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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29
模式」——一個因中國經濟崛起而流行的概念。它不同於西方固有模式，讓不少經濟學家直言「看不懂」。不過，「中國模式」在今年似乎步履維艱，經濟增長不斷放緩，與美國的貿易戰帶來了巨大不確定性，外界不禁疑惑——「中國模式」是否難以為繼？中國經濟將繼續增長還是從此開始衰退？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威廉·奧弗霍爾特博士（William Overholt）或許是回答這些問題的絶佳人選。他在1990年代初出版《中國的崛起：經濟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個超級強國》，書中預言經濟改革將把中國帶向強國之路。這本書出版後引起巨大的爭議，西方學界普遍不認同，甚至有媒體編輯認為其觀點過於偏激和樂觀，而禁止記者採訪他。然而，之後近30年中國經濟增長印證奧弗霍爾特的預言，也讓他聲名鵲起。
奧弗霍爾特博士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出席研討會，發表對中國模式的最新觀察。BBC中文記者借此機會與他交流。研討會上，奧佛霍爾特一改多年來的樂觀，表示中國模式處於一個分水嶺，面對日益複雜的經濟和政治，改革不慎，中國奇蹟或將就此隕落。
BBC中文記者進一步結合他今年出版的新書《中國成功的危機》（China's Crisis of Success）呈現這位哈佛學者眼中的危機與道路。
何為「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不是空穴來風。在奧弗霍爾特看來，「中國模式」是亞洲模式的變種。早在中國改革開放前，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等亞洲經濟體已經通過具有高度相似性的發展模式而成功崛起，被稱為「東亞奇蹟」（East Asian Miracles）。
這一模式在發展早期執著於經濟增長的最高優先級。這些國家的威權主義領導人懷有對政權災難性崩塌的恐懼，而開始實施激進的經濟和社會改革。於是在發展早期，他們會弱化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並藏起自己在地緣政治中的野心。這些決定性的策略把整個國家的重心全面讓渡給經濟發展，強力的中央政府進行規劃和控制，然後隨著經濟發展逐漸給市場經濟讓路，最終實現經濟起飛。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但是內外環境不確定性陡增，經濟前景並不樂觀。
奧弗霍爾特之所以敢於在90年代能夠預言中國的經濟成功，因為他觀察到鄧小平和朱鎔基對亞洲模式的模仿。此外中國也創新出經濟開發區和「一國兩制」等靈活而有利於經濟的政策。
隨著經濟的成功發展，經濟模式從簡單變為複雜，「中國模式」因無法支撐經濟發展，而陷入危機，只有進化為一個更市場化的經濟體，才能保持成功。這也是奧弗霍爾特新書《中國的成功危機》書名的由來。
成功的危機
「中國的成功危機——聽起來很矛盾。但讓我用企業來類比國家。一個企業家發明創造，善於營銷，企業迅速發展，快速崛起，當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企業家希望能夠上市，那麼他必須使自己的公司組織轉型，配備專業會計，專業人力資源管理，以及董事會等等，如果組織架構轉型成功，那麼此前取得的成功將繼續，否則，它就會停滯或者失敗。」
書中的另一個類比是，中國處在成功的危機中，就像是一個嬰兒長大，嬰兒鞋已經不再合腳，它必須重新適應長大後的環境。
中國或許是世界歷史上國家層面最成功的發展案例。但一個曾經滿是農民、建築工人和襪子生產者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成一個不可思議的複雜經濟體，自然也無法通過北京的一個辦公室來管理。
奧弗霍爾特稱，這種轉變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中國也意識到了。在習近平上台以前中國就開始著手於一個經濟發展規劃，他們與世界銀行、美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合作出版了《中國2030》（China 2030）。其中很多設想在習上台後的三中全會時，細化為超過300項改革政策，核心著眼於使市場進行資源配置。
然而隨後兩個問題浮出水面：一，改革實施起來比想像中困難得多；二，愈發複雜的經濟背後，是同樣複雜的政治。
中國的經濟的規模和複雜度上升，需要與其相適應的經濟改革。
「北京的氣氛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奧弗霍爾特在書中稱，用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經濟改革，會使各個利益集團受損——金融、軍隊、能源等等集團利益均會受損，甚至政府。
利益集團阻礙改革，習近平上台後的反腐運動成為打擊利益集團的手段，首當其衝的是周永康的石油系。
然而，副作用是官員變得畏首畏腳，而他們卻是經濟改革的實施者，由於害怕被政敵指控腐敗，官員只好不作為，「像課堂上不願回答問題的學生一樣縮在最後一排」。
第一個任期，習近平通過這種方式鞏固自己的權力。第二個任期，樂觀估計下，中國的經濟改革政策將成功實施，成為一個更具競爭力的經濟體。那麼第三個任期可能會用來防止已經實施的改革出現反覆和倒退。
「這個過程的鬥爭是非常激烈的，一個位居高層的中國官員來哈佛訪問時告訴我，『北京的氣氛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矛盾中的改革
如果習在第二任期的經濟改革失敗，會發生什麼？
奧弗霍爾特稱，很有可能重蹈日本在1975年的覆轍，即利益集團回來重掌大局，當時，日本五個較大的利益集團基本掌控政府，競爭削弱，創新受阻，經濟增長停滯。
如果這發生在中國，則更糟。日本經濟停滯時，人均GDP為40000美元；中國此時停滯，人均GDP則只有15000美元，中國人不會滿足於這一收入水平，不滿會變為政治上的巨大壓力；如果成功，中國的人均收入增長，會產生更多政治訴求。所以無論如何，經濟改革後的政治變化都是不可避免的。
奧弗霍爾特認為，「中國未來勢必要應對這些矛盾關係，它們不是災難性的，但如何在他們之間平衡，將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走向。」
現在中國採取的方案是，進一步中央集權，使各個利益集團處於控制中，然後在改革反對者中闖出一條路。這麼做，使中國坐在一個政治壓力的沸騰水壺上，可能一時管用，但不會永遠管用。所以中國模式能夠走下去，政治改革一定得發生。
然而在奧弗霍爾特看來，這個過程風險高、難度大；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複雜的一次轉型，沒有可供模仿的對象。
因此，奧弗霍爾特表示，目前已無法像90年代一樣，對中國未來經濟走勢進行預測，唯一可以預測的是巨變即將發生。
不過，他在書中提供了觀察中國的標尺，他列出了15對矛盾的改革政策——比如，一方面稱讓市場來對資源進行配置，另一方面卻推出以中國製造2025為主的巨量產業補貼；再比如，一方面提出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另一方面則在國企內部加強黨的領導；以及，一方面進行強力的社會管控，目的是保持穩定，另一方面卻造成中產階級對於不穩定的風險焦慮，他們於是努力進行資產轉移等等。
「中國未來勢必要應對這些矛盾關係，它們不是災難性的，但如何在他們之間平衡，將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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