門「亞非研究中若干理論問題」的課程。一是用這門課將各國串起來，使學生對亞非地區有一種整體感。主要因為這些國家歷史悠久，資源豐富，近代遭受歐洲列強侵略，獨立後在國際秩序中處於不平等地位，當前面臨的問題也相當相同，主要任務是爭權利，謀發展。二是培養學生對國際議題的理論功底與全球視野。從實際操作來看，由於學生在專題討論前需要閱讀中外文參考資料，思考並提出相關問題，這一課程對加強研究生的知識積累、理論思維及擴大分析問題的視野和角度等方面，確實有一定幫助。當時，其他系所的一些研究生也前來亞非所聽課，包括北大歷史系和外校的研究生。我手頭保留的幾份“亞非研究中若干理論問題選課名單”，2005級亞非所研究生有許亮、明冠培、王曉麗、付鳳雲、高緒參、王文清、樸辰浩。許亮是我的學生，現在北大國關學院任教。 2006年選課名單如下：宮金玉、畢方圓、宋潔、張雅梅、林璣、宋曉鵬、張偉傑、松本晉吾、陳夢遙、李濱兵、徐丹丹、葉育菁、權茂丁、週敬鈞、週遊。前八位是亞非所的，後七位是國政教研室的，三位留學生。我聯繫較多的是現在中聯部工作的張偉傑博士，我指導了他的博士論文。 2004年，王鎖勞老師又設置了「亞非民族宗教問題研究」這門具有區域特色的課程。
▌教學相長，互通有無
「亞非研究中若干理論問題」這門課之所以曾受到學生歡迎，與課程內容的設置有一定關係。最早是我負責講授，早期內容涉及“導論：亞非研究與地區研究——歷史與方法論”“殖民主義的後果與影響”“非殖民化問題”“民族主義問題”等在亞太地區具有共性且為學術界關注的理論問題。例如，我在「導論」中主要涉及三個問題：亞非地區概況、亞非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以及社會科學面臨的挑戰。在分析地區研究特徵時，我著重指出其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多學科的聯繫而非整合、較注重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也介紹了地區研究的諸要素，如專業化開放的利弊、具有廣博知識的專家團隊、本土經驗及語言能力等。我還結合課程教學於1997年在《西亞非洲》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亞非研究中若干理論問題的思考》的文章。後來，這門課程逐漸由多位老師根據自身特長承擔不同議題，如李保平、王鎖勞、韋民、錢雪梅老師等，議題也隨局勢不斷變動，如“依附論”“道義經濟學”“地區主義」「權威主義」「民主化」等。
老師各抒己見，學生受益良多。至今，我仍保留了當時有關這門課程的一些相關資料。例如，錢雪梅老師2004年7月10日在韓國訪學期間曾特別對這門課提出建設性意見。除了對議題的補充外，她建議「研究生需要的應該是引路，給個方向，具體的東西他們可以自己去深入了解。修行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不過得先告訴他們'門'在哪裡：所以，我個人覺得，在重點突出的前提下，能全一些就盡量全一些」「在開課之前，能不能把承擔各講的老師們聚到一起，大概聊聊自己準備講點什麼，然後相互給提請意見和建議。是使各講之間的銜接更緊密一些。最大的一個好處是，在討論中的思想碰撞往往可以給人以靜思所不能獲得的啟發和靈感。
我手邊保留了幾份2008級學生的課堂作業。袁冶談到學習中的三點困惑：方法論的困惑、語言的困惑、溝通的困惑。他表示：「我想，所謂的困惑應該都只是暫時的，自己一定有能力也有信心克服這些困難，在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不斷取得令自己滿意的成果。」張棟提出最基礎的研究方法分為觀察與分析兩大部分，理論研究與政策研究，質性分析與量化分析，實地觀察與文獻研究，求同比較與求異比較等互相結合，注重個案研究，進行跨學科綜合研究。葉嘯林認為：「很長一段時間裡，以歐洲為目的和中心的方法佔據了亞非研究。過去我們常常批評歐洲中心，但是我們自己在看問題時也常常陷入歐洲中心。這是由於西方的話語有一定的霸權影響力，主導了主流學界的聲音。這些看法至今仍有借鏡意義。有的課堂作業選題頗具匠心，如2013級曹頡的第二講心得為《如何理解殖民主義遺產：以台灣非殖民化進程為例》，第三講心得為《東協區域一體化進程》。劉海方老師指導的2015年宋佳駿的課程學期論文《鑽石庇護還是資源詛咒？ ——獨立後的波札那國家發展概觀》長達18頁，共1.15萬字，有論有據有理。瀏海方老師接任這門課後，保持風格，著意創新，勇立潮頭。
2018年9月9日，作者和畢業的研究生合影
由左至右: 沈曉雷，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與孩子）；張偉傑，中聯部；李翀，外交部；張永蓬，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曾愛平，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與孩子）；李安山夫婦；王亞林，大學教師（北京資訊科技大學）；李文剛，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與孩子）；孫曉萌，北京外國語大學；馬佳盈，中央電視台總台（與孩子）。
