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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7/3
記載31位於1950至196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期間，在台灣被捕犧牲烈士生平事蹟與活動史料的《血沃寶島－－中共台灣英烈》，今（2022）年4月在北京出版。該書引言由劉結一以中共中央台辦主任身分撰文，由人民出版社與九州出版社共同出版發行，作為慶祝中共建黨百年“獻禮”，規格之高，可見一斑。
新書座談會於6月2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副主任劉軍川主持，劉結一出席發表講話。據報導，“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軍隊有關單位、有關民主黨派，以及部分在台犧牲英烈後人、專家學者、青年、出版單位代表等參加座談會”。
對彼岸的他者化與妖魔化
縱覽全書，其性質躍然紙上。可以說，這本書是中共多次宣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以及美國發動對華全面遏制與台海情勢風急浪高的客觀環境下，對內進行思想統一和動員的一份重要文本。劉結一在該書引言連續四個段落以“我們應當以英雄為榜樣”開頭，進而帶出“堅定信念，忠誠於黨”、“牢記使命，實幹擔當”、“敢於鬥爭，英勇頑強”、“嚴以律己，甘於奉獻”等四種精神典範，並期許透過這段歷史“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促進祖國統一進程”，說明中共此際出版《血沃寶島》之現實意義。
相較於該書在大陸引起的重視和討論，在“轉型正義”喊得震天價響的台灣幾乎無人知曉。然而，《血沃寶島》之於台灣的重要意義，在於內容收錄了翁澤生、林正亨、李蒼降、鍾浩東、張志忠、郭琇琮、簡吉等七位台籍中國共產黨黨員，從反抗日本殖民到投身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具體實踐，印證了書中引言“台灣島內的革命鬥爭是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長年以來，國民黨反共教育與民進黨反中教育兩相結合，主宰了台灣社會的主流意識型態。期間經歷了中國人認同到“去中國化”下的台灣人認同的思想改造過程，中共及其治下的人民與土地，成了不斷“外部化”、“他者化”於“我們”的“洪水猛獸”。這樣一本紀錄台灣人在內的中共黨員，為了解放台灣而流血犧牲的著作，在台灣居然受到冷落和邊緣化，可說是其來有自。
“去中國化”台灣人自我認同的建構，除了奠基於附庸在美國意志的“民主選舉”機制之外，另一項運作要素，即對海峽彼岸的排他化、敵人化、妖魔化。這一點，從王曉波教授親歷的1970年代台大校園“民族主義論戰”，爭論集中於“反共”和“愛國”孰先孰後，以及“同胞”有無包括大陸人民等等，為突出之表徵。
“我們”的兩種認知光譜
於今，台灣社會對待白色恐怖歷史的態度，基本可化約為兩種光譜。一種是民進黨式的“轉型正義”史觀，雖不否認受難者參與中共地下黨的史實，但以民主自由、程序正義、多元主義等“台灣價值”，解消了受難者的主觀能動性及其理念信仰；甚至在“國安五法”、《反滲透法》等所謂“民主防護網”的實際作為下，從政權的立場根本否定、封禁了受難者的意志，打著反“威權統治”的旗號繼承老蔣的“威權統治”，將兩蔣“反共”的舉措和宣傳“發揚光大”到“反中”。
另一種光譜是國民黨反共史觀的繼承，認為豈可為“匪”平反，並合理化白色恐怖的鎮壓與肅清。在當前的政治語彙中，反對民進黨執政的群體發展出了“綠共”一詞，與之性質雷同的還有“塔綠班”這個網路流行語，潛台詞係將“中共”等同“塔利班”，視為“萬惡”淵藪，再將之比附於民進黨政權，流露出其思想底色。
兩種光譜在台灣共同交織為“我們”，劃出清楚的壁壘界線，與中共有關的人物，就算在台灣生於斯長於斯，那也只能被區分為與己無關的“他們”。對“他們”，頂多能做到“同情式的理解”，但終究不是“我們”一員。
