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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

《新大學》總編輯何步正兄要我為其《文集》寫一篇序言，由於2017年11月12日創刊的《新大學政論網站》（《新大學》），在理念上是接續民國57年（1968）年元月創刊的《大學雜誌》，因此我需要花一點篇幅介紹55年前《大學雜誌》的發展以及所帶來的影響。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當年《大學雜誌》相當多文章的品質都是相當優秀的，可以說繼《自由中國》、《文星》以後，一直到1980年代末期，是台灣最好的論政與文化雜誌之一，而其中有相當複雜的過程。自民國60年（1971）1月起，《大學雜誌》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接辦，沒有經濟壓力，卻仍對當時的時政批評火力四開，令人矚目。如果，當年國民黨黨中央雖然不見得能夠將《大學雜誌》當做機關刊物之一，但是視為一份黨內外的意見溝通橋梁（以今天的話，叫做黨與社會的溝通平台），則國民黨、黨外、民進黨、台灣、中華民國的命運將大不相同；還可以說，之後的兩岸關係、中國共產黨、中國的發展也會受到影響；再引申下去，日後美國、日本的中國、台灣政策也會不同。由此可見媒體的重要性，不論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為何，媒體的影響力都非常的大，執政者對於媒體既愛且恨，媒體工作者的壓力與風險很高。在威權與極權國家中，媒體受到的管束很大，從而也形塑與同質化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思維與心靈。筆者認為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在每一個社會中非常重要，強調個人身體與財產安全與自由表達權利的保障，不被集體化所壓抑與威脅，欲達到這一點，基本上必須允許媒體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與多元化。

1968至1988年的20年，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經歷不斷且急遽的變動，而這正好是《大學雜誌》的發展時期，因此，研究《大學雜誌》所經歷的過程具有相當的意義。從1971年起《大學雜誌》有兩年多的「言論假期」，我們應檢驗其中過程以及實質上達到了什麼效果？而之後《大學雜誌》的走向，亦值得注意。

中央研究院期刊《台灣社會學》2006 年 12 月第 12 期，其中湯志傑教授文章〈重探台灣的政體轉型：如何看待 1970 年代國民黨政權的「正當化」〉清楚勾勒當年的情形，說：「1969 年 6月，就在釣魚台事件前不久，蔣經國接任行政院副院長。雖然蔣介石已為蔣經國鋪好接班之路，但蔣經國畢竟需要創造出一個新的、自己的『權力基礎』。這是『本土化』政策的背景，也是蔣經國默許《大學》集團倡論國政的緣由。釣魚台事件爆發後，他刻意與《大學》的成員維持良好的互動，並在1971到1973年間多次與學生、年輕知識份子和工商業代表會談。在學生運動還沒有在台灣出現前，《大學》在蔣暗示性的鼓勵下於1971年1月改組，以涵括更多的成員。…在蔣經國默許支持的基礎上，《大學》才敢於提出批判性的建議，並倡議各式各樣的改革。表面上這些言論使得整個政府都遭到壓力，實際上卻幫助蔣經國對抗保守的老一代，進行權力繼承，塑造出必須建立新的領導，以滿足年輕世代改革願望的呼聲。…『革新保台』之所以能成為國民黨政權與呼籲改革者共同接受的理念，正在於改革意謂著走出反攻大陸與法統的政治神話，正視當下的現實，在承認台灣才是當下的本土、現實上中國的基礎上，力求改革，才能真正保有這僅存的『自由的中國』，維繫住政權。在中國民族主義結合關懷本土現實的大潮流下，人們可以各取所需地把現實或本土理解成中國架構下的台灣，或只指台灣而不及於中國，並共同在保護台灣這個前提下團結起來。…不過，蔣經國固然能在背後巧妙地運用《大學雜誌》的力量，壓迫老一輩保守勢力交出權力，但知識份子終究有自己的自主性，即便是蔣經國也無法完全控制這個一部份是自發、一部份由他促成的知識份子團體的發展。」

我們考察張俊宏在民國66年（1977）出版的《我的沉思與奮鬥》，其中回顧：「從六十年底到六十一年中，就可以感覺到氣氛已在轉變，這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了。智者與權者無法再圓滿相處的原因，第一，退出聯合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緩衝，國人的情緒已漸平靜，國際的地位也漸穩固。第二，國民黨內部權力轉型完成，新內閣順利接棒，在內外情勢逐漸恢復景氣、領導權力恢復一元化的情況下，智者就不再有太大的生存空間。…這段期間，黨部開了幾次會，討論開除我的黨籍，最低限度要我離開大學雜誌，這是陳裕清主任告訴我的。…在這個時候，外省朋友們真正關心的可能是雜誌辦好之後，法律上的所有權卻在本省人手中。事實上，由楊國樞擔任總編輯時期，是這一代本省與外省青年共同合作的完美典範，和諧克服了早一代所存在地域觀念的差距。大學雜誌象徵著本省與外省知識青年的結合，只有本省人與外省人好好地攜手合作，彼此練習平等無壟斷的合作，台灣才有前途，社會也才能和諧。…隨後執政黨對青年運動的態度改變，大學雜誌內部這種暗存的差異終於成為難以彌合的裂縫。…國樞兄決定離去，對我而言是極為痛苦的。」

