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16日，林正谊为了在黑暗中找准目标，始终顺着角屿广播站播音的方向游，广播站的声音成为他投诚大陆的灯塔。上岸后，他改名为林毅夫。
“你不要做丢脸的事。”
厦门人戴鸿雁听父亲说过两次这句话，第一次是在1961年。那时高中还没毕业的戴鸿雁应征入伍，正准备到厦门、金门对峙的最前线海岛上担任心战闽南语广播员。很多年后戴鸿雁终于明白父亲这句话的用意。他害怕水性太好的儿子叛逃，投靠国民党军队。戴鸿雁在鼓浪屿长大，四岁学会游泳，可以轻轻松松绕着鼓浪屿岛游一圈而不必休息。游泳到近在咫尺的金门，对他来说并非难事。
作为鼓浪屿美国人医院培养出来的医生，戴鸿雁的父亲阶级成分不好并屡遭不公。在戴鸿雁母校送其参军的欢送会上，戴父演讲时涕泪横流：“我这个旧社会知识分子何德何能，我的儿子今天也能参军为国效力！”
戴鸿雁当时非常兴奋。能参军入伍，没有比这更光荣的事。他的一生从此改变，情报与广播成为他一生中的两个关键词。与他一起被改变命运的人共计五千人左右，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参加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战斗”。他们隶属于一个曾经的部队番号：536部队。这支部队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对台心战部队”。
从1953年到1991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攻心战，也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隔空喊话。从彼此破口大骂到呼唤彼此叛逃投诚，再到用心战大喇叭互相提醒对方“打雷下雨收衣服”，两岸历史不知觉间已走过38年。两岸长期对峙时代，厦金之间每天24小时从不间断的“吵架”式的广播宣传战，几乎是两岸唯一的直接对话方式。无论如何争吵，双方的出发点却并无分别：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
戴鸿雁今天想起“心战”，仍会不断感叹其威力实在太大，“说句实在话，林毅夫当时就是听我们的心战广播听太多，‘中毒’了，才游泳投诚大陆。”
海上上甘岭
敌我双方长期稳固对峙，同时阵地间隔不太远。
厦门的角屿岛与金门马山阵地天造地设一般符合开展广播战的条件。
1953年春，从朝鲜战场俘获的美军“九头鸟”广播器材被运到厦门角屿岛，组建角屿对敌有线广播站的事被提上日程。“九头鸟”顾名思义，是用九个小喇叭组成一座小喇叭墙，重达40多公斤，声音可传到数公里外。
角屿岛距离金门最近处不过1800米，成为设立心战广播喇叭的最佳地点。3月6日，第一个对敌有线广播组——角屿对敌广播组宣告成立，四天后开始对大金门的国民党军广播。两年内，先后又有四个广播组在厦门沿海建立，对大小金门成合围之势。后来投诚的金门士兵回忆，金门没设立广播站时，蒋军军官为了不让士兵听广播，命令他们在厦门播音时敲锣打鼓。
强迫自己分散注意力，成为免受“共军”洗脑宣传的手段之一。
角屿岛的喇叭响了不到半年，国民党也运来日本生产的大喇叭，安装在正对角屿的金门马山，成立马山广播站。马山广播站招收的播音员也都是从大陆赴台的专业播音员。他们的发音也字正腔圆，从声音很难分辨，哪边是台湾广播，哪边是大陆广播。
一场两岸攻心宣传戏，正式开始。飞机大炮的狂轰并非厦金对峙的日常戏码，而没有硝烟的攻心战则一日不停。
1953年底，当时在28军担任文化教员的吴世泽因闽南话普通话都讲得好，经历层层审查后担任角屿广播组广播员，后来他也成为戴鸿雁的闽南语播音老师。
战友将角屿形容为“海上上甘岭”，但吴世泽觉得这五个字不足以形容角屿岛的艰苦。