這裡有必要說說我的夫人田開芳離開北京大學的事。前面提到北大圖書館林被甸老師曾邀請田開芳到北大圖書館工作。我們回國後，她確實在圖書館工作並得到館裡的信任，負責資訊諮詢部的工作。我回國後，薪水約400元，當時經濟比較緊張，田開芳在圖書館還作為困難華僑享受過一點補助。女兒蘇珊和兒子馬丁入託後，兩人的入託費後來都在我薪水帳上扣。有一天，所裡的陳麗娟老師告訴我，財務處有人打電話找我。我當時心裡有點樂滋滋，「是否也有補助之類？」我找到財務處，幾個人在聊天，
“你就是李安山哦！你欠學校的錢什麼時候還？”
原來我的薪水扣了兩個孩子入託費後倒欠學校錢！後來，我父親一位移民加拿大的大學同學（我們在加拿大時也常去他家玩）的女婿被派到一家丹麥公司駐北京分公司當總管，他曾經找過田開芳，請她去公司幫忙，被我制止了。我倒欠學校錢這事發生後，那邊又來找她當人資經理。我當時因母親生病回長沙了，她就獨自作主去了這家丹麥公司。當時她在北大工資大概300元左右，那邊一去就是7500元，家裡經濟狀況立刻改善。她離開北大圖書館確實是不得已而為。
▌學術研究，諮詢建議
身為學者，我們在研究中既要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又要事實求是。這裡以自己的親身經驗說明學術研究與諮商建議之關聯，主要涉及對外援助與國際合作的問題。我在亞非所值得記憶的一件事情是為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的設立提出了自己的建設性意見。
2008年，商務部舉辦由24個中央部會參加的我國對外援助部際聯絡機制啟動大會暨協調委員會首次會議。 2011年2月，部際聯絡機制升級為部際協調機制。商務部成為對外援助主管機關。當年發表了《中國的對外援助》白皮書。 2012年8月28-29日，外交部和國務院扶貧辦召開“扶貧外交理念與實踐研討會”，邀請本人參加。當時參加會議的部會領導是外交部副部長宋濤和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鄭文凱。我當時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何舉辦有關援助問題會議時未邀請負責援助的商務部代表參加。實際情況是，當時全黨正在籌備召開中共十八大，外交部很有可能希望能夠在此次代表大會上掌握對外援助的主動權。本人根據自己對國際援助狀況的研究，提出國際扶貧的管理機構及設置的具體建議。本人當時主要談了非洲的重要性及中國國家地位的變化，對中非合作進行了基本評價，同時談了中國對非援助的新挑戰，包括來自西方、非洲以及自身機制和各種挑戰，並提出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援助機制的借鏡。在分析扶貧與國際合作這兩個不同概念並對中國援外負責機構設置的歷史回顧後，我提出組成由國務院直接領導的國際發展合作署的建議。
2012年會議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國際扶貧應由哪個部門負責，商務部？外交部？抑或組成一個獨立機構負責。我提出，一方面，扶貧屬於援助範疇。對外援助有多方考量，如經濟發展、政治利益、軍事佈署、外交戰略、人道。中國對外援助有兩個層面：全人類的發展和國家利益。商務部負責內外貿易和經濟合作，贏利是重要標準。援外工作是國家在通盤考慮下的經濟行為，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工具，表現形式是贈與和不求回報。不宜放在商務部。另一方面，外交部負責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利益，處理國家間重大關係。扶貧作為援助工作的重要部分，需要一種道德高地，而且直接與基層打交道，不宜放入外交部。本人提出了七項建議，第一條是成立援外主管機關國際發展合作署，直接隸屬於國務院領導。有趣的是，李金早任副部長時，2012年我應邀參加在商務部大樓舉辦的一次有關援外工作的專家會議。我在會上問，為何援外的會議沒有邀請外交部的同志參加，場面尷尬。 2014年初，本人與中國社科院週弘與中國農大李小雲一起應邀參與商務部援外白皮書草稿的討論。我再次提出不宜用“對外援助”，應該用“國際發展合作”。然而，商務部的同志認為已經定稿，不宜修改。 7月，《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發表。這應該是我國發布的最後一份用「對外援助」發表的年度報告。 2018年4月18日，根據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批准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負責對外援助戰略方針及相關事務。援外的具體執行工作仍由相關部門按分工承擔。
▌師長教誨，風範長存