湯志傑的文章與張俊宏的著作前後相差近30年，其中的說法相當一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之際，海外留學生抗議美國將釣魚台交給日本，引發野火般的保釣運動，接著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重力衝擊台灣社會。依張俊宏與湯志傑的說法，蔣經國係透過國民黨中央黨部（筆者認為主要聯繫人應為四組主任陳裕清）「收編」《大學雜誌》，逐步發表革新文章，帶動輿論，塑造國民黨革新形象，緩衝對國民黨政府的信心壓力。此事是否事實？湯志傑曾經參考張俊宏的著作，不能說沒有可能受到張俊宏的影響，然張俊宏並沒有明白說出蔣經國的角色，此事屬實機會不小。當年張俊宏、許信良皆30歲左右本省籍黨部幹事，屬基層人員，若無最上層授意，《大學雜誌》絕無可能主動發表支持保釣運動、更新國會、國是諍言等如此負載強大政治能量的文章，而之後開展幾次的「台灣生產力的分析」座談會中參與討論者的地位，也不可能是張俊宏等人所能夠召集的。從這個角度看，蔣經國在1970年開始實際負責政治權力時，同時介入與掌握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運作，且做為《大學雜誌》背後的「影舞者」，主動出擊，見招拆招，唯一能夠賦予他如此權力（empowerment）的，只有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暨國民黨總裁蔣介石。

整個1970年代，中華民國和台灣處於國際與國內激流的衝盪。以《大學雜誌》為主的改革派，三年之後分裂為五種力量，第一種，參加民國1971年12月開始「台灣生產力的分析」系列座談會的黨內新生派，這些人受到蔣經國注意，在政壇上的發展最好，包括李登輝、孫震、梁國樹、王作榮等；第二種，實際參與《大學雜誌》工作，對國民黨幕後利用《大學雜誌》而非進行實質性政治改革有深刻認識者，其中楊國樞離開《大學雜誌》，選擇學術路線，多年後與胡佛、張忠棟、李鴻禧、黃光國等組「澄社」，明顯對國民黨有疏離感；丘宏達終身未入國民黨，而仍然支持國民黨。楊、丘皆留美博士，國民黨上層人物子弟，時為本省青年張俊宏、許信良所寄望與依託合作，而此合作關係中斷，影響深遠；第三種，1973年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曾參與《大學雜誌》的左翼外省青年王曉波（母親為共產黨員，在台被捕槍決）、陳鼓應等被迫邊緣化，港生何步正之前已返回香港，入《明報》工作；第四種，張俊宏、許信良走上反對國民黨路線，1979底爆發美麗島事件，張俊宏坐牢、許信良逃亡美國；第五種，1974年後，由陳少廷、陳達弘、謝正一等續辦《大學雜誌》，雖仍維持國民黨體制內改革路線，仍時有「越線」文章，《大學雜誌》似從未被查禁，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筆者近日赴國家檔案局查看關於《大學雜誌》解密資料，即看到當年有人檢舉陳少廷情形，日後將逐步整理發表之）。

1977年爆發許信良中壢事件、1978年初余登發案、1979年底美麗島事件，《大學雜誌》皆以轉載方式報導，說明對國民黨的改革失望，但不主動評論。之後《大學雜誌》期間多次轉型，曾嘗試文學報導，《大學雜誌》十周年，民國67年（1978）1月，改為革新版第一期，丘為君主編，從三十年代文學談到當年爭議性話題的台灣鄉土文學，由胡秋原領軍，陳映真、周玉山、鍾肇政、尉天聰、王拓等講述，這一期頗有創意，可能由於社會主義文學性質明顯而受到壓力，革新版未能延續。

次年，民國68年（1979）4月《大學雜誌》124期，這一期《大學雜誌》是創刊以來在內容上最好的一期之一，封面是電影明星夏玲玲。第一篇文章為陶百川於3月23日為《大學雜誌》親自修訂的〈言論文字叛亂罪的構成要件〉，說「過去保防機關曾對匪諜嫌疑人先行逮捕，而後慢慢蒐集證據，因而造成冤獄」。當時正值「余登發匪諜案」軍法審理，陶百川應意有所指（關於余登發案，是冤案，過程極富戲劇性，余登發案導致美麗島事件，全案可拍電影。細節見龍城飛多年前發表於中國時報之《史話》專欄）。

