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金斯學會《美國對華政策的未來——對拜登政府的建議》 ☆來源：中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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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12

導讀為了增進對美國智庫動向及美國戰略界對華政策思想脈絡的追踪，小i整理了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發布的題為《美國對華政策的未來——對拜登政府的建議》系列長篇報告。該系列報告向拜登政府提出了系統性對華政策建議，分為總報告和17篇分報告，內容涵蓋美對華政策“雙邊外交與盟友合作”、“亞太安全與中美安全”及“經濟、技術與法治”三大主要領域，具體包括經貿關係、同盟政策、地緣政治、高新技術、數據安全及氣候政策等議題，翻譯此報告意義在於明晰拜登政府對華政策走向，做到知己知彼，更理性地展望中美關係發展。該報告僅代表作者觀點，請讀者批判閱讀。

前言

近年來，中美雙邊關係敵對加劇，合作領域逐步收縮，兩國解決問題或處理相互競爭利益的能力已經萎縮。本報告並不試圖研究近期兩國關係下滑的原因。相反，作者們提出了一系列關於美國應如何調整對華政策的務實建議，以及有效保護和促進美國利益及價值觀的方式。這份有關美國對華政策未來的報告旨在提出相關務實政策。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與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於2018年1月建立合作關係，該報告是雙方合作的成果。本報告的各個章節——均是在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公佈前撰寫的——並不主張任何制度立場，也不提倡有關中美關係的任何一致觀點或共同目標。作者從自身經驗和專長探討了各自所寫關係的各個方面，報告章節僅代表作者的個人觀點。

本報告涉及中美關係的廣泛議題，但並未涵蓋雙邊動態關係的各個方面。導言部分為重塑中美關係提供了框架。第一部分重點論述“雙邊外交與盟友合作”；第二部分從亞太地區和中美雙邊角度提出了有關安全問題的建議；第三部分包括經濟、技術和法治領域的各種政策建議。從總體上看，所有這些章節都在於提供具體的建議，旨在加強美國安全、繁榮和價值觀，並推進中美關係向前發展。

01 導言

應對中國挑戰：戰略競爭對手而非敵人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傑夫·貝德(Jeff Bader)

中國迅速崛起為大國，很快就會使美國擁有一個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美國面臨的挑戰將是如何在新出現的戰略競爭中投射和捍衛其政治、經濟、軍事、技術利益，同時又不尋求與中國“脫鉤”，直至形成新冷戰。中國的挑戰是不可否認的。它正在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路上，在對經濟和軍事全球領導地位至關重要的技術平台創新方面與美國展開競爭，擴充軍力。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製衡美國，並在一些多邊機構和標準制定機構發揮決定性影響力。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加劇了它們的對抗，但大多數問題都是大國競爭中固有的。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不必因係統性分歧而妖魔化中國。

雖然中國看起來像個龐然大物，但它也有自身局限。

美國應對中國挑戰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美國在技術平台創新方面的歷史優勢，建立多邊聯盟以規範中國在國際中的行為，重建美國破碎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重新定位中國的國際領導地位。雖然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將是近期的總體框架，但把中國當作敵人有悖於美國利益。在一些跨國問題上，美中合作至關重要，比如氣候變化、核不擴散、公共衛生和抗擊流行病，以及緩解地區熱點的緊張局勢。美國的敵意將得到下一代中國人的報復，他們直到最近還對美國持積極看法。美國不應在外交、科學、學生交流與合作、經濟保護主義等方面與中國展開逐底競爭。作為一個開放的社會，美國不應尋求也不可能贏得這種競爭。

02 “雙邊外交與盟友合作”系列內容提要

設計一個與中國打交道的新外交框架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員何瑞恩(Ryan Hass),

邁克爾·阿瑪克斯特(Michael H. Armacost)

近年來，美國和中國之間外交活動的強度發生了變化。這種拉鋸不利於美國處理與中國的複雜關係——這種關係中，除了深刻的相互依賴和共同挑戰外，還存在著尖銳的對抗。

美中關係的現狀並不支持回到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所特有的直接外交狀態。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在當前情況下，如此重視對華外交的天平會讓美國在亞洲或全球佔據更有利的地位。

