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波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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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政黨交流第三極 ☆來源:龔鵬程大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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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3/13

龔鵬程 | 1956年生於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博士,當代著名學者與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八十多部。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等,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於世界各地。並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門等地舉辦過書法展。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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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的誕生

黨,在中國,原本是不好的字眼,孔子說過:“君子群而不黨”,黨就有黨同伐異、結黨營私之意。

故古代政治若要批評別人厚植私人勢力,都指其人為朋黨,漢代黨錮之禍即因此而生。宋代歐陽修乃因而作《朋黨論》,申言小人有黨、君子無黨。

明代,書生聚於東林書院議論政局,也被閹人指為東林黨人。東林則反唇相訥,謂批評者為閹黨。

凡此,黨人均為惡稱。

近代黨的涵義改變,是因採用了西方政黨的概念。

把Political Party譯為政黨,原先可能未必有好意,因為Party也可譯為契約爭論的當事人、團體、聚會、派對、等中性名詞,而偏偏採用「黨」這個負面語,令人聯想到狐群狗黨一類詞語,實非善譯。

但爾後竟得通用,各政治團體紛紛自稱某黨、政治人物樂於以黨人自居,恐怕是因大家都接受了西方現代政黨政治那一套觀念的緣故。

西方古代並無政黨,政黨是現代新事物。中古封建體制瓦解,出現現代國家,乃有政黨。政治權力,不由封建領主與貴族佔有,而改為由政黨透過競爭來取得與操作,成為現代社會的特徵之一。

▌政黨的內在矛盾

但誕生於現代社會的政黨,本身也涵蘊著現代社會的自我矛盾。矛盾之一,就像軍隊和工廠。

現代性的兩大要素,是「個人權力」與「工具理性」。可是軍隊跟工廠雖是透過工具理性而建立的組織,卻壓抑或不能顧及個人權力,因為要護衛超越個人之上的目標。組織內的倫理紀律也絕不建立在個人自由、自主與權利上。

政黨的情況相同。尤其政黨多以取得政權為目標,黨員須服從黨綱、黨紀、黨組織之領導,把個人生命價值、權力、意志完全依托到黨的目標下,有時比軍隊還要嚴格。當年興中會成立時,孫中山堅持入會宣誓制度即是如此。

或曰此乃剛性政黨,政黨也有柔性的,性質與俱樂部、選舉團隊相似;黨綱黨紀並不嚴密,對黨員也沒太大的束縛,可充分體現個人在政治取向上的自主性。

但十九、二十世紀西歐、俄國,以及亞洲如日本、中國地區普遍存在且起實際作用的,卻都是剛性政黨(柔性政黨只在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有點發展)。故實際上起於現代社會的政黨政治,正以表現現代性悖論為特色。

另一種矛盾,為馬克思所指出的:現代社會整個結構都是被商品社會異化了的,民族更是毫無意義,故人類必須形成新的自我意識,他稱為人的解放。因此,馬克思否定個人終極權利的正當性,並主張工人無祖國,以超越民族主義或民族國家。

在這種意義底下所形成的政黨,理應如虛無黨,也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那樣,是一種反對現代民族國家或超越國家的政黨(如曾經運作過的共產國際),而非民族國家內部的政黨。

但事實上,這類政黨幾乎都以奪取國家政權為目標,也頗有成功成為執政黨者,包括蘇維埃、中國共產黨、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等,都是剛性政黨。

其所以能取得政權,大抵又都不是什麼“工人無祖國”,而是強力訴諸民族主義與國家利益,此亦與其理論顯然相悖。

▌政黨的階級限制

同時,政黨乃一政治性團體,無論這個團體多麼龐大,它都不可能包含全社會所有人。而且就像所有社會團體一樣,有其階級、地域、宗旨等限制,本來就不可能讓所有人都參與其中。特別從馬克思的角度來看,政黨必有其階級屬性。

但一個階級的政黨,若要執政,除非採用暴力壓制,否則就不可能不超越它的階級,爭取其他階級之認同與支持。若如此,則號稱全民政黨的政黨事實上只是偏向中間最大公約數,或向社會權貴靠攏而已。

於是,工人政黨一旦執政或想執政,就自然會背叛了它的階級。若忠於它的階級,往往又不能執政。若採取暴力壓制,社會成本太高,社會各階級都遭了壓制,社會也就不可能發展。此亦皆為政黨政治之現代悖論。

在中國,這些矛盾或悖論甚至還有擴大化的危險。因為中國古代雖無政黨,但有幫、派、會、社的傳統。

傳統青幫、洪門、三合會、哥老會及各種社團,清末民初已逐漸轉型為政黨。青幫組織了恆社、仁社、忠信社等社團,洪門創立了俠誼社、至光社、中國洪門民治黨等。

抗戰後,幫會更掀起了組成政黨團體的風潮,洪門先後出現了中國民生共進黨、中國洪門民治黨、中華社會建設黨、民主社會協進會、中國民主合眾黨等。

至今台灣仍有中國中和黨、濟弱扶傾聯盟、忠義致公堂、中國崇尚正義堂、洪運忠義黨、中華博愛致公黨、中國洪英愛國黨等,皆由幫會轉型而來。強調發揚中國俠義傳統、振濟弱小、主持社會公平正義,與馬克思所主張者頗有相近之處。