這一期中有許南村的文章〈被壓抑、侮辱和虐待者的文學〉，敘述台灣在日本殖民地時期，被殖民者受到長期壓抑和傷害的惡性影響。一般讀者或許不了解許南村即為陳映真（1937－2016），而當時的有關單位則是清楚的，執政黨是否會感到這篇文章有影射之意，也不是不可能。陳映真在民國57年（1968年，即《大學雜誌》創刊的一年）因組織讀書會閱讀魯迅與馬克思著作遭判刑十年，1975年出獄，1979年又遭警總與調查局逮捕，由白先勇、鄭愁予、陳鼓應等聯名抗議而釋放。1980年代，徐復觀曾公開讚揚陳映真是「海峽兩岸第一入」。有一天，我在胡秋原（即保釣大將胡卜凱父親，胡卜凱亦為《大學雜誌》早期作者，他的姊姊胡蜀石是我在矽谷工作時同事，因此我熟識胡家兩代，我亦開始長期為《中華雜誌》撰稿）家中遇見陳映真，特別向他請教所謂「海峽兩岸第一入」究是何意？陳映真靦腆謙虛地說徐復觀先生太誇讚他了，到今天我還沒有了解徐復觀的意思。不過，後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活絡，陳映真批評中共違反馬克思主義，陳映真又被譽為「中國最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陳映真晚年身體衰弱，求見者絡繹不絕，中共將他保護起來，在人民大學教書，外人難以接觸。

^陳映真

本期刊出〈鄧克保為什麼要寫「異域」續集〉，鄧克保就是本名郭衣洞的柏楊（1920－2008），民國57年（1968年，即《大學雜誌》創刊的一年）3月7日，柏楊49歲，因大力水手漫畫被認為影射蔣氏父子在一島上「稱孤道寡」而遭警總軍法局以「共產黨間諜」、「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罪名，判刑十二年，關於綠島，九年後出獄。此文雖說鄧克保泰北孤軍事，實是講述柏楊突遭逮捕、坐牢與毀家之心路歷程。

本期還刊出〈228與延安〉，詳述中共對台工作，其中四要項「武裝鬥爭、和平統戰、外交孤立、滲透顛覆」，看來今天仍然適用。關於「保釣」，說到李我焱：「在台大與共諜搞讀書會，入獄二年，出國進修後卻聯絡共諜，對留學生做統戰工作」，李我焱確實左傾，1971年9月保釣運動時組團赴中國大陸訪問，並受周恩來接待，然所謂「共諜」事有待查證。這篇文章立場雖右，但是羅列許多外界不明資料，並不是簡單的摘要。

124期碰觸國民黨的神經系統，形同黨外雜誌，看出《大學雜誌》當時主要負責人陳少廷、陳達弘、謝正一等對國民黨深為不滿。後來2000年陳少廷與柏楊同時出任陳水扁總統的國策顧問。

戰後台灣因為政治過度清洗，一直缺乏合法存在與公開交流的左翼思想群體與文藝刊物，其結果就是整個社會往右翼政治與資本主義傾斜，民主化以後的台灣政黨輪替，無法產生明確的政策分別，只能在族群與統獨話題上打轉，加上地方政治、經濟問題積重難返，且國民黨、民進黨皆一意親美，缺乏主體性與方向性，日益演變為孫隆基所描述的「有選舉無民主」的庸俗政治。同樣地，1949年後，中共在大陸上的政治過度清洗，造成整個社會往極左政治與平等式社會主義傾斜，對於資本主義經濟與自由主義思想產生抗體，鄧小平說「我們要防右，也要防左，主要是防左」，就是這個道理。然而共產黨本質就是左，大陸幹部、知識份子與一般人民在共產黨關門教育、鬥爭、宣傳七十多年，也都產生了「左旋基因」，凡事寧左勿右，鬥爭性強，未來中國要穩定地往中間路線的平衡桿上行走，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大學雜誌》斷斷續續辦到1987年9月停刊。整體而言，20年來《大學雜誌》的歷程相當戲劇性，完整見證了一個時代的演變。當年先後參與《大學雜誌》與保釣運動的年輕人們，如同慢慢揮舞翅膀的小蝴蝶，逐漸地影響了時代的發展，是一次典型的「蝴蝶效應」。

關於釣魚台事件與保釣運動，一般很少知悉蔣經國的態度。當時國民黨政府上層包括張群等多不願因釣魚台的歸屬問題與日美衝突，但是年輕人普遍忍無可忍，國民黨方面實需表示意見。王曉波在2011年參加「全球華人保釣運動四十周年」上回憶：「民國59年（1970）9月我（王曉波）和王順寫《保衛釣魚台》，投稿《大學雜誌》遭拒，轉投《中華雜誌》，11月號刊出，胡卜凱於11月17日在普林斯頓的《科學月刊》編輯小組上提出討論，並轉告在芝加哥的《科學月刊》創刊人林孝信，而發起美國台灣留學生的保釣運動。」胡卜凱昨天（2023年9月15日）還傳給我看他寫的回憶文章，如果當年《大學雜誌》刊登了王曉波寫的《保衛釣魚台》，胡卜凱看不到《大學雜誌》，也就看不到《保衛釣魚台》文章。而《中華雜誌》是胡卜凱父親胡秋原辦的，胡秋原把當期《中華雜誌》寄給在賓州費城Temple University讀書的胡卜凱，胡卜凱和當時的留美學生受到王曉波文章中引用五四口號的激動：「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這樣「陰錯陽差」地點燃了海外的保釣運動。（至於只有六平方公里大的釣魚台列嶼是誰的領土？50年來，中台日三方爭之不休，美國則輕鬆坐壁上觀。）