同樣，在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缺乏對話成果、兩國關係急劇惡化，表明惡意忽視並不是一種有利可圖的外交姿態。下屆政府需要在這兩極之間找到一個持久的中間點，支持美國在國內外的當務之急。

與中國開展直接外交的目的是影響中國如何確定和追求自己的利益，敦促中國為應對兩國面臨的挑戰貢獻自己應有的一份力量，闡明美國最優先考慮和關切的問題，並減少意外衝突的風險。這種做法要持久，就需反映美國公眾對中國的看法以及美國盟友和夥伴對中國的擔憂。

為了取得這樣的平衡，下屆政府可以從採取漸進的方式恢復與北京的對話渠道開始，這不僅是為了讓盟友和夥伴相信，華盛頓把恢復與它們的關係作為頭等大事來優先考慮，而且也是為了向北京表明，美國將把重點放在推進明確的目標和利用實質內容來推動有關接觸的決策上。中美高層間有必要發展一種高效的領導層關係。要使領導層一級的互動產生最大的效果，就必須推動這種互動，並通過內閣和內閣以下一級就關係中的具體優先問題進行的對話獲得信息。

與歐洲盟友合作

波特·斯圖爾特憲法學教授、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主任葛維寶(Paul Gewirtz)

美國外交政策專家普遍認為，通過“與盟友合作”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的單邊行動，美國在與中國打交道時將擁有更多影響力。然而，新政府要想就這一重要想法採取行動，就必須確定可以進行有效合作的優先政策領域和具體問題，還必須制定實現這一結果的外交戰略。本文確定了在中國問題上進行跨大西洋合作的5個有希望的優先領域：（1）經濟問題，（2）技術問題，（3）人權，（4）重振國際體系，（5）氣候變化。

但與歐洲盟友合作制定共同的、協調一致的對華政策並非易事。儘管歐洲內部的趨勢顯然是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但我們所認為的利益和目前的政策在重要方面存在分歧，歐洲對中國的基本態度比美國目前的做法更多層次並且細緻入微。在經濟方面，歐洲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超過了美國，儘管歐洲正日益抵制中國的經濟政策;此外，歐洲和美國本身也是強硬的經濟競爭對手。歐洲也不像美國那樣把重點放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問題上。歐洲在氣候變化等領域與中國展開了密切合作，同時在其他領域採取了更強硬的立場，而美國目前已經放棄了與中國的大部分合作。除了美國和歐洲目前的對華政策存在分歧之外，在特朗普政府執政4年後，歐洲人對美國極度不信任。

對美國新政府來說，與歐洲制定一項更具合作性的對華政策，必須與在外交上與我們的歐洲盟友和歐盟恢復信任的更廣泛和密集的行動相適應。恢復歐洲的信任需要時間和熟練的外交手段，甚至需要對“美國領導地位”的含義有新理解。但是，如果決策者能夠在應對全球挑戰方面展開強有力地跨大西洋合作，那麼美國將受益匪淺——這在任何方面都不亞於單獨中國採取政策。

制定新的美國對華方針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中國與世界方案教授兼主任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

縱觀歷史，共同的威脅使得關係原本緊張甚至充滿敵意的國家能夠合作：想想20世紀40年代初美國和蘇聯結盟對付希特勒;或者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美蘇聯手在全世界消滅天花病毒;又或者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70年代和80年代結盟對付蘇聯。COVID-19流行病是典型的共同威脅。但這一流行病非但沒有促進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合作，反而通過互相公開羞辱、小打小鬧和基本上毫無根據的指責而加劇了敵意，而且就特朗普政府而言，總統還採用了種族煽動的標籤。此外，美國還攻擊並撤銷了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經費，該組織是一個重要的多邊組織，可以促進美中合作，最大限度地發揮這種合作在世界各地的效用。最後，美國允許公開依賴外國供應——尤其是中國供應的醫療個人防護設備，包括醫用口罩——來加劇此前對國際貿易和全球化的嚴重不信任。