民國以來,政黨之黨綱、黨紀、組織管理,政黨間的暗殺、鬥爭,更是不乏幫會文化的影子。

▌新時代的非國家行為者

二十世紀後期,後現代思潮崛起,對現代社會及現代性多所批判、多有反思,而事實上整個國際局勢也不一樣了。國際政治之主體,雖不能說已非民族國家,但確實已有不少「非國家行為者」在扮演巨大角色。

什麼叫非國家行為者呢?例如國際人道救援組織(紅十字會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化商業金融體系、經濟協作體(如歐盟);或社會網絡。

過去宗族或同鄉關係,是一種現代化之前有機性的原生關係。現代化,把這些關係摧毀了,把人從宗族鄉裡拉出來到都市,形成新的契約型機械式關係。而現在宗族與同鄉又以全球化方式重新鏈結,竟轉化成全球性跨國新社會網絡,如世界客屬大會、全球陳氏宗親會之類。

另外還有職業性組合,如國際獅子會、青商會、儒商會等等;宗教團體組合,如世界紅卍字會、國際同善會、扶輪社、慈濟功德會等。

這些都叫非國家行為者,扮演過去國家的角色,執行過去國家所做的事務。

政治方面也是一樣,跨國論壇、政黨聯盟,往往取代或補充過去國家內部政黨的功能,形成比政黨更重要的角色。其角色有時反而較接近馬克思所描述的超越民族與國家之政團。

▌政黨的一般社團化

後現代的政黨環境,除了與「非國家行為者」的互動增多增強了之外,另一個值得注意之趨勢,是政黨的一般社團化。

前面說過,政黨之黨字,本身是party的翻譯,而party並無中文「黨」字那種內聚、強固、共同利益團結等涵義。是由於歷史的因素,政黨在近代史上,才顯現出此類內聚、強固以奪取政權為利益導向的特性,成為現代政黨政治的一般狀況。

似乎成立政黨就是旨在取得政權。不能執政,或無政治上威脅、挑戰、監督,乃至取代執政黨的政黨,輒被訌為「花瓶」。根本沒有作用,更不會被社會重視,媒體也對之毫無興趣。

但到了後現代,大家卻發現:

一、社會本身是多元的,任何政黨,無論它號稱全民政黨、全民最大黨或什麼,它都只是一小撮人,也只能代表社會上某一階級、某一類人。因此反映社會現狀的政黨,也必是多元的。

二、基於上述原理,社會越多樣化,政黨也必越多越雜,代表社會各種聲音。

而二十世紀主要是兩極對抗的,無論國際社會或各國內部都傾向兩極對抗,以致政黨政治常被形容為兩黨制,世界則劃分為民主與共產兩大陣營。二十一世紀,世界體系多極化,各國內部也傾向多元化格局。

在此新格局中,政黨的多元性也越趨明顯。台灣目前政黨已達一、兩百個,許多人以為這是亂象,殊不知這才是新的形勢,不能仍用舊思維來理解。

三、政黨越來越多、越來越多元,大部分政黨當然都不可能執政。許多政黨,本來就代表少數、弱勢。

例如台灣的原住民黨、新客家黨、第三社會黨、老兵黨,都是代表少數的,此類政黨絕不可能執政。故政黨之性質乃回歸為社群社團之義。即一群人基於某種主張或志趣,在政治領域謀求社團所代表之階級或群體之利益。

這樣的政黨,性質跟經濟、文化諸領域的一般社團,其實已無任何不同。故而其管理、運作、社會地位亦當與其他社會人民團體無任何不同。

四、政黨多元化,顯現的,乃是政黨主張之分殊化、南轅北轍、各呈歧異。但許多政黨,其實在主張、理論或路線層面並無太大不同,其不同是因人民團體的通性所形成的。

什麼通性呢?人民團體乃人群之組織,故交情、友誼、人際網絡、地理關係、活動場域等人的因素決定了人群組合的情況。以致一個太極拳運動,會分化出許多流派、無數社團,政黨也是如此。許多政黨的分化,非理論主張根本之異,乃人群小團體的分化。

因此台灣光是共產黨就有四、五個,工黨也有工黨、中華勞工黨、全國勞工黨、台灣民主工黨、工教聯盟等。更早的,像青年黨,即有中國青年、青年中國、中國中青(創黨時間且都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五、因而總括起來看,政黨雖日趨多元龐雜,數量也越來越多,但實際的分歧並不如表面上大,許多分化乃人的因素,並非黨的理論或路線。