民國60年（1971）5月第41期《大學雜誌》，原來封面內頁刊出以台大校園為背景的兩幅大字「日本無理」、「美國荒謬」，出版前被審稿刪除（何步正提供照片，當時之社長陳少廷，副社長何步正、張俊宏，總編輯楊國樞，總經理陳達弘，社委包括陳鼓應、孫震、金神保等）。然兩個月後，7月，第42期《大學雜誌》卻刊出社論〈嚴厲警告美日政府侵略釣魚台聲明〉，其中說：「試問美國擅自將琉球群島『歸還』日本之前，曾經詢問過當地人民的願望嗎？因此，我們認為，琉球群島的法律地位根本未定。」這篇社論措辭強硬，直指美國政府，符合蔣經國的個性（14年前，1957年「劉自然事件」，台北爆發大規模反美情事，美國情報單位判斷幕後即為蔣經國所指引）。此篇社論對於琉球群島地位未定的說法，遠勝釣魚台列嶼歸屬範圍（近年來中共方面開始挑戰美國將琉球主權轉至日本的法理性）。日後很少研究者注意到當時《大學雜誌》發出此社論應即代表蔣經國與國民黨黨中央的態度。當年國民黨親美，骨子裡是中國民族主義，近年來民進黨親美，則是台灣民族主義，二者皆現實主義，然立場不同。

當年，海外參與保釣運動的年輕人之間也發生了劇烈的分化，相當一部分人轉入左傾。1971年9月五位台灣留學生組成「保釣第一團」訪問大陸，成員有王正方、李我焱、陳智利、陳恆次、王春生。2005年7月11日，王正方在《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早年赴台港生，曾與何步正參與《大學雜誌》編輯工作）上刊載〈周恩來與台灣保釣領袖深宵密談〉，說「1971年11月23日，在中國大陸近兩個月的訪問接近尾聲，晚上九點多鐘，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接見我們，二十多位官員陪同，從晚上九點多談至凌晨四點，中間吃餛飩夜宵，期間避談林彪事。」「保釣第一團」訪陸時，適逢林彪一家於9月13日駕機逃亡，被飛彈擊落於蒙古。周恩來與這些台灣留學生談了六個小時，談了哪些事，我很好奇，希望日後有機會了解。後來保釣運動中有些台灣留學生回大陸服務，正逢文革，無法施展抱負，相繼回到美國。其中少數進入聯合國秘書處擔任翻譯工作，以劉大任、殷惠敏、龔忠武等相當知名，此事是否有中共方面協助，傳說多年，未見當事人表示意見。劉大任、殷惠敏文章常在李怡之《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刊出。劉大任寫《杜鵑啼血》，其中描述文革初期，廣西地區出現活吃階級敵人心肝情形，我的朋友《反修樓》作者梁冬、《國家vs農民》作者王力堅皆證實此事，據聞中共方面很不諒解劉大任，此與陳若曦離開大陸後寫《尹縣長》，同出一轍，中共方面的意思是「我們對陳若曦很好呀！她為什麼要講這些事？」因對黨和國家形象不好。劉大任在1971年1月29日在美國三藩市華埠舉行示威遊行時擔任北加州保衛釣魚台聯盟發言人，當日遊行中有「七億人民一條心，全力保衛釣魚台」等向左轉的標語。之後一些保釣運動左傾留學生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長期無法返台。

此處，需要說一說當年一些台灣留學生左傾的情形。龔忠武當時明確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認同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代表中國。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六天以後，11月1日，龔忠武在其主編之《群報》上發表社論〈世界的新紀元──祝賀中國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權利〉，如此說：「繼乒乓外交，尼克松總統宣布將訪問北京後，十月二十五日這一天中國又第三度成為今年轟動世界的頭條大新聞。這天的深夜，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的票數（七十六對三十五票，十七票棄權）通過了阿爾巴尼亞的提案，驅逐蔣介石政權，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一切附屬機構中的合法權益。從今天起，全世界正式承認在這個地球上只有一個中國，只有一個能代表全體八億中國人的政府，它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那個中華民國的傀儡買辦政權。…在聯合國的輝煌勝利中，我們必須清醒地保持高度警覺，並認清國家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把美日勢力從祖國的領土台灣驅逐出去，徹底打倒蔣介石政權，最後完成中國統一的歷史任務。」（《春雷之後》，台北：人間出版社，2006年，頁426－430）龔忠武當時對中共的文化大革命狀況一無所知，卻在極短時間內完全認同中共，並要「徹底打倒蔣介石政權」，其心境轉變值得了解。