未能抓住這一合作機遇已經在這場危機中加重了中美兩國人民的痛苦。如果這種失敗持續到2021年，那麼一場更大的災難可能會發生在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南半球。這一流行病及其造成的全球衰退將對發展中國家的健康和經濟造成嚴重影響。如果華盛頓和北京未能合作降低非洲、拉美和亞洲的健康和經濟代價，這將損害兩國的外交聲譽。如果華盛頓繼續充當在這一流行病問題上進行雙邊和多邊合作的主要障礙，而北京採取單邊行動並與多邊機構接觸，而美國在這些機構中又基本不存在，那麼美國在與中國進行的更廣泛的戰略競爭中的外交地位就會遭到不必要的削弱。最後，如果美國試圖通過笨拙的保護主義措施來解決其對重要製成品進口的依賴，華盛頓將通過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無視世貿組織的規則和攻擊世貿組織的裁決機構，加劇過去4年中對國際經濟合作的損害。

重啟中美氣候接觸

布魯金斯學會能源安全和氣候倡議高級研究員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

美中關係的惡化使雙方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合作的能力複雜化，但這種重新開始的接觸至關重要。恢復氣候協調既取決於總體關係中競爭與合作的結合，也取決於兩國準備大大加強氣候行動的程度。當選總統拜登明確表示，他致力於讓美國走上一條到2050年實現零排放的道路。中國在清潔能源轉型方面的記錄好壞參半——中國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領域的領先者，但仍在國內外加大煤炭消費。拜登需要向中國表明，氣候變化對他的國家安全願景至關重要，如果中美兩國準備採取積極的氣候行動，那就會面臨共同的機遇。與此同時，美國將需要部署額外的工具，與歐洲和其他盟友密切合作，以表明任何不真正承認氣候必要性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

在奧巴馬執政期間，中美氣候關係是全球進展的核心，最終達成了《巴黎氣候協定》。從2009年2月克林頓國務卿首次訪華，到2009年3月我與中國外長解振華的首次會晤，政府立即開始發展這種關係，我在那次會晤中提出，通過克里建立一個新的中美氣候變化工作組，努力使氣候問題成為通常令人擔憂的中美關係中的一個積極支柱。奧巴馬總統和習近平主席2014年11月在北京發表歷史性的聯合聲明，一年後又簽署了《巴黎協定》。我們合作的性質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2015年，解部長和我仍在巴黎戰鬥到最後兩天。但雙方逐漸認識到，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會達成協議。

當然，唐納德·特朗普停止了中美氣候接觸。拜登上任後，與中國再次有效合作應對氣候變化將至關重要，因為鑑於我們的規模——2019年中國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27%，美國占13%——我們的影響力、我們榜樣的力量，如果我們兩國不全力應對，就根本沒有辦法遏制全球氣候變化。然而，鑑於中美總體關係的惡化和氣候變化挑戰的不斷變化，恢復我們的氣候合作將會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03 “亞太安全與中美安全”系列內容提要

改變美國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基地結構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外交政策研究主任邁克爾·奧漢隆(Michael O'Hanlon)

2021年及以後，美國應該如何在更廣大的印太地區部署軍隊？在中國擴大軍事能力和介入範圍——從斯里蘭卡到巴基斯坦再到吉布提——以及五角大樓主張增加分佈式基地和行動的時代，美軍也應該考慮大幅擴大在該地區的足跡。然而，美國在實施任何此類計劃時都應該緩慢而謹慎。

今天的美國軍力態勢與承諾、利益和威脅非常吻合。考慮到兩國的規模、經濟/軍事/戰略影響力以及威脅環境等因素對其重要性的影響，日本和韓國是美國在該地區最重要的兩個盟友。澳大利亞儘管也很重要，但由於該國距離印太地區的主要潛在行動區域較遠，危險性也較低，因此美國軍事基地的功能相應地更有限。假設美國與越南或其他亞洲大陸國家建立新的同盟關係，那麼這種關係所造成的脆弱性將不亞於所帶來的好處，因此，目前無需尋求新的軍事同盟。在某些情況下，加強與菲律賓的同盟關係可能是可取的，但鑑於杜特爾特政權的性質，以及美國被捲入在那個並不重要的地區所發生的暴力爭端中的可能性，加強聯盟目前並不有利。美國加強在關島的軍事存在，獲得進入新加坡和帕勞的權利，這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應對當前威脅的要求。美國海軍計劃把美國海軍力量的60%——而不是傳統的50%——部署在印度洋-太平洋一側（這可以追溯到奧巴馬時代的再平衡政策）是有意義的，而且就目前而言也是足夠的。