这个0.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没有淡水，没有食物，没有药品，也基本没有可用于建造工事的材料，一切必需品都靠补给船运来。角屿岛上由28军的一个连队驻守，广播组最早时则与他们搭伙吃饭。一遇大风天无法走船，两天吃完淡水后就只能干熬。
戴鸿雁至今仍记得用海水煮粥的味道，他把这种独创的粥饮命名为“角屿粥”。在他担任广播员期间，时任厦门副市长施耀曾带团到角屿岛慰问，点名要吃“角屿粥”，说自己早年打游击时，连这样的海水煮粥都吃不到。
广播组刚上角屿岛时，住在一个挖出来的简易地坑里。播音员和组长四个人住不足八平米，还需放两张桌子当工作台。这是他们广播、学习、吃饭、睡觉的唯一场所。另外三个机务人员则住在芦苇搭盖的棚子里，常年与两部轰鸣的发电机作伴。
雨下得稍大一点，地坑里吴世泽的铺板会漂在水中，上床睡觉得先把铺板垫高。在岛上，如厕这一基本生存需要也与在其他地方很不同。没有地方修建厕所，广播组成员都趁着退潮跑到礁石上解决。慰问团医疗队的女同志过来，角屿的官兵才不得不临时挖一些简易厕所。在吴世泽和戴鸿雁看来，到海边角落上大号后用海水洗屁股，其实干净又消毒，“但这又完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作为最重要的“对敌”前线，金门早期曾部署国民党陆军三分之一的兵力，创造驻军密度的世界之最。此外，金门很快也建立心战部队与厦门隔空喊话。金门的心战大队设有物质空飘站和播音站。物质空飘是用大气球将饼干、姜糖、衣服和反共传单等带入大陆，传单背后则注明：保存本件，可用以证明反共心迹，享受各种优待。
两岸的广播站，理所应当成为两岸炮兵“重点照顾”的对象。将对方喇叭打成哑巴，是重要的战斗立功条件。双方广播组也都把被波音喇叭毁坏后多久能复播，作为衡量战斗力和士气的指标。“我们的大喇叭慷慨激昂，敌人的小喇叭蔫瓜歇凉”，“正义的声音翻山跨海，反动的呻吟无精打采”……广播组工作做得好，驻扎角屿岛的炮兵也会用这一类的话语来表达气势上压倒敌人的优越感。
广播一响，金门的炮弹巡着声音打过来。白天会有炮手专打喇叭，夜间看不清喇叭位置，敌人会先打照明弹，再找目标攻击。如何保护喇叭，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吴世泽和战友常会背着40多公斤重的“九头鸟”，同金门的大炮打起“游击广播战”。
从金门守军打出照明弹寻找目标到敌人的炮弹出膛大约要两到三分钟。照明弹升空后，他们立刻停止播音，拉跑带走把喇叭转移。即使如此仍防不胜防，广播组先后共被金门打坏过十几部“九头鸟”。后来福州军区将全国缴获的所有美制喇叭都送到福建前线，优先保障对台广播组的宣传战。
吴世泽仍记得1956年4月的一天，海上起大雾。这种天气能见度低，一般无需对喇叭实施伪装。吴世泽把喇叭放好后就下到播音地坑里吃早饭。谁知吃饭的功夫里却又起大风，雾散云开，喇叭被对方的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
他丢下饭碗，拼命往阵地上跑，战友们也跟着向上冲，“当时想的就是宁可人受伤，喇叭不能坏。”他刚背起九头鸟跳回地洞，一发炮弹紧接着落到刚刚放喇叭的位置，喇叭的音膜被震坏。
晚两三秒，吴世泽会成为散落一地的碎块。
吴世泽心里后怕，但也高兴：敌人越打，说明他们广播效果越好。
工作高强度，饮食无保障，他有时会陷入恍惚。有一次他背着喇叭往回走，一脚踩空跌倒在一个大弹坑，实在无力气挣扎起来，居然就躺在弹坑里，熟睡一整个晚上。
吴世泽说：“当时的部队教育，就是越艰苦，越前线，越光荣，最艰苦的地方最光荣。”
这是早年很多人民子弟兵的心里话。
六条保证