1971年9月五位台灣留學生組成「保釣第一團」訪問大陸的陳恆次，在1971年底《燎原》第三期上刊出《我的見解和報告》，其中說：「一旦革命時機成熟，台灣人民將踏著抗日先烈及二二八革命先烈的血跡，再度起義抗暴，推翻蔣政權。…為了實地了解中國政府對台政策，我最近到大陸旅行參觀與研究兩個月，並與中國中共政府的幹部（包括周恩來總理）多次交談。我看到大陸人民生活樸素，社會風氣純樸、工作努力、工農建設進步迅速。其生活水平與台灣比較起來，大陸工人的工資收入、政治地位、福利及子女教育機會都比台灣工人所得好出甚多。至於農人，華南農村的自然條件與台灣農村相似，因此兩地的生活水平看來很接近。…因蔣幫的苛捐雜稅，造成今日台灣農家很多舉債度日。至於大陸上的知識份子，工作收入一般皆比工人農人來得高，尤以大學教師薪水更高。…台灣前途的開創，重擔就落在我們這代台灣青年的肩上，我們應比外省青年更積極去了解大陸實況。周恩來總理表示希望多聽台灣留學生對於台灣重歸中國後如何處理台灣各方面問題之意見。」（《春雷聲聲》，台北：人間出版社，頁290－293，2001年。）

這次我如果不是為了新大學文集寫序，遍讀當時相關材料，不會閱讀到當年左傾台灣留學生的發言。當年國民黨不讓反對意見自由表達，甚至到處查禁、逮捕、判刑，這樣和共產黨有何區別？如此國民黨要怎麼反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像龔忠武、陳恆次這樣的文字當時就應該原汁原味一字不改地在台灣媒體刊出，讓老百姓自己判斷是非曲直。這個原則對中共與大陸社會一樣適用，不同意見必須保障其自由表達的權利。

保釣運動中另一部分海外留學生組成反共愛國聯盟（愛盟），堅決支持中華民國與國民黨，其中許多回台服務，國民黨納入黨政體系，表現優異，是這個時代中最大的受益者，包括劉志同、劉源俊、焦仁和、簡漢生、胡志強、張京育、李慶平等，其中一些成員在李登輝執政後分裂出新黨，以趙少康、郁慕明為代表。

另外，1970年代的海外，台灣獨立的聲浪開始升高，和台灣退出聯合國與保釣運動有直接間接的關係，林孝信指出，當時保釣運動中主要的領導人多為外省第二代，在台上慷慨激昂，讓原本即感屈就的許多本省第二代開始認識到他們和中國的距離，也不願再接受外省青年的領導，而如何保台，也產生了不同意見。值得注意的是，保釣運動醞釀期間，1970年1月1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成立於紐約。4月，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訪美， 4月24日，在紐約市廣場飯店門口，蔣經國遭台灣留美學生黃文雄槍擊未遂。以上，省籍因素扮演了一定的影響力。

近年來，我提出一個主張，中國經歷百年多來的重大變化，歷史逐步釋出了原貌，許多事的來龍去脈漸有了大致的眉目，對未來的方向已有基礎可以判斷與抉擇。由此，我們應學習對於所有的政黨與族群儘量保持中性與等距，不要過於偏向某個政黨與族群，也不要過於反對某個政黨與族群。具體來說，就是對國民黨、共產黨、民進黨、大陸人、香港人、外省人、本省人、統派、獨派、美國、日本等不要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對方是「好人」或「壞人」，而應持續地以善意對待、聆聽對方。對此，一位大陸年輕歷史博士朋友（共產黨員）首先反應說「這太難了」，而他同意我說的，我們都積累了太多的成見與偏見，大家長期生活在不同的同溫層政治環境與媒體中，幾乎辨識不出自身與他人狀態中的差異中是否有道德上的色盲，也不可能主動去善待不同立場與意見的人們。但是我認為，人和動植物不同，動植物的演化需要非常長的時間，而一個人的反思與改變是可能的，就在我們的心靈中與態度上嘗試表現出對他人的同理心與真誠的關切。
《新大學》今後如何定位？如何嘗試逐漸超然於中國大陸、兩岸與台灣島內的藍紅綠鬥爭而指出未來中國與世界一個可能的良性方向？是我的期待。