當然，可能需要採取一些小的額外措施。深化與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的四邊安全合作是有意義的;甚至可以擴大到包括韓國在內的五國合作。即使不包括主要作戰基地，美國適度增加在全球各地的駐軍——例如在菲律賓——也可能是有意義的。總體而言，美國在廣闊的西太平洋的地位是穩固的，存在的脆弱性無法通過不同的駐軍安排輕易減輕。相反，他們需要採取不同的、更加間接的、不對稱的戰略來維護利益和保護盟友。

避免南中國海的衝突：恢復規則和克制的措施

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董雲裳(Susan Thornton)

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進步和不斷增強的實力，以及該國對有爭議的海上主權聲索的蠻橫執法，都有可能破壞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包括維護航行自由、進入全球公地的權利以及為盟友和夥伴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護傘。然而，美國將發現越來越難以成功地捍衛盟國和夥伴國的立場，這些國家試圖利用海上資源，或通過展示軍事存在作為威懾在南中國海存在重疊或有爭議的主權聲索區域行使主權。美國政府最近宣布將在菲律賓部署美國海岸警衛隊快艇，以協助巡邏此類爭議地區，這只會讓這種兩難處境變得更加緊迫。

美國不應繼續試探目前做法的有限性，因為此種失敗將嚴重損害美國利益，而是應該改變策略，尋求與中國達成妥協，重新重視國際法，明確傳達期望，並最終就資源開發和保護達成協議。中國和美國以及南海的聲索國應該在危機爆發前攜手合作，以尋求“合作螺旋”，從而恢復信任，並在這一重要而繁忙的航道上重建法律、規則和克制。東南亞國家並不願看到中美在這片水域發生衝突，只要它們的利益能夠被關注，它們將樂於減少南海的軍事緊張局勢。雖然在當前的外交氛圍下，這一目標不易實現，但美國和中國的外交官以前就在應對挑戰上取得過進展，相信可以通過善意和冷靜的務實態度再次做到這一點。

在東南亞與中國競爭：經濟要務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喬納森·斯特羅姆塞思(Jonathan Stromseth)

隨著大國在東南亞的對抗加劇，中國正越來越多地通過經濟手段實現其在該地區的戰略目標——這一點在其標誌性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得到了最生動的體現。經濟因素在塑造東南亞領導人在中美分歧的政策選擇上發揮著重要作用。當然，安全問題將繼續在這種決策過程中產生共鳴。預計東南亞國家在感受到中國的“威脅”——特別是在涉及領土完整的問題上——時會對北京進行反擊(並對美國的政策立場更加開放)。這些擔憂將為華盛頓在安全領域繼續打開大門。然而，長期以來引導美國思維的以安全為中心的範式不足以透過它來審視和理解該地區。隨著東南亞開始從新冠疫情中恢復過來，美國還必須改善其在該地區的經濟狀況，因為在這一地區，中國已經主宰了貿易和旅遊業，其基礎設施投資即使不超過日本，也與日本相當。美國目標不應該是對抗“一帶一路”倡議並創建一個分而治之的地區，強加的選擇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可能會使美國邊緣化，而應該是開發出具有說服力的替代選擇，然後基於實力與中國重新接觸。

為了與中國競爭並有效維持美國的實力和影響力，華盛頓應該採取以下措施來改善其在該地區的經濟地位：

1. 在東南亞與盟友和夥伴展開基礎設施協調：美國應該將現有的多國平台投入使用，以促進該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華盛頓不應錯失與中國競爭、為美國投資者帶來好處以及與該地區主要夥伴合作展示高標準和最佳做法的機會。

2. 建立一個地區戰略經濟接觸中心：為了激發與盟友和夥伴的合作，華盛頓應該任命一名基礎設施特使，在駐新加坡大使館領導一個新的地區事務中心。該中心的工作人員應當是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美國國際開發署、美國進出口銀行和美國國務院的代表。

