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的是1936年，兩個上海灘的“闊少爺”準備去英國留學。他們的身份極不尋常——乃是青幫大佬杜月笙與姨太太所生的兩個兒子。而他們請來的那位“教師爺”更是身份顯赫，是中國著名實業家、“煤炭大王”劉鴻生的四公子劉念智，當年才24歲。這位“白富帥”畢業於劍橋大學經濟系，之後在英國會計事務所實習。在英國打磨七年，成就了這位渾身鍍金的“頂級海龜”。四少爺劉念智，才是這個留洋故事中最為出彩的角色。他是被逼無奈才當了一回“留英培訓“的獨門教師，卻自始至終沒有用一本教材，也沒有收一分錢培訓費。其中的緣由是外人難以想象的。

我是1978年在上海見到當年這位“教師爺”的。雖然”文革“剛剛過去兩年，他也還穿著藍布中山裝，但他身上並沒有那種曾經被打倒在地的落魄資本家的膽怯神態。相反，儘管已年屆67歲，他卻仍舊身型高大挺拔，目光犀利，言語坦率直擊要害，並且始終掌控著和我談話的主導權。在我採訪筆記上留下的談話記錄，今天看起來依舊“氣場”十足。

我們的談話主題，原本是圍繞上海解放初期，劉氏企業家族與陳毅市長的交集，然而他開口便直言不諱，與眾不同：

“像我這樣的資本家是不容易對付的，我是英國劍橋大學學經濟的，我父親是精明能幹的商人，從開灤煤礦上每年就能賺進100萬兩銀子。我們這種人和國民黨，和日本人、英國人、美國人都打過交道。要不是陳老總，是壓不住我們這些人的。我偷稅、漏稅、行賄這一套，都做習慣了，資本家解放前都有兩本賬的，不偷稅那是‘壽頭’（上海話意思是傻瓜）。“

當時的我，還是第一次聽到資本家如此“大言不慚”的自白，與榮毅仁的採訪談話相比，聽他說話直率痛快得多了。他談到上海的三教九流，談到劉氏企業能夠立足上海的成功之道，自然就說到了和上海的幫派勢力打交道的過往。他有幾分自豪地說：“杜月笙都請我去做過他兒子的老師。”我覺得這句話背後一定有故事，便沿著這個話題和他聊開了，沒想到背後牽出的故事，堪稱一段經典。

當時24歲的劉念智剛從英國學成歸來，自信滿滿，準備在劉氏企業經營中大展身手，父親劉鴻生卻認為他不懂上海世面，沒有權勢人脈，難成大事。父親的第一個要求，竟是要他投靠青紅幫勢力。父親對他說：“四兒，只要給杜月笙投個帖子，點上一對蠟燭，磕三個頭，逢年過節去問個好就行了，你願意嗎？”這可把“四少爺”嚇了一跳。誰不知道這幫派老大杜月笙是和黃金榮一夥，販毒起家，開妓院設賭場，綁票勒索無惡不作，他這個英國名校畢業生怎能墮落到與幫派為伍呢？他斷然拒絕了父親的提議，表示說自己要做受人尊敬的企業家，而青紅幫是混跡社會底層的勢力，上不得檯面的。沾上幫派名聲，會影響自己將來的前程。

劉鴻生當時聽之一笑，並沒有強迫兒子按自己的意志“入幫”。其實，劉念智還記得自己剛剛六歲那年（1918年），劉家新建的豪華花園樓房落成（鉅鹿路675號花園，現為上海作家協會），劉鴻生大宴賓客，上海灘的名流顯貴雲集一堂，青紅幫三巨頭黃金榮、杜月笙和張嘯林也都前呼後擁地一起到場慶賀。他知道商人需要結交政商兩界權勢人物，但沒有必要“賣身投靠”幫派組織呀。這事就這麼擱下來了。

很快，父親給劉念智派了回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去下屬企業中華碼頭公司當一名普通會計員。父親交代說，千萬要放下小老闆、留學生的架子，和碼頭上一切人做朋友。於是，劉念智每天早晨搭第一班小火輪去浦東碼頭上班，中午便在碼頭上和職工一起吃飯。不久，問題就來了，他發現碼頭的謝姓總經理指使手下的一套班底，公開盜竊碼頭倉庫的多餘”包子“（米包、糖包）和”地腳煤“，由心腹手下大量偷運出去賣掉並私分贓款。他向父親報告，不料父親早已知道並且默許這些事。父親說：“碼頭工人都是幫派控制的，這些‘地頭蛇’是不能得罪的，我們還要依靠這個謝經理來掌控碼頭的各個幫派頭目。要讓他有些錢賺，才會安心為我們做事。”

又過了兩個月，有一天，劉鴻生突然將兒子叫到辦公室，興沖沖地說：“你要走運了，杜先生有事要你幫忙，這是一次接近杜先生的好機會啊！”原來，杜月笙最寵愛的七姨太要將兩個寶貝兒子送去英國留學，杜老闆剛才親自給劉鴻生來了電話，說是要請劉念智去給他兩個兒子做老師，每天上兩個小時課程，教他們學會英國一些社交上的禮儀和語言。劉念智覺得很突兀，也很不情願。從他內心來講，是一百個不願意為了去巴結杜月笙而給兩個少爺做家教。可是父親的指令很明確：明天就要開始上門授課。這一夜他輾轉反側，不知做這個特殊的“家教” 會是什麼滋味。

(明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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