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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是任何時代和社會中的良心，針砭時弊，責無旁貸。如果說在當代，這樣的知識份子已經屈指可數，那麼資中筠一定算一位。這篇文章緣起於對當下中國社會境況的質疑與反思，卻縱橫古今，勾連中外，厘清了一些當代問題的歷史和文化因由。作者還對幾個“似是而非”的“流行說法”進行了辨析，她啟發我們，一些所謂的“常識”可能僅僅是“誤解”。
當前中國的現實是：彌漫性的腐敗從官場已經滲入各個領域，包括本該是淨土的教育、文化領域；行業失範，食品、藥品都可以下毒；各種傷天害理之事，乃至荒誕劇層出不窮。中國人錢袋鼓起來而精神趨於空虛。面對這種情況，人們提出了各種診斷，開出各種藥方。爭論了一百年的東西文化優劣之論又興起，出現了“國學熱”。另一種極端是懷念過去閉關鎖國，在物資極端貧乏中的絕對平均主義，在幻覺中想像似乎中國曾經有過人心樸實的一片淨土。
——資中筠
制度與政治文化
一個民族或群體在某一種制度長期統治和薰陶下形成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可以成為一種“文化”，或稱之為“民族特色”；反過來，這種文化慣性又可以影響制度，或阻礙制度的革新。許多民間諺語，也是長期制度造成的，例如“禍從口出”，是中國人長期在言論受到鉗制的制度下通過血的教訓總結出來的，在言論自由的國家就不會有這種諺語；例如“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不會在公民社會流行。
中國的農耕文明和與之配套的皇權專制，時間最長，在兩千年中形成一套思維習慣，精英和草民都有共同之處。例如等級觀念，重人治、輕法治，重官權、輕民權，重家世、輕個人奮鬥；熟人社會形成的親疏遠近的觀念導致對公益的冷漠；把自己的命運託付給明君、青天，而不是自己維權，等等。
關於對自由的追求，有人說這只是少數精英的追求，中國普通老百姓不太在乎自由，更在乎生存，安居樂業。這只是天性受到長期壓抑的結果。其實安居樂業本身就包含自由。如果沒有創業、居住、遷徙的自由，如何做到？同為中國人的香港和臺灣的居民為什麼表現出比內地人更在乎自由？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後的今天的內地居民肯定比閉關鎖國時期對自由的要求更高，實際上相對來說也享有更多的自由。所以有許多看起來是“文化特色”，實際上是階段性的，是某一特定時段內的制度造成的。對社會發展來說，在某一個時期文化是第一位的，在另一個時期制度是第一位的。我在《制度與文化：雞與蛋的關係？》一文中已詳細論證。
關於制度文化，這裡提出兩點大的概念：
▌一、政府和國家觀念
（一）西方中世紀以前的“君權神授”和我國的“真命天子”“奉天承運”“打江山、坐江山”觀念：政權基本上是武力打下來，假託神授，以取得合法。神授不僅是給一個人，而是給一個家族，所以祖輩打江山，子孫坐江山，直到被另一撥人用武力推翻之前，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就在於家族繼承，大家也都承認。在這種制度下，國君有生殺予奪之權。
（二）現代的統治權民授的觀念：從古代到現代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不必詳述。到17世紀約翰·洛克集大成，寫出《政府論》，是現代國家的理論基礎。根據這一理論的邏輯：自然人本無政府，自然資源可以隨便取，但是加入了自己的勞動，就成為私有財產。由於需要保護財產，才推舉出一個或一些人管理，個人讓渡出司法權。所以管理者（即後來的政府）最主要的職責是保護個人的私有財產。父子是自然關係，父母有撫養子女的責任，因而子女可以繼承財產。但是統治權力（power）不能繼承，一個君主死了，就應由民眾重選。被推舉出來實行管理的人沒有時間從事生產，所以人們公攤一些錢物給他們以為補償，這就形成納稅制度。
以上兩種不同的制度文化，對“誰養活誰”的看法是相反的。
過去的觀念是“食君之祿”，現代的觀念是由納稅人供養。納稅人是主人，所以必須監督錢是怎麼花的。“無代表，不納稅。”不過中國過去也有過“爾奉爾祿，民脂民膏”之說，這是個別官員的一種朦朧的覺悟。如果明確了誰養活誰的問題，足以顛覆整個“忠君”的倫理道德觀。
（三）第三種國家觀念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闡述的，而為蘇聯和一批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所實踐：國家是階級專政的工具，所謂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不承認人人“平等”的觀念。一個階級有千百萬人，如何實行統治？通過政黨，這個政黨實際上也不是那個階級選出來的，是自己組織起來自稱代表那個階級的。但是實際上政黨人數也太多，只能通過少數領袖實行統治，最後高度集中到一個人。中國“文革”時發展到全面專政，以林彪的名義提出“政權就是鎮壓之權”。這是從第一種政權的觀念發展而來，權力集中達到登峰造極。為了把自己的觀念合理化，這種理論硬把第二種政體也說成是“專政”，說一切國家都是階級專政，其結果就是徹底否定了法律的權威性。由於這種國家只考慮到第一代統治者，以後的繼承合法性途徑始終沒有徹底解決。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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