兩種看似不同的光譜其實同源。當年搞“白色恐怖”，在台灣對共產黨員大開殺戒的老蔣，背後是美國鋪天蓋地的反共麥卡錫主義；今天繼承李登輝、杜正勝，把“去中國化”推到極致的民進黨，背後則是美國統治集團的“反共”與“反中”。當年的老蔣，今天的民進黨，國、民兩黨政權的維繫，其實同樣離不開美國統治集團，用列寧的語言，這個統治集團就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產物，政治上的代理人。
台灣人也是中國的主人翁
《血沃寶島》一書收錄了王曉波教授母親章麗曼女士的故事，其敘事並進一步觸及“匪諜之子”王曉波的艱辛身世與堅守立場，正好揭露了台灣內部對於“我們”與“他們”這種二元對立式歷史想像的認識誤區。
王曉波跟絕大多數白色恐怖受難“老同學”一樣，遭受國民黨政權的關押、迫害而不改其志，一直堅持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戒嚴時期參加台灣社會黨外民主運動，解嚴後致力於中國的和平統一。王曉波體認到“我們家族的悲劇，也是中國悲劇的一部分，我們不怨天也不尤人”，如此轉化而來的堅毅氣節在台灣“老同學”身上處處可見，如陳明忠回憶錄說的“無悔”；又如新近出版的台灣第一位女性核子物理學博士林清涼回憶錄《不廢江河萬古流》，書中雖也提到光復初期“那時候我們很討厭國民黨，罵國民黨罵得要死”，但同樣處處可見她力主國家民族復興之志。
王曉波說“身為知識分子，我對台灣人民、對台灣歷史有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他研究台灣史，戮力為台灣抗日先烈與二二八、白色恐怖受難者平反，發現“近代台灣歷史的發展，是與近代中國革命史的發展息息相關的”，總結出“台灣人也是中國主人翁”。
王曉波雖常引用胡秋原先生的“內戰無英雄”，但談到二二八事件後一些主要領導人和參與者逃至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時，則一再強調他們在1949年前往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台灣人“沒有缺席”新中國的成立。2005年王曉波主持的海峽學術出版社，在台灣引進了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於2004年編輯出版的《為新中國誕生而奮鬥的台灣同胞》，更名為《台灣人與新中國》，面向台灣社會介紹了“1945年抗戰勝利至1949年，為新中國誕生而奮鬥的台灣人物和史料”。
和平統一才能真正維護台灣人的人權
他為這本書台灣版特意寫了一篇《出版說明》，其中一段：“中國的革命並未因抗戰勝利而結束，台灣的革命也未因台灣光復而終結。欲致力於台灣革命的台灣志士，只能繼續於中國革命，而有光復後，海峽兩岸的台灣革命志士致力於新中國誕生的解放革命。”他在文末還指明了這本歷史證言所體現的意義：“中國是我們台灣人民的血脈淵源，中國是我們台灣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中國是我們台灣人民不可侮辱的尊嚴，中國是我們台灣人民以鮮血捍衛的祖國。”
將近20年後，《血沃寶島》的出版，更加說明了“中國”與“我們台灣人民”之間的內在肌理關係。所謂“內戰無英雄”，放在近代中國革命史來看，其實並無否認台灣志士投入到“紅色祖國”的歷史意義與價值，甚至肯定了台灣在新中國解放道路所扮演的角色；反映到兩岸分裂的現實問題上，解決的答案無非是王曉波所言：“只有兩岸的和解、和平發展到和平統一，才能根絕『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悲劇，才能真正維護台灣人民的人權。”
7月30日王曉波教授逝世兩週年前夕，《血沃寶島》一書的出版，借用他曾經的話來說是“歷史的偶然”，卻也恰恰彰顯了中國在台灣、在兩岸都是“我們台灣人民”的應有之義。走筆至此，從“我們台灣人民”的視野來檢視《血沃寶島》，同時也看到了這本書的不足，它應該是一本由“我們”共寫的史書，內在於中國歷史的台灣人民左翼運動，依然在台灣民間愛國統一力量之中，接續繼承和發揚台灣人民反帝愛國主義的光榮傳統。
張方遠 | 媒體工作者、時評作家。刊2022年7月號《海峽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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