相当长时间内，厦门金门之间只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敌我对打的炮声，另一种是敌我对骂的广播声。炮声初停，播音立刻开始。
厦门广播站骂对方“蒋匪”，金门广播站回骂“共匪”；厦门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要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台湾”，金门的口号则是“我们一定要反攻大陆”……有一点则是共通的，双方的广播员，彼此都骂对方“卖国”。
厦门的播音多以《解放军进行曲》为启始，由于喇叭功率高，“气势就像下暴风雨一样”。广播站的播音为杜绝出错，多为录播，平均每分钟120个字。语速必须偏慢，再快则传到金门后听起来并不清晰。收听体验的调整，也是根据身在金门的地下党的收听反馈而进行。
曾有一位普通话广播员，一不小心把“弃暗投明”说成“弃明投暗”，结果被立刻关禁闭。戴鸿雁回忆，他被查清祖宗三代后直接复员回家。后来广播站增补了监听员和录音设备，录音后必须再通过监听，没有政治问题，才敢广播。
新兵怕炮，老兵怕瞄。戴鸿雁刚入伍时听炮响总害怕，后来习以为常，听炮的声音就能判断出打炮的方位与去向，该吃饭继续吃，该躲藏时也心里有数。
对台广播也是一种看天吃饭的工作。因播音条件有限，一旦海面狂风四起，声音会无法传到对岸。只要风力在三级以下，角屿岛的广播日夜不停。
“有线广播的特点是强迫性，喇叭一响，不听也得听。”戴鸿雁说。为避免喇叭过热，每广播一个小时多会让喇叭休息几分钟，平均下来每天的广播时间也接近23个小时。
两岸广播战的彼此喊话，也是厦金两岸士兵的催眠曲与起床号。
每个广播员最熟悉的广播内容，莫过于对蒋军起义投诚人员的“六大保证”：一、保证生命安全；二、不打、不骂、不侮辱；三、不没收个人财产；四、伤病者给予治疗；五、愿回家者发给路费，愿就业者帮助就业；六、起义投诚立功者给予奖励。
吴世泽说，这些话都是大白话，但都是起义投诚人员最关心的问题。
“国民党官兵、金门的同胞，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对金门广播现在开始……”按毛主席的话，对台广播要天天讲，夜夜讲，不听不行。戴鸿雁回忆，一年360天，平均广播280到300天，一天“六条保证”至少听16遍，一年总共听多少遍？
后来戴鸿雁感到惊讶：国民党士兵游泳过来投诚，“六条保证”居然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岸张嘴第一句话就是‘政策我很清楚’。”而北方籍的士兵投诚，甚至已会用闽南话背诵六条保证。
“他们整天在金门站岗，无聊得不得了，只听广播已经把闽南话学会了。”戴鸿雁笑着说。
广播站运行经年，对台广播所产生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宣传投诚，也会参与到地下斗争中。戴鸿雁透露，广播站只要接到电话要求24小时不停记录敌人广播内容，则说明解放军有叛徒投敌；要求今晚几点一定要广播一首什么歌曲，则说明是给对面的地下党发特定信号。
具体歌曲对应什么指令，则只有上级领导和身在金门的地下党才知道。
私人定制
戴鸿雁曾经无数次拿起望远镜看汤丽珠。她有时会从播音室走出来散步，有时会穿着超短裙。
他有点想不明白：这是一个长发苗条的漂亮女人，为什么一张嘴却像泼妇骂街呢？
她从1958年待到戴洪雁上岛还在，已坚持三年。其他金门马山播音站的播音员，通常四五个月会调走。戴鸿雁和汤丽珠算是老对手。他骂国民党，她骂共产党，他讲大陆如何好，她夸台湾如何好……嘴巴官司打得没完没了，从来也都是公说公的话，婆讲婆的理。
从军区获得的情报显示，汤丽珠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属于去台人员。