談了「公事」，談談「私事」。

《新大學》總編何步正是廣東人，也是香港人，不過，他在紅旗下只待了五年，幼年曾見家鄉解放後中共進城之秧歌舞（扭秧歌為中共在陝北發展出的民俗藝術，文革期間出現效忠毛主席之「忠字舞」和此應有關聯）。1950年代初中共對於邊境還沒有管得那麼緊時，少年何步正一個人徒步從珠海進入澳門。那時，他七歲，是我們這個大時代裡一個年齡最小的「單獨逃難者」。何步正的父親是地主，解放後，成份不好，何步正的母親和家人在香港。於是，何步正的父親就要何步正在某一天邊境開放的時刻，跟著人群走，海關的檢查入員以為何步正是某人的小孩，沒有查驗，於是何步正就這樣過關了，他的母親在前面等著他。此後，何步正的父親一生沒有離開大陸。這光景，一個小男孩，脫開父親的手，單獨地走在人群裡，跨過了時代的分界線，接上了母親的手，回首遙望猶在瞻望著的父親，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世界，從此是永遠的隔絕嗎？何步正告訴我他的童年經驗，令我常感扎心，因為我母親留下三個兒子，也就是我的哥哥們，在江蘇長江北方的一個鎮上，說好不久爸爸媽媽就從台灣回來接他們，而那卻是永世的隔絕，其中三個兒子中的老二，也就是我二哥，大約是何步正的年齡，之後他們分別在大躍進中淹死、餓死，我的母親在她過世前從來不知道、也不相信。

我認識何步正是由美麗島事件中的「叛亂份子」、民進黨前代理主席、秘書長張俊宏的介紹。張俊宏會和我結識，是由於他看到我2008年出版的前半生回憶錄《上校的兒子》。張俊宏好奇台灣還有這樣的一個外省人，一方面，我和其他多數外省人一樣，終其一生活在國民黨編織的夢境裡，另一方面，我居然在嘗試反思自己與群體今後如何免於集體淘汰的命運。張俊宏告訴我，外省第二代在素質上雖然普遍優秀，但是整個時空環境和過去完全不同，這些人在台灣民主化後大多數沒有舞台，他們缺乏上一代的視野、歷練與主動，卻都還在習慣性地等待著「上面」給他機會。而事實上，「上面」已經換成了李登輝和民進黨，就像母鳥餵小鳥，多數外省第二代如同巢中的小鳥不再被餵食，40年來逐漸地瘦弱、枯萎，內心中充滿了不滿、浮躁與憤怒。張俊宏以大鵬鳥的例子說明外省第二代的處境，外省第一代在大陸見過遼闊的中國與經歷不斷的戰亂。他們在大陸失敗，就像鵬鳥群遭遇颶風，被打落到海外的一個島上，外省第二代就生長在這個島上，卻活在石頭的縫隙裡，翅膀退化，不會飛了，再也不能上天萬里，只能以海蟑螂為生。後來我把這個寓言告訴一位上海復旦留美的馮姓朋友，他馬上查Google，居然找到了在南太平洋的一個島上確實有這樣的鳥。從此，我常在夢魘裡化身為海島上石頭縫隙裡一隻看起來雄偉的鳥，卻不能飛也不能游，望著遼闊的大海，永遠地回不去最初的原鄉。十幾年來，張俊宏對我們族群的描繪經常激勵著我，要非常地警覺自身的宿命，嘗試努力走出一條不同而有希望的路子。有張俊宏這位「活化石」朋友，對我閱讀黨外、民進黨以及李登輝擔任總統初期的歷史很有幫助。張俊宏安排我訪問許信良以及宋楚瑜，保留下兩份珍貴的口述歷史。之後，何步正認真經營《新大學》，收入了許多重要的文章。

何步正幼年傳奇地離開中國大陸，因此他的少年經驗和在大躍進、文革中逃離中國的港人不同，他在台灣的經歷，也使得他和其他許多香港人不同。可以說何步正是我們時代中相當獨特的一個人，和中國、香港、台灣、共產黨、國民黨以及民進黨之間的關係與距離，使他內心裡集結了許多矛盾與衝突的因素。他在這本文集中收入我在《上校的兒子》裡的〈坐牢爸爸與他的家人〉，文章回憶我少年時期，對大陸來台一個受難外省家庭的描述，那個家庭的父親由於牽涉到政治問題而被關押，在50、60年代，會被以軍法重判甚至處決。由那個家庭的母親奔走與照顧孩子的艱難處境，我認為何步正聯想到他在香港的母親與留在大陸的父親。何步正的父親以及我留在大陸的親人，1949年代後所經歷的，是近代許許多多中國人、台灣人的「受苦（Suffering）」，而離開中國、台灣的人們則經歷著長期的「離散（Diaspora）」。這一對語詞：「受苦」與「離散」，在我們的一生中，像幽靈一般地糾纏著，既去不掉，也不忍捨去，幾乎是無時無刻地啃蝕著我們的心靈。