3. 分析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代價和好處：當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月退出TPP談判時，美國實際上將在亞太地區的經濟領導權拱手讓給了中國。美國應該考慮重返TPP大家庭。首先應舉行國會聽證會，審議成本收益，評估其對美國勞動力和中產階級的影響，並確定重新談判的可能領域。

4. 深化與越南等新興夥伴的雙邊關係：華盛頓應該在2021年年底前與河內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這將表明，美國與亞洲的關係是創新和發展的，可以促進與東南亞大陸更廣泛的發展合作。這一夥伴關係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應該是擴大與一個預計將在今年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的經濟關係，而且此前它成功地控制了“COVID-19”。

5. 重振並重新構建與該地區的對外援助合作：特朗普政府把對外援助和發展說成是“通往自力更生的旅程”，但今天的發展越來越多地受到全球性挑戰的威脅，比如流行病和氣候變化等需要多邊解決方案。未來，在一定程度上為了保護美國經濟的未來，美國應該擴大對解決這些緊迫的全球挑戰的集體努力的支持。

6. 在氣候變化等特定問題上與中國重新接觸：美國應該與中國合作應對東南亞這個特別容易受到全球變暖影響的海洋地區的氣候變化問題。中美可合作在世界銀行設立一個多方捐助者信託基金，第三國可以向其申請氣候支持，或者乾脆鼓勵區域開發銀行提供共同融資，以解決這個問題。

中美關係的風險防範和危機管理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中國戰略倡議主任研究員、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研究員拉什·多希(Rush Doshi)

中美關係已經跌至1979年正常化以來的最低點。然而，在此形勢下，兩國軍隊在海上、空中、網絡和太空領域的活動距離卻越來越接近。

20年前，北京和華盛頓和平解決了兩國飛機在南海上空相撞的事件。但是隨著互信削弱和工作層面關係受損，類似事件得以解決的可能性很低，而且可能升級為軍事衝突的風險正處於50年來的最高點。

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和中國投入建立了一系列規則、制度和溝通機制，以管控衝突風險。在未來一段時期內，美國和中國將需要不斷表明它們對這些機制的興趣，以及即使在政治緊張加劇的情況下仍有維持這些機制的意願。兩國政府均需要擴充涉海規則和製度，使之包括中國海岸警衛隊、海上民兵以及中國海軍，兩國還需要大幅增加現有行為準則的細節。兩國還需要在太空和網絡領域採取類似的做法，因為美中在這些領域幾乎沒有危機溝通機製或行為準則——最終也可將這些努力擴展至新興技術領域。

最後，中美需要在最高領導層進行更多互動，以便促成展開相關工作，並維持後續進展，雙方還應在操作層面上進行努力，以便建立“操作上的信任”並熟悉標準的操作程序。儘管美中對抗的原因可能很難消除，但這些機製或許能夠約束兩國競爭並控制其後果。

04 “經濟、技術與法治”系列內容提要

制定應對中國的替代經濟戰略

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

在特朗普政府期間，美國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已經惡化。由於美國征收的關稅，美國的進出口均出現下降，雙向投資也在下降。美國的政策旨在增加對中國的出口，改變中國的各種貿易做法，但到目前為止均宣告失敗。針對具體出口目標的“有管理的貿易”方式並沒有奏效，應該取消這種方式，轉而關注中國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非關稅壁壘;某些部門對外國投資的限制;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強制技術轉讓;國有企業在經濟中的廣泛作用;以及發展特定技術的補貼。這些政策限制美國公司和工人對中國及第三國的出口。讓中國達到發達國家的標準將帶來新的貿易機會，並增加美國人的收入。

與中國打交道的另一種經濟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是：

1. 通過談判降低美國對中國產品徵收的關稅，換取圍繞上述結構性問題的“第二階段”協議;

2. 停止談論匯率和貿易失衡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分散了人們對主要問題的注意力;

3. 與盟友協調對華經濟政策。這將包括與歐盟以及日本和韓國進行對話，就中國具體改革的重點達成盡可能多的一致。理想的情況是，美國將重新加入TPP，並努力推動新成員加入(韓國、更多東盟國家、甚至英國)。目前，隨著《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和《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情況下繼續推進，美國有可能在亞太地區被邊緣化。