特殊人员，会得到私人定制的特殊待遇。
戴鸿雁和他的战友们特别发动了一场“汤丽珠攻势”。
广播组陆续获得汤丽珠大陆老家亲戚的照片、故居的照片和老家的土特产……精心准备后，好戏开场。
“请国民党马山播音站播音员汤丽珠注意！”
这句话用普通话重复12遍，又用闽南话重复12遍，
戴鸿雁接着喊：“现在广播你的姑姑给你的信……”这还没完，接下来还有她的侄儿给她的讲话录音，并说明她的亲人都还健在，“国民党宣传说你的家人都被杀光了，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现在还过着幸福的生活。”
“你是浙江金华人，你的阿姨做了你最喜欢吃的金华火腿，明天有一艘礼船漂过去金门，请你品尝你老家的土特产。”
很快，汤丽珠被调离金门马山播音站。
角屿岛岛距离金门太近，戴鸿雁在播音之余常会拿起手中的望远镜窥探对方行动，偶尔还会来一段现场直播。
金门马山播音站前面有几个正对厦门的小岛，他们和马山只隔十多米的水面，每天三顿伙食需人工运过去。有一天，一个士兵挑担子不小心摔倒，饭菜洒落一地，身旁的军官抬脚一对踢打。
因为这一段现场直播的广播词带个人感情，戴鸿雁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刚才一个当兵的要从马山挑饭，不小心摔倒，你们当官的对他拳打脚踢，真是太惨无人道，你们国民党的当官的，真是太不近人情了！”
对敌广播，非常注重做好金门士兵的调查研究，以增强编稿和播音的针对性。吴世泽称之为“充分了解敌情”。了解到当前驻金门哪里的人多，就组织哪里的慰问团来录节目播放。福州军区的联络部，负责长期向广播组提供金门驻地部队指挥员的姓名籍贯等情况。而吴世泽在角屿的播音堡中，长期挂有金门敌军分布和人员构成的情报图表。
驻扎福建的31军有军部招待所，战俘招待所，也有起义投诚人员招待所。起义人员之所以建专门招待所被保护起来，原因之一是怕被特务暗杀。戴洪雁曾去起义人员招待所看望那些投诚的国民党士兵。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他的“战利品”，是他的“工作成果”。
戴鸿雁发现，自己和他们聊天时只要一提“蒋介石”三字，那些投诚官兵立刻站起来立正——这已经成为国民党士兵的条件反射。
戴洪雁则马上教育他们，你们怎么能这样？我们提到毛主席，也不会搞这种形式主义。
他还曾见过一个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叫甘裕郎。甘在金门当兵时每天站岗，听到火车的声音就问班长：“这是什么声音？”
班长支支吾吾，说：“我不知道。”
厦门有火车站，也已通铁路。但在国民党的宣传中，一直说共产党不会建铁路，而且赴台官兵的亲属都被杀光，穷得要命没饭吃，三个人一条裤子……但甘裕郎真的在金门听到了从厦门传过来的火车汽笛声，从那时他开始感觉到，共军的宣传可信，并最终投诚。
被专门对待的并非只有国民党官兵。戴鸿雁曾亲耳听到马山播音站直接指名道姓：“共军31军联络处处长王泉激，你不要太嚣张，再为虎作伥我们就派人暗杀。”
而小嶝岛广播站站长徐六保受到的特殊对待则出人意外：因为国民党针对他“私人订制”的广播服务，他直接升官。
徐六保毕业于南京邮电学院，是第一个从地方大学招收的专业播音人才。从1963年上小嶝岛担任广播组机务员开始，一待2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徐六保扎根海岛的事迹被总政发现，被树为全军模范。戴鸿雁透露，总政曾因此批评福州军区，说“你们搞什么？把一个老老实实知识分子丢在海岛那么久，这个人就是不会拍马屁而已。”
通过收集大陆军方的宣传材料，金门马山播音站显然也知道了徐六保的名字。
“共军广播站站长徐六保同志，你为共产党卖命，得了关节炎等一大堆病，我们对你很尊敬。共产党只用你，不关心你。希望你，好好把握。”