我在亞非所的這段時間裡，領略到各位大師的風範，他們既是良師益友，也對我關懷有加，長輩情懷從各方面顯現出來。我接觸較多的老同誌有夏吉生、陸庭恩、周南京、安維華、靳毅、馬銳敏、顏芙、楊永驃、餘崇健、張敏秋、張振國、梁英明、林良光、葛振家、李玉、賈蕙萱、楊守學、陳建民、同輩李保平、馬志學、楊保筠、劉渤、章棣、劉佳妹、堵德財、吳仲梅、潘榮英、陳麗娟及後來的同事李寒梅、王鎖勞、初曉波、劉海方、錢雪梅等人。這些長輩各有專長，優雅謙恭。不管是在為人，生活，還是學業方面，都對我言教，影響頗深。這樣，我在亞非所工作心情舒暢。這裡說說我與北京大學四位長輩的交往故事。
陳翰笙先生是北京大學的老人，一位頗具神秘色彩的老革命。根據北京大學校史館的介紹：「陳翰笙（1897-2004）江蘇無錫人。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學部委員。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等。土地問題》等，論著編為《陳翰笙文集》等。過，任助理研究員。世界所的同事都尊敬地稱陳先生為「陳翰老」或「翰老」。二是同為北大人。早在1924年，陳翰笙先生留學回國，被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為北大教授，講授歐美歷史等課程，講課生動，備受學生歡迎。他當時只有27歲，因其年輕而被稱為「娃娃教授」。 1978年，他再次被聘為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兼任教授。我這位新兵於1994年入職北大亞非所。前面提到我從世界歷史所碩士畢業後在該所工作兩年，同時準備去多倫多大學讀博士。導師吳秉真先生與翰老關係很好，建議我找翰老寫推薦信。當翰老聽說我搞非洲史時，很高興，建議我參加他為一些青年人開的英語講習班，我很樂意接受了這一建議。當時翰老住在位於木樨地的部長樓，英文班的學員多為翰老的熟人，潘維老師似乎也在這個班裡學過。翰老每次講課結束後總是要留下我長談。陳先生善談，給我講了很多有意義的掌故。他有次問我：「你知道怎麼寫『社會主義』嗎？」我有些詬異，就寫給他看，他提筆在「主義」二字前均加上「蟲」字，成了「社會蛀蟻”，表達了他對當時社會不良狀況的義憤，也使我受到教育。後來，他的姪女見他總是跟我談政治，就建議我不要去了。
季羨慕林先生是北大亞非所的第一任所長，知識廣博，治學嚴謹。我偶爾在校園遇見這位衣著樸素的老學者，也不敢輕易打擾。據說，剛到北大報到的新生拿著行李，突然有事，正好碰到季先生。他叫季先生“老頭”，要他幫忙照看行李，說他有事離開一下。季先生幫他看著行李，直到他回來。其平常心態，一目了然。我是在另一個場合有機會學習到季老的治學和為人。本人的一篇論文《日不落帝國的崩潰--論英國非殖民化的「計劃」問題》發表在《歷史研究》1995年第1期。收到論文後，我發現季老的《白糖問題》這篇有關糖史的論文發在同一期。我手頭上正好有謝立丹的名著《蔗糖與奴隸制：英屬西印度群島經濟史，1625-1775年》(R. Sheridan, Sugar and Slaver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1625-1775,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就冒昧給季先生寫了一封信推薦這本著作。隔了一段時間，我都忘記這件事了。有一天，所裡的張敏秋老師喊住我告知：季老給你來信了。我一看，真是季老的感謝信，語言謙虛誠懇，我深受感動。
餘崇健先生是研究以色列的長者，湖南人，與我是老鄉。他老人家眼睛不太好，平常來學校不多，聯絡較少，但偶爾也聊聊天。後來，我任亞非所所長期間，還與李寒梅等同事一起去他寓所拜訪並探望過他老人家。有一天，我去亞非所上班，正好與他同路。他挺善談，與我聊起家常。到了位於三院的亞非所後，他看到牆上貼了一張通知，就對我說：「小李，你看牆上貼的什麼東西？麻煩你念給我聽。」我一看，是北京大學有關校醫院請來的校外專家行醫的時間表，就一一念給他聽。他聽了一會兒，就說：「可以啦，謝謝。這上面列出的病我幾乎都有。」我一聽，驚訝萬分，忙問他：「那您怎麼不去看看呢？」他說，「唉，那有什麼用？」我說，「那您怎麼辦？」他爽朗地回答：「爬山呀！」然後，他告訴我，以前看病的時間多，用處也不大。後來自己堅持爬山，已有多年，健康狀況漸好。我連忙向他請教。他告訴我，要避開尖峰期去，這樣坐車方便，不擠。後來，我們一家人每個週末都去爬香山，撐了好幾年。小孩也一塊兒去鍛煉，效果確實比較好。