結束這篇冗長的序言前，我想談談張光直（1931－2001）。經歷1949年「四六事件」的張光直，他的哥哥是共產黨員，留在大陸，他的老師、同學中許多左傾，張光直被警總逮捕時是人犯（多數是台大、師大學生）中最年輕的，建國中學才要畢業，18歲。他在不同的牢房中整整待了一年，查不出他有從事共產黨工作的證據，張光直的父親張我軍託友人楊肇嘉向警備總部副總司令彭孟輯說項，才終於釋放了張光直。在牢裡，張光直和人犯們天天唱「紅歌」，其中有「安息罷，死難的同胞，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的血照亮著路，我們會繼續前走。」可見當年左傾學生們的理想主義與堅定意志。後來，關進來了一批軍人，其中一位高大的漢子問張光直們犯了什麼罪，他們回答「匪嫌」，對方聽不懂，他們再解釋是「有共產黨的嫌疑」，這個解釋引起那些軍人們大笑起來，高大漢子大聲回答：「我們都是共產黨！」原來是正牌（台灣話叫正港）的共產黨來了，高大漢子是團政委。有一天，所長走來，問這些人有何要求，他們說唯一的要求是見他們被捕受傷的團長，所長安排他們見面了，這些共產黨軍人見面後，不是苦苦哀求，準備後事，而是研究金門這一仗是怎麼打敗的？原來是天氣預告錯了，共軍在古寧頭登陸，遇到退潮，國軍正好在那裡有一輛坦克，兩挺五零機槍不停掃射，一個團千把個人就幾乎打光了。這些共軍俘虜後來如何處置，張光直沒有說明。待張光直出獄後，人生觀整個改變，他後來選擇學習人類學，因為在大時代的激烈變動中，看到人與人之間產生了這麼多的對立、恐懼、仇恨、殘酷，而又在特定環境中表現出人性，於是他開始對人這樣的「物種」感到興趣。我閱讀張光直的回憶錄《蕃薯人的故事》，1946年張光直一家從北平到台灣，他經歷二二八，又遭逮捕關押，後來去美國取得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一生勤懇開朗，成就非凡，仍對中國情深不改，盼望不斷經歷劫難的中國能夠真正地復興。

^張光直

張光直和哈佛研究生同學余英時（1931－2021）的政治觀點不同，但二人皆令我十分佩服。余英時在收入《四海為家》中悼念張光直的文章中說1978年10月間二人在中國大陸參訪漢代遺址，張光直告訴他：「如果能為人類、國家或民族做出一件大有貢獻的事，而自己炸得粉身碎骨，那才是最痛快不過的。」這番壯烈的話令余英時大為驚異，因此稱張光直是「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我認為張光直青少年時期受到身邊一些與眾不同的共產黨人的浸染很深，這些人改天換地的意志和熱情，遠超過當時的一般人。然1949年後中共在毛澤東的帶領下走向極左災難，造成整代共產黨人與中國民族的悲劇。從這一點看，余英時和他的老師錢穆的視野與抉擇相對是比較正確的。

我中年以後修讀歷史學，想搞清楚我們這個時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等到我取得博士學位時，整個時代幾乎是走過去了，想見人也多離世了，我才開始感受到什麼是真正的寂寞。而再看山是山，水是水，漸覺悟到中國儒家道家思想經歷近三千年的風霜，其中盡人事，知天命的寧靜致遠，似方是生命可寄託之處。