1985年春节前后，马山播音站开始对徐六保喊话。1986年4月，徐六保被调到厦门胡里山对台广播总站当副站长，从正营级升为副团级。
当时小嶝乡乡长曾对他开玩笑说：“徐站长，是国民党帮助你提拔的。”28年过去，已退役的徐六保回想当年被提拔的事，也觉得有点哭笑不得：“我能在艰苦的海岛待23年，我就是愿意把一切献给对台宣传事业。提拔不提拔我根本不在意。但上级知道我被金门的国民党部队盯上，可能还是觉得调走比较合适。”
事实上，在徐六保被调离小嶝岛后，金门马山播音站仍然没能轻易“忘记”他，并经常通过广播“嘘寒问暖”。
徐六保向我提供的一份解放军厦门有线广播站（1986年12月13日）台情调研文件显示，12月6日至10日，马山播音站反复广播一篇给徐六保的喊话：小嶝岛广播站徐六保站长，小嶝岛气候恶劣、环境条件差，再加上上级给养不足。所以，你要多多注意……当天，一位叫陈显增的记录员写道：对徐六保点名喊话去年春节期间已有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徐六保同志已于今年四月调离小嶝，国民党重温他们的老黄历，可见，他们对我方一些情况并不十分了解。”
零叛徒
心战效果如此好，大陆也有官兵听广播“中毒”后叛逃到台湾。但在广播站服役过的近5000人中，却无一叛逃。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奇迹。
戴鸿雁的父母曾在他的服役期到过一次小嶝岛，他们知道金门距离小嶝近，但到现场观看后还是觉得近得不可思议，他们第二次嘱咐戴鸿雁：“你千万不要做丢脸的事。”
广播站的人怎么才能不被敌人的播音内容腐蚀？戴鸿雁觉得，任何口头教育都没用，讲多了还反感，“我的班组长半夜起来为我盖被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上级只要关心自己的士兵，老百姓拥护你，这比什么都重要。”
当时渔民抓了螃蟹和鱼，都会送给广播组和连队，让他们改善伙食。戴洪雁当时熟识的四个渔民，现在仍然有一位健在。
会说相声的北京人邰宝林当时是少尉，也是角屿广播站的代理组长。广播站要求每播一次“六条保证”，“正”字就写一划，戴洪雁写字难看，“正”字也写不正。邰宝林就握住他的手写，纽扣掉了也帮他缝。戴洪雁缝衣服不会收线，邰宝林也教他。
数十年过去，戴洪雁至今感恩邰宝林对自己的教育。
每逢戴洪雁值班播音，他习惯把五六式冲锋枪放在手边，身上还带着两颗手榴弹，枪口则始终对准播音地堡大门的方向。
走出播音地堡，20米外就是大海。万一金门的水鬼（特种部队）过来摸哨，戴鸿雁还能靠打枪为角屿岛上的驻军发出信号。
离开角屿岛后，戴洪雁曾在福建省公安厅工作多年，其中跟赖昌星打过七年交道。他去过红楼，吃过饭到七点必走，不会参加其他活动。两三次后，赖昌星再也不叫他赴宴。
后来赖昌星出事，戴鸿雁身边的人被抓走不少。他至今将自己的坚定归功于角屿那些年枪林弹雨的磨练。这个只有0.2平方公里的小岛，在两岸炮战期间先后被上万发炮弹轰炸。广播堡周围少说也落下大小炮弹三四千发，弹坑遍地。
赖昌星请吃饭时，不知为什么，戴鸿雁端起碗总想起自己用海水煮的“角屿粥”。
在角屿那几年，金门什么地方是假岗哨，哪个方向最安全，雷达死角在哪里，戴鸿雁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笑言，如果要投敌，没有谁会比我的效率更高。
有一次慰问团来岛上唱《洪湖赤卫队》，戴鸿雁拿着录音机去记录，想作为播音素材使用。当他听到“娘啊……儿死后……将儿的坟墓向东方……”，眼泪突然掉下来。
后来他发现，其他专心听演唱的战士也开始流眼泪，演唱者也边唱边流眼泪。戴洪雁说，当时听这些歌词，内心已把唱词默默改为“将儿的坟墓埋在角屿岛，让儿看着台湾升起红太阳。”
最著名的投诚者