周南京老師是我學術上的指路人。我回國前收集了一些非洲華僑華人的資料。到北京大學後，週老師聽說我是做非洲史的，就說服我一起與他做華僑華人史研究。他是印尼華僑，為人爽直，樂於助人。他在亞非所主要從事華僑華人史的資料收集和研究工作，本人後來將華僑華人史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完全是在周南京教授的啟發和幫助下進行的。他在道德文章方面為我樹立了楷模。他不僅將自己收集的相關資料提供給我，還為我在華僑華人研究學界穿針引線，並積極支持我從事這一領域的工作。正是在他的指引下，我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點成績。 《非洲華僑華人史》（北京，2000）出版時，他在《序言》裡寫道：“它雖然不是我的'嬰兒'，我卻視之為如同己出，因為自始至終我起了'助產婆'的作用。 」（第1-2頁）。因下的功夫較多，此書被齊世榮先生於2000年4月15日在北京大學召開的「二十世紀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學術研討會的主題報告中列為「填補空白之作」。後來，江蘇人民出版社的編輯、現任社長王保頂先生建議我加以補充，我在此書的基礎上完成了三卷本的《非洲華人社會經濟史》（南京，2019年），該書入選2022～2023年中華學術外譯計畫。此前，本人的另一部拙作《非洲現代史》（南京、上海，2021）也入選中華學術外譯重大計畫。世界史的專著被入選外譯計畫確實不易，我當繼續努力前進。
▌立足亞非，走向國際
1999年5月，曼德拉總統受邀訪華，成為首位訪華的南非國家元首。訪華期間，他訪問北京大學並作講演。當時，陸庭恩教授代表中國非洲史研究會將本人所寫的《南非鬥志曼德拉》與其他學者的著作作為禮物送給南非人民的領袖。
陳佳洱校長與曼德拉總統
2012年，本人的著作《非洲華僑華人史》的前半部被位於紐約的移民非洲出版社翻譯出版（A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Africa to 1911, Diasporic Africa Press，2012）
李安山《1911年前的非洲華人史》英文版
本人的學術走向國際舞台主要體現在論文發表、參與國際學術活動、在國外擔任相關學術職務。我的博士論文選擇了殖民主義時期的農村社會反抗這個題目，案例確定為加納（黃金海岸）。我先後到英國檔案館和加納檔案館查檔案，還在加納實地考察，最後完成了博士論文。論文從個案著手，探討了殖民時期農村反抗問題，並提出了傳統政治權威與間接統治之間的矛盾或悖論，具體表現在酋長的權力。他越受到殖民政府的信任，其權力的合法性就越受質疑；殖民政府越賦予酋長更多權力，酋長的權力就越遭到削弱；酋長不願殖民官員幹預其權力運作，又不得不向殖民官員請求幫助。這就是殖民政府企圖維護傳統政治權威與直接幹預破壞酋長權威的矛盾。大概是因為本人的博士論文涉及加納，我於1993年收到《現代非洲研究雜誌》（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的來函，請我為一部有關加納的著作《非洲黃金地：從黃金海岸到加納》寫書評。這篇書評成為我的第一篇英文稿件，發表在該雜誌1994年（32：3，539-541）。本人博士論文的兩個章節曾經作為學術論文分別發表在《非洲歷史研究雜誌》（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1995，28：2，327-357）和《宗教史雜誌》（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1996 ，20：1，32-52）。這篇博士論文經修改後於1999年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英文版在國外出版（British Rule and Rural Protest in Southern Ghana, New York: Peter Lang，2002）。
李安山出版的博士論文英文版
本人的博士論文雖然程度有限，錯舛頗多，但仍得到多方鼓勵。加納前駐華大使科喬·阿穆-戈特弗里德（Kodjo Amoo-Gottfried）在為本書所作序言中雲：「不管這部著作的學術性多麼重要，有必要強調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在這部著作中的所有重要部分、用詞、語氣、立場及精神上，李安山表現出他自己至少是以人為中心，更多則是以非洲人為中心的。陶醉之愛的結晶，而是為了整個人類的利益，尋找、發現、確定並傳播關於世界上的受苦人中間的非洲人民解放的真理。
加納駐華大使戈特弗里德與李安山等的合影
我的導師馬丁·克萊因對我讚賞有加：「從一開始，他就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學者……對於來自富有深厚的農民傳統特別是農民反抗歷史的中國的他，這一選題似乎使得他可以從對中國農民歷史理解的基礎上來探究非洲農民的經驗 這種相關性對加納更為突出，因為這裡已存著一個具有廣泛基礎的農民階級。科菲·安南先生受邀訪問北京大學，學校決定將我的博士論文（中英文版）作為禮物送給他。他很驚訝，說沒想到還有中國學者研究他的祖國。
安南（手持作者的兩本著作）、李安山與北大副校長柯楊