而多數政黨有趨同化之現象,例如民主、公平、正義、均富、保障弱勢福利,恐怕沒有政黨會公開反對。這種趨同化,使得政黨原先的政治意味削弱了,與一般社會福利團體差不了太多。

還有一些政黨朝道德化訴求,如台灣太子電音舞曲歌手組成的孝道黨,跟中國崇尚正義黨、中國人權促進黨、自然律黨、尊嚴黨等,都更近於一般社團。

▌新兩岸關係的新政黨

面對這種政黨發展趨勢,落實到兩岸關係來看。目前各政黨,尤其是不具執政實力(如台灣國民黨、民進黨、民眾黨以外的百餘個政黨)或雖號稱執政而實際只居輔政地位的大陸各民主黨派該怎麼做,自然是有趣的話題。

過去兩極對抗時代,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大相爭。大陸建政以後,兩岸也仍維持著這種兩黨對抗的模式。

迨台灣黨禁開放,諸黨蜂起後,情況其實也未改變。台灣內部,仍是兩極對抗,漸漸形成以國民黨民進黨為代表之藍綠兩方陣營,其他政黨之政治空間極度壓縮。兩岸之間,則漸強調國共合作。

此雖一改過去之對抗為交流合作,但其實仍沿續著過去兩極互動的格局,連民進黨都無法插手。

而民進黨也不願加入形成多極對話,以致開除了許榮淑、範振宗等參加原國共論壇的人。所以迄今兩岸政治交流,大體仍以「國共平台」為其主軸。

但剛才已經說了,社會多元發展的徵象之一,就是政黨多元化。

以台灣的情況來說,政治資源及權位固然已由國民黨民進黨瓜分,其他政黨想執政或參與執政的機會很小,但國民黨民進黨事實上並不能代表社會各種心聲,此所以才有社會各政黨之存在。

台灣歷次選舉,投票率又大抵均只在六、七成之間,代表社會上對兩大黨之主張、人選、政治風格等不滿、不認同、無興趣者仍佔三分之一左右。所謂執政,大抵只是在投票人之中過半而已,也就是約三分之二的二分之一,亦即全部應投票人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他的社會意見空間,顯然還是極大的。

執政黨在選舉時,因有執政地位及資源,一般都能贏得選舉。但執政後,它會發現它的支持者其實只佔三分之一左右,所面臨的,乃是更多的反對者。國民黨時如此,民進黨執政,情況更糟。

執政者挾多數票登上執政位置,而實際民意支撐,大抵只在三至六成之間。社會滿意度高時五六成,低時跌破二三成。也就是說:施政好時可爭取到部分其他政黨人士之支持(反對黨基本上是不可能支持它的)。若不好,則自己這一黨的支持者都會看不下去。

現實如此,故很顯然:大陸方面若欲傾聽民眾的聲音,只由「國共平台」著力,或擴大與主要反對黨交流都是不夠的,必須拓展一個多極對話的新格局。

那數量眾多,看起來在政治上沒有勢力的小黨,其實才能表現台灣社會多元化的意見與利益。

這是從量說。由實質內容看,執政者在競選時固然無不以全民利益為依歸,可是實際執政時,必然偏於社會主要財、權、勢階級或群體,弱勢及少數群體通常是被漠視或犧牲的,只競選時以姿態、騙術及口惠來爭取選票。

正因如此,故小黨之創設,才會偏重於弱勢群體,如婦女黨、青少年黨、老兵、原住民、客家人之類;或號召被「執政分贓物團夥」忽視了的價值,如公平、正義、社會福利、綠色生態、人道尊嚴等。

從人道價值與關懷社會整體發展之角度看,小黨們所揭櫫的,其實具更深遠之價值,超越了政治分贓物夥,更應給予正視。

正因為如此,故小黨亦不妄自菲薄。

▌聯合兩岸以平等待我之政黨,共同奮鬥

過去小黨因無緣執政,不為世所重,它自己也就看輕自己,認為在政治領域無足輕重。殊不知它仍足以代表社會某一部分人以及值得珍惜的價值理想。且因無緣執政,伸張理想反而可以更純粹、更不涉及自身利害。

可是小黨畢竟各自代表社會上的少數,它的理想與主張十分容易被主政者漠視。如何才能申張其理想,體現它做為一個政治團體的價值?

前面說過,政黨雖分化嚴重,但實際上分殊並不真那麼大,共同的道德與政治訴求有其大體之一致性,頂多是人不熟或合不來而已。

既如此,那自然就該採孫中山先生所說:聯合世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小黨間的政黨交流合作,本來就較可行,因為利害糾葛較少,目前顯然更應擴大聯結才是。

對大陸各民主黨派而言,以上這些道理都是一樣的。因此,由民主黨派聯合,或某一黨派發起,建立中國政黨對話機制,在「國共平台」之外,另搭一各政黨交流平台,也屬必要,應該要能有勇氣來承擔這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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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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