在台湾的宣传下，一些大陆军民会从内地来到厦门海边，要“奔向光明”。
曾经有个水性很好的人跑到厦门。他要游到金门去投敌，但不懂得潮水涨退规律，甚至基本地理常识也不具备。结果早上起来从厦门岛跳到海里，游到鼓浪屿，上岸就高喊“国民党万岁”。
这不是段子，是真事。
对普通人来说，即使水性好，不懂潮汐规律，想游到金门或厦门去并不容易。
林正谊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作为金门守军的一名上尉连长，林正谊长期观察，知道对岸哪里没有地雷，知道哪个角度游泳最不费力。
1979年5月16日，林正谊泅渡时为在黑暗中找准目标，始终顺着角屿广播站播音的方向游。在做出事关命运的重大抉择后，角屿广播站的声音成为他投诚大陆的灯塔。
他当晚曾下命令称，今晚有演习，有士兵扮演共军侦察兵登陆，所以看到海面有情况时，不要开枪。下水之前，他甚至用锅底灰涂在身体上，以免从岗哨走到海边的这一段路上暴露。
戴鸿雁从军队内部得知，为怕角屿守军误会，林正谊曾用手电筒和口哨打信号，让角屿岛的驻军别开枪。林上岸后，立刻被控制并上报，31军联络处长连夜赶到厦门。林正谊当时提了两个要求：要求不要公开；要求读书。
在金门地毯式搜寻三个月后，台湾军方宣布林正谊失踪。事实上这时林已更名林毅夫，并进入北京大学读书。
戴鸿雁说，徐向前在北京曾跟林毅夫长时间交谈。徐当天谈兴浓，一直不停讲话，直到秘书担心他的身体状况而出口劝阻：“徐老总，差不多了。”
徐大怒：“差不多？林先生怕还听不够呢！”
七元帅到访
晚上七点到十点，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每年会有数次到角屿岛一号岗哨站岗。戴鸿雁站在播音地堡外还能看到他。这些军区大领导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在鼓励着戴鸿雁做好播音工作。
在他印象中，皮定均非常爱钓鱼。有一次还在白天，国民党望远镜看得见的情况下跑到海边钓鱼。鱼咬钩了，皮定均也不收线。他现在回想，皮定均当时有可能是在思考，想着如果再打金门，到底如何才万无一失。金门的守军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位坐着钓鱼的人是他们在对岸的“死对头”，而且来头不小。
皮定均是播音员戴鸿雁见过的“大官”，命运让他见到了七个更大的“大官”。
1962年夏天，戴鸿雁接到命令到厦门胡里山炮台（厦门对台广播站总部）报到，当时告诉他的理由是：你长期在角屿岛很辛苦，是五好战士，出岛休整一下。
戴鸿雁知道，肯定是有重要接待任务。
做广播员的戴鸿雁从来没出过晨操。其他兵种的士兵起床会锻练身体，戴洪雁起床则练嗓子。但之前在角屿岛时，他已被开始要求练几个月的走正步。对台广播站基本不接待地方领导，只有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上领导才可能被接待。
这次任务的重要程度出乎戴鸿雁意料：从驻守福建的31军的军长、政委，再到福州军区联络部长、参谋长，来先期视察接待工作的人规格越来越高。
直到接待的前一天，戴鸿雁听到“罗总长要来”，罗总长是罗瑞卿。戴鸿雁对罗瑞卿的第一印象是个子高，气势逼人。他看过广播组的播音后指示：“你们一定要自然，有的人敢看我，有的不要怕得不敢看我。”
戴鸿雁明白， 这次肯定是中央或军委的大领导要来。
第二天七点半，胡里山周边已全部戒严，每隔十米有一个士兵端刺刀站岗。九点钟，罗瑞卿、皮定均先到，厦门市公安局并未进入现场，只负责外围警戒。
“下来了。”戴鸿雁站在胡里山广播电台总站播音室里，听见门卫说了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正在此时却出现意外。