除了博士論文的英文版之外，《非洲華僑華人史》的前半部分於2012年被紐約的移民非洲出版社（Diasporic Africa Press）翻譯出版，書名改為《1911年以前的非洲華人史》（ A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in Africa till 1911）。這是我的第二部英文著作。本人曾在位於瑞典的烏普薩拉的北歐非洲研究所（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出版《中國與非洲的醫療合作》 （ Chinese Medical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Chinese Medical Team and Anti-Malaria Campaign , 2011 ），在南非出版了《全球背景下的中國與非洲》（ China and Africa in Global Context: Encounter, Policy, Cooperation & Migration, Cape Town: Africa Century Editions , 2020），在英國出版了《全球背景下的中國與非洲》（ China and Africa in Global Context: Encounters, Policy, Cooperation & Mig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2022)，還有合著的英文著作如《中非合作論壇12年》（ FOCAC Twelve Years Later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the Way Forward, Uppsala: The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 2012），與南非學者艾普樂（FYApril）主編的《中非合作論壇：人力資源發展的政治》(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The Politics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Pretoria: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2013), 與南非學者謝爾登（Garth Shelton）、艾普樂主編的《中非合作論壇2015：中非合作的新起點》（FOCAC 2015: A New Beginning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Pretoria: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 2015）等。此外，本人也在英、美、俄、德、法、意、瑞士、南非、巴西等國的雜誌和學術著作上發表了40餘篇文章（見附錄），並擔任了加納、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學術雜誌的編委。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了編寫更客觀的非洲通史，從1960年代開始組織非洲學者蒐集資料並努力編撰，八卷本《非洲通史》在1996年出齊（已有中文版）。當時擔任主編的均為非洲學者，參與編撰工作的國際科學委員會中也主要是非洲學者，同時包括美、蘇（俄）、法等國的學者，中國學者當時無人參與。 201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西政府的支持下，決定啟動非洲通史第九卷的編撰工作。我有幸收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於2013年11月8日的邀請函，邀請我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總部於2013年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召開的非洲通史編撰專家會議，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洲通史》（第九卷）國際科學委員會。該委員會成員除9位來自非洲外，還有來自7個國家的8位成員，亞洲學者只有我一人。 2013年11月在巴西舉辦的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本人有幸當選為副主席。透過參與委員會的工作，我對非洲文明的博大精深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深深意識到中國的非洲史研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後來，我又被摩洛哥皇家學院聘為外籍院士，並被選為國外研究機構的董事會成員。
伊琳娜‧博科娃致李安山邀請函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感謝信
李安山教授當選為國際科學委員會副主席的文件
聯合國教科文《非洲通史》國際科學委員會合影
摩洛哥皇家學院關於國王批准作者為外籍院士的通知函