4. 與中國就其在國際經濟機構中的作用進行談判。例如，如果中國要加入巴黎俱樂部，美國就可以支持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發揮更大作用。同樣，如果中國加入發展援助委員會並通過競爭性採購項目使其“一帶一路”倡議貸款更加透明、更加優惠，那麼美國可以在世界銀行為中國爭取更大的影響力。總而言之，如果美國希望中國改變其行為，它必須願意在與我們相稱的國際機構中發揮某種作用。

5. 使我們在國家安全領域的政策合理化。減緩中國的增長或扼殺華為都是不現實的國家安全目標。中國的GDP總量很可能在15到20年內趕上美國。因此，美國將不得不忍受一個擁有與我們完全不同體系的龐大的中國。顯然，美國需要通過出口和投資控制來保護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影響的技術。但是，如果對受影響的經濟部門的定義過於寬泛，那麼就會導致重要活力喪失。大部分經濟應該對貿易、投資、聯合研究和學生交流開放。美國擁有巨大的優勢。如果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美國公司和工人預計會做得很好，並從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中獲益。

制定多邊技術和網絡安全政策

耶魯大學法學院高級研究學者兼法學講師、蔡中曾中國中心執行主任羅伯特·威廉(Robert D. Williams)

地緣技術變革正在美中關係中引發一系列經濟、國家安全和人權問題。調整技術競爭和一體化將是下屆政府面臨的首要外交政策挑戰之一，需要美國採取多層面戰略，優先考慮與盟友及夥伴的合作。特朗普政府的技術路線過分依賴單邊措施，而非建立願意採納和執行共同規則和做法的國家聯盟。美國的政策應當尋求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和戰略技術，維持和加強使這些技術成為可能的創新生態系統，並維護美國的人權、民主和法治價值觀。

現實外交政策的任務是通過多邊框架來推進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這些框架必須認識到其目標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廣泛認同的。為此，下屆政府應在以下方面執行強有力的政策議程。

1. 建立國家數據安全和隱私框架

2. 發起多邊數字貿易倡議

3. 對惡意網絡活動實施有意義的懲罰

4. 振興處理新技術的國際法和機構

5. 授權專門機構負責內部和外部技術政策協調

解決美中科技糾葛的數據安全風險

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薩姆薩克斯(Samm Sacks)

美中技術的相互依賴給跨境數據流、數據隱私和數據安全帶來了一系列挑戰。這些挑戰超越了網絡間諜和保護知識產權的傳統風險，進入到了管理數字技術所創造的大量數據方面的新問題。然而，解決這些問題的正確方式需要一種更廣泛的方式，不僅僅局限於美中技術衝突的內部。相反，美國是時候為互聯網治理提出一個全面的設想了。

數據的價值是在流動的時候實現的，但正確的保障措施必須到位。美國決策者不能對數據建立新的主權邊界，也不能對中國企業實施一次性禁令，不管中國採取什麼行動，都必須提出美國的互聯網管理構想，以自身的方式打造一個注重隱私保護、安全和開放的互聯網。學者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也主張建立開放的國際秩序，但她寫道，當我們“與錯誤的人或事物聯繫過密、聯繫不夠緊密或聯繫不當”時，就會出現問題。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建立一個讓美國在正確的地方連接和斷開的體系。以下是該系統的主要支柱：

1. 通過一項全面的聯邦隱私法律，並大力執行，以管理所有公司如何收集、保留和分享數據。

2. 創建一種多邊方法，重點是允許某些類型的商業數據流動，為數據制度達到商定門檻的國家創造激勵機制，但不阻礙數據流向那些沒有達到商定門檻的國家。

3. 制定有針對性的方法，評估在各種交易中獲得不同類型數據所構成的風險，因為並非所有數據都具有同樣的敏感性，必須區分國家安全和隱私風險。

4. 制定與技術解決方案(如加密、聯合學習等)的發展協調的政策，使在低信任環境下的安全成為可能，認識到世界是相互關聯的，不可能完全斷開使用中國設備的網絡。

現在是時候奪回美國在製定數據驅動的新興技術管理規則方面的全球領導地位了。不作為將意味著把領導權讓給歐洲、中國和其他政府，這些規則正處於初級階段，數字經濟正在重塑世界。

來源：布魯金斯學會、參考消息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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