胡里山广播站大门口一位岗哨不知脑袋犯什么晕，拦住走在最前面的罗瑞卿，问“首长你们是哪里来的？”
训练半年，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出这种纰漏。戴鸿雁回忆，皮司令当时直接把岗哨拉到一边，双手左右开弓后脚再踹上身，然后怒喝：“叫你们连长出来站岗！”
罗瑞卿随即下令，岗哨全部撤换成自己带来的人，负责端茶的人也全部撤走。这只是开始。接待室里的桌椅也被撤换成他们带来的，开水也从随从带来的二十多只水瓶里倒出来。
直到此时，戴洪雁还不知道是七个元帅来视察。
一群人走进播音室。他拿眼角向上扫，第一个认出来的是陈毅元帅，其次是贺龙。戴鸿雁看过陈毅的照片，贺龙则有标志性的小胡子。除了朱德、彭德怀和林彪，十大元帅中的七个全部到场。
刚开始是一位女播音员先表演，戴鸿雁站在她旁边，还没发声，他的手和脚都开始不停发抖。这是他唯一一次站着播音，而且是表演性的。
他熟识的一位上级走过来说，平时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戴鸿雁慢慢平静下来。
女播音员用普通话播“六大保证”，戴鸿雁用闽南话播。七大元帅听到闽南话的播音时，戴鸿雁明显能感受到他们的好奇。整个表演过程不超过三分钟。
31军联络处处长王泉激后来告诉戴鸿雁，朱德曾说“我一定要去，我这辈子不一定能解放台湾，但一定要到最前线去看一看。”
但朱德的专车到厦门大学附近仍被拦下来，他毕竟是朱老总，“去七个已经有很大风险，万一走漏风声，后果不敢想。”
此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有不少都来中国学习心战，朝鲜想对韩国广播，越南想对南越广播，阿尔巴尼亚想对苏修广播……作为美国的后院，古巴也想隔海向美国进行心战。
1964年，劳尔卡斯特罗到厦门观看心战播音。他曾问戴鸿雁，这个能听多远？
“反正人不能站在广播前面。有一个江西兵不听话站在前面，当场鼻子和耳朵流血，随后三天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戴鸿雁回答。
劳尔卡斯特罗听完翻译，眼睛直接瞪得又大又圆。
戴鸿雁曾跟广播站的人说，我们一定要播放古巴歌曲《西波涅》。古巴歌曲《西波涅》是一首几乎传遍全世界的经典情歌。
劳尔卡斯特罗当时一听《西波涅》曲响，立刻跳起舞来。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当天，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在人民日报报眉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整整12年后的1991年，确切说是当年4月23日，厦门对台有线广播完成最后一次播音。第二天起，日夜不停喧嚣了38年的对台心战广播从此沉默。
事实上，从1979年两岸炮击停止后，厦金两岸广播内容的战斗与对峙已慢慢转淡，人情味却越来越浓，互相播报天气、提醒对岸下雨记得收衣服成为惯常播报内容。
双方称呼也开始不一样。厦门广播站最早称呼对方是“蒋匪军”，随后对方变为“蒋军官兵弟兄们”，后来又改称“亲爱的国民党军官兵弟兄们，亲爱的金门同胞们”。播音的风格、语气也有很大改变，“清晰、自然、亲切、动听”成为对播音员的播音要求。
整个20世纪80年代，金门马山播音站则有一个杀手锏一样的节目内容，叫“邓丽君”。
1991年4月23日，厦门对台有线广播完成了最后一次播音。第二天起，喧嚣了38年的广播站从此沉默。
作者商华鸽，知名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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