北大亞非所接受了不少國際學生，有的是碩士生，有的是博士生，這是亞非所日益國際化的具體表現之一。以本人為例。我有機會指導了不少外國研究生，其中三位非洲博士生比較突出：突尼斯的伊美娜、摩洛哥的李杉和剛果民主共和國（即剛果金）的龍剛，三人各有特點。伊美娜的國語遠比我帶湖南腔的國語好，她拿了博士學位後又完成了博士後學習。李杉為寫好有關西撒哈拉的博士論文，主動延長一年學習西班牙語，其博士論文獲得好評。回國後，他曾在外交部工作，我受邀訪問摩洛哥時曾有機會與他會面。他後來轉到高校教書，最近又回到外交機構工作。龍剛自幼被帶到倫敦接受教育，在雷丁大學讀博士一年級時與我聯繫，表示希望讀我的博士。我當時回電給他時說明：北大留學生必須上中文課，用中文寫畢業論文。他後來就到了中國學習漢語。他給自己取的中文名字“龍剛”，說“龍”代表中國，“剛”是自己的國家剛果（金）。最後用中文寫的有關美國冷戰後的資源政策的博士論文修改後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剛回國時找不到工作，博士論文又必須譯成法文並由北京大學出示證明後才被認可。後來他被聘為負責外交事務的副總理的顧問，2018年曾陪同副總理來中國參加中非合作論壇高峰會議。目前他在剛果（金）的大學教書，並擔任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賈慶國教授負責的教育部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的高級訪問學者。另一位貝南學生吉尤姆雖然不是我指導的博士生，但從入校起一直與我保持著密切關係，不論是在論文寫作或工作選擇方面，我都給了他一些建議。他說一口道地的中文，曾在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中非峰會的文藝晚會上擔任主持。目前，他在貝南大學任教，也是電子科技大學西非研究中心的成員，經常與我在一些國際會議上見面。
李安山與李杉在摩洛哥合照以及李杉送給作者的禮物
李安山與伊美娜和龍剛的合影
2016年12月5日塞席爾前總統陳文鹹與李安山合影
▌多餘之言，未來可期
在北大亞非所工作期間，還有一件事值得提。 2007年初的某天晚上，我接到社科院世界史所原所長張椿年先生的電話。寒暄之後，他問我「有一件事想徵求你的意見。過段時間想請你給中央一號首長講兩次課，內容是關於非洲方面。不知你是否同意？」我一聽，有些驚訝，然後用開玩笑的口吻回答：「很榮幸。這種事我難道可以拒絕嗎？」他隨後說，「此事需要事先保密。到時候會有人與你聯繫。」我後來也一直未跟家人提及，事後才告知夫人。一段時間後，中共中央辦公廳的王參謀給我打電話，告知我是給江澤民主席講課，與我商定2007年4-5月在中南海講兩次課。我就「殖民主義統治下的非洲」和「非洲民族的獨立與發展」作了兩次講座，在座的還有他的兩位秘書，分別姓錢和姓尹。當時江主席已年過八十，但聽講認真，一直在做筆記，向我提出問題並相互切磋。第一次課後，江主席和夫人王冶坪邀我共進午餐，在座的還有中央警衛局局長由喜貴。我不清楚其他國家或政黨領袖是否也有這種做法，但我認為這種樂於學習和善於學習的態度肯定會有助於對世界大勢和全局的掌握、拓展觀察問題的視野、增加分析問題的角度和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 2012年2月11日，我又應邀在中南海給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幹部作了題為「非洲的獨立與發展」的講座。這種專題講座始於2010年，持續多年，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外交、民族和世界史等內容。授課人多為學者，也有一些部會的負責人，如外交部副部長傅瑩受邀講授外交專題。本人對此有兩點感受。其一，中央幹部不計學位、證書或其他利益，自願利用週末時間擴展自己的知識面，且上課準時認真。其二，充分利用豐富的文化資源，使幹部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吸收其他方面的知識，這對提高幹部素質具有重要作用。這種做法應是中央一級幹部製度的一大優勢，其他各級幹部則似應參照。
從1994年回國至今，三十年已逝。期間，我曾當擔任過一段時間的亞非所所長，與同仁共榮辱。在周其鳳校長任職期間，我與王鎖勞老師曾有機會向校務委員會報告過「中非教育合作20+20計畫」並提出加強亞非研究的建議。 2011年，清華大學校慶100週年之際，校長顧秉林與副校長陳吉寧開始著手設計發展中國家研究與培養項目，2012年開始招收博士生。現在，清華大學於2017年成立的國際與地區研究院已彰顯其影響力。
北大亞非所成為我學術生涯最重要的一頁。它不僅使我成為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也促使我在學術領域逐漸成熟。雖已退休，我仍十分珍惜這一緣分。現在國際政治又在強調“全球南方”，亞非所的優勢如何利用，重點如何設置，值得北京大學以及國際關係學院各位同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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