2023年9月15日，台灣台北天母陽明山麓

新大學文摘選《戰鼓擂 良雞叫》目錄

序 (一) 受苦、離散與新生 楊雨亭 8
序 (二) 台灣如何走出困局：台灣心、中華魂、世界夢 張文基 22
序 (三) 六十年來家國，鄉梓情懷不變 闗品方 26
「新希望雜誌」一甲子 -- 「自覺運動」與「新希望雜 誌」的反思 劉容生 32
大洋彼岸，兩位老人的哭泣…… 許金聲 41  
中國不再尊重美國 他們有理由這樣做 范湘濤 42
美國反智傳統的淵源 孫隆基 44
誰使美國更有悲劇性 張系國 46
從中期選擧看美國面臨的內外挑戰 張文基 48
沒有川普一世， 就有川普二世 何步正 50
美國夢為什麼式微？ 周陽山 52  
中國復興後帶給人類的未來 朱雲漢 54  
【宋楚瑜與張俊宏對話錄】台灣從威權到民主：1988年1 月－1990年3月，沒有彩排的戲劇性演出 宋楚瑜、張俊宏、 楊雨亭 56
台灣與大陸 兩岸如何破冰？ 許信良、張俊宏、 楊雨亭 62  
「傾聽兩岸心聲 交流世界大勢」城鄉改造環境保護基金會 黃晴琦 68
政治選擇都是價值的選擇—中美論壇與台灣智庫暨台灣師 生座談會紀錄 楊雨亭 76
「關心台灣，關心兩岸」人民最大黨座談會 許榮淑 82
一中兩憲(四)聯合共和國 黃光國 88
最佳定位 -- 台灣是全球非戰和平區 張亞中 90
中立台灣，解散軍隊 簡永松 92
誰是敵人 黃人傑 94
台灣與越南...領導人的一念之間 劉容生 95
兩岸促融促統體制建構芻議 汪明生 96
普京逆襲積重難返的美國 水秉和 98
美國左右兩極分化各自呈現的“幼稚病” 孫隆基 100
小羅伯特·甘迺迪 和 柯文哲：改變歴史的英雄？(下篇) 張文基 102
三黨總統參選人的核能政見 梁啟源 104
海峽兩岸應該簽署和平協議 陳復 106  
美中衝突下中國與台灣的抉擇 楊雨亭 108
徹底告別過去，迎接無限可能的台灣 張俊宏 110
言論自由及政治包容 施正鋒 112
 走出深綠的泥淖 石文傑 114
二二八受難者後代籲重審外省籍受難者案件 王顥中 116
國共談判是時候了 野草編輯部 118  
台灣開放黨禁與報禁的伏筆 邱立本 120
精神澎湃，只因革命尚未成功—《新大學》圓山開幕酒會 張俊宏 122
實現民主是台灣的歷史大事 -- 《新大學》圓山開幕酒會致詞 許信良 124
這樣的毅力、這樣的決心 -- 《新大學》圓山開幕酒會致詞 游盈隆 126
忘不了的風雨 忘不了的時代 黃榮村 128
《大學雜誌》《中國論壇》《夏潮論壇》 -- 《新大學》圓山開幕酒會致詞 施正鋒 130
 我為什麼編域外集 張系國 132
《老大學》曾做過什麼？《新大學》又想搞什麼？ 習賢德 134
省思大學雜誌當年奮鬥的意義 新大學編輯委員 136
大學雜誌：對權力說真話 林深靖 138
新大學網站，再次黨外 何步正 140
大學雜誌，重現狂飊 何步正 142
自我殖民的雙語政策 黃光國 144
民進黨在浪費學子的時間 吳昆財 146
台獨課綱 侯友宜須直面 段心儀 148
世界戰亂之源：新保守主義 水秉和 150
為「大日本帝國」招魂 「台灣之塔」的媚日史觀 黃光國 152
保釣運動五十周年：源起、感想與展望 胡卜凱 154
保釣缺失的一頁 謝焯珩 156
貪，壞了事！ -- 民進黨崩盤的起點 林深靖 158
變法改革的除弊三箭：正綱紀、簡政事、輕稅賦 張靜 160
市場社會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 周陽山 162
外省人的宿命與最後責任 楊雨亭 164
華人裡頭的“川粉”與“川癡” 孫隆基 166
從雅萬高鐵看投資印尼的機遇和挑戰 梁海明、馮達旋 168
中老鐵路為何不是高速鐵路？ 梁海明、馮達旋 169
從文明衝突和融合的角度 論東亞防中聯盟的未來 張文基 170
搶救人權 為台灣而戰|曾群芳等案訪談紀錄 曾建元 172
港獨之石，可以攻玉 何步正 174
一九九〇年往訪蘇聯 何步正 176
台灣的社會主義左派路線 孫中曾 178
歸回的異鄉人 楊雨亭 180
在學術文化上建立自我 杜維明 182
〈新希望〉榮耀屬於中國 -- 這一代青年的呼聲 劉容生 184
站在二樓看母親 王學安 186
我的三十年 劉莞 188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 許金聲 190
從小渡口走向大江大海 林文映 192
評拉子婦 顏元叔 194
中國和東盟十國的關係 塑造21世紀亞洲新紀元 關品方 196
思修文德，遠人來服：什麼是真正的「統一」 劉莞 198
香港人，將是和平聖火的傳接者！ 甄燊港 200
從海鷗談起 許倬雲 202
盧寵茂帶領港深醫院開創新風氣 謝悅漢 204
坐牢爸爸與他的家人 楊雨亭 206
香港反送中 -- 父和子的戰場 何步正 208  
大破大立的司法、檢察及法治改革方案 張靜 210
香港，南蠻之地，浴火重生 何步正 212
「知中疑美」：台灣的中道 黃光國 214
香港的中國學生周報 何步正 216
死而後已的民主鬪士 徐復觀 218
紀念黃信介先生九十冥誕 張俊宏 220
李怡，脫左反左，將軍息戰 何步正 222
高思在雲 -- 朱雲漢 何步正 224
習賢德愛國愛黨 何步正 226
憶老友，王曉波 何步正 228  
鐵漢黃光國，反字當頭 何步正 230
美國霸權走向崩塌的兩座里程碑 水秉和 232
去美元化與本幣貿易 盛嘉麟 234
編者的話 -- 戰鼓擂，良雞叫 何步正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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