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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與諸位分享的短文，作者是大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選自《許倬雲談話錄》。
許先生于中國文化，殷愛之深，矚望之切，令人動容。
從五四以來，中國文化基本上存在於書皮上，也存在於窮鄉僻壤的旮旯兒裡。文化影響百姓的生活習慣、行為模式。在文化界，下里巴人、陽春白雪受追捧程度差得太遠，昆曲永遠不能進入流行歌曲，像樣的書賣幾萬冊就了不起了，低俗的書賣一兩百萬冊。娛樂的雜誌、時尚的雜誌、小道消息的報刊，銷得好得很。換句話說，今天要說中國的文化庸俗，不算冤枉。
文化利用大量的資源，在表面上形成一個花團錦簇的世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張藝謀的作風，奧運開幕式，全是聲、光、顏色，沒有內涵。他只是抓書上常提的中國四大貢獻，這些貢獻是歷史上的貢獻，不是今天的貢獻，沒有在文化內涵上提出好的音樂、好的文學作品，沒辦法找詩人來吟詠詩，沒有找出自己譜的叫人永遠紀念的歌曲來表演，對不對？
凡此方方面面，是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不然，乾隆時代就是如此，當時的中國文化是沒有內涵的，只是裝扮的，沒有自己的特色。中國文化到了今天已經是只剩皮毛，不見血肉，當然也沒有靈魂，這是叫我傷心的地方。
今天口口聲聲說“國學熱”，在世界各地辦孔子學院，其實沒有真正的內容。像白先勇這樣整理昆曲是極少的。我們本身也是百孔千瘡，用盡了自己的資源，活力也光了，從精英流離到下里巴人，從內涵深厚變成表面膚淺，從有內容變成只有一個點綴。音樂和其他藝術形式，無一不如此。
不是今天，中國花了一百年左右的時間，逐漸一步步往下走，真是吊詭的現象。一方面我們看見民主是好東西，教育普及是好事情，人權普遍被尊重是好事情。但另外一個方面，全面平等之後，應當有優秀、特異的東西，卻變成了平凡。貝多芬不可能在平民裡面出來，不可能一千個人就直接創作成貝多芬。文化的領域要有一部分精英，但原動力已經衰退，才到了這地步。這是危機之一。
許倬雲先生早年在芝加哥留學舊影
危機之二，價值系統在崩潰。
從三百年前發展到今天，我們應該不再標榜“現代”的口號，現代是有實踐性的，我們叫近代化。三百年前開始發展資本主義、民權思想、人權思想、科學精神，都有共同的源泉，是丟開天主教的外殼，撿回了人跟上帝的直接關係，人有了信念。神造人不是白造的，給你一定的權利，給你一定的智力。人類是平等的，所以不能壓迫任何人，不能禁錮任何人，應當自由。
另外一方面，神的律在科學家的腦子中轉化成自然的律，自然是先天存在的，其實和神的律是同一個事情。一定假定有先天存在的這個律，我們才有科學的上下尋搜，不然一堆混亂的話，怎麼尋搜？
這個假設使得資本主義早期的人物，為了榮耀，為了彰顯使命感，拼死拼命地幹活，而且用“信用”這兩個字來作為資本主義的基礎，沒有信用，銀行沒法借貸，沒法投資，沒法委託。
這次經濟風暴（群學君注：指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病根子是因為內心沒有價值觀念約束行為，所以掌權的那些CEO，不講信用，不講道德，以市場遮蓋，大量地偷竊股東的財產，辜負股民的委託，以致股票買賣實際上變成虛假的賭博。股權已經分散到這種地步，流轉這麼迅速，股票本身不存在，變成賭局。掌握股權的無數小民，沒有辦法向公司行使主權，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股權在哪裡，股民沒有辦法行使股權來指導或者監督經理人，經理人就無所恐懼，工作法規沒有辦法管他。在1932年羅斯福實行新政的時候，有管束資本的法律，一整套法律保護勞工、約束資本。但是從二戰後到今天，美國政權和財富結合，他們廢掉了一條條法律，再也沒有防止不合法、不公平的法律。公眾無法約束他，股權無法約束他，良心無法約束他。
十年前，群學君亦嘗隨侍許先生左右
面對今天瞬息萬變的時代，國家制度要改變，社會結構要改變，改變成什麼樣子，不知道。最要緊的是，將來幾十億人共同擁有這一個地球，怎麼活在一塊，怎麼相容，怎麼再造一個互讓、共存的人類社會？小到農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員之間的爭執，大到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用什麼價值標準來判斷？
這個是最嚴重的課題，今天我們正在轉移點上，蛻變已經開始，有兩種蛻變法：
蛇的蛻變是把舊的殼丟掉，變得更大更新，軀殼丟掉，蛇還是蛇，這是一種蛻變。這種蛻變不可能，這是大的崩潰，必須要有大的突破。
突破應該是毛毛蟲變蝴蝶，但蝴蝶是怎麼出現，蝴蝶應當具有什麼東西，我們大多數學術界人士往往不去管它。學術界絕大多數人忙著寫小論文，忙著搞升職，忙著搞項目，民間文化界忙著去點綴打扮，都是交白卷。大家應當尋找共同生活的一套價值觀念：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什麼是醜，什麼是美。這是最叫人擔心的事情。
2013年10月，南京大學人文社科代表團在匹茲堡拜訪許倬雲先生。情到深處，許先生說了很令人動容的話：我今年已八十三歲，餘用很少，不能飛行，不能再回去與大家共事，但如果送年輕人來，我拼著老命教他。
中國在這個時候，應當從傳統裡挖出一些東西填補這個缺陷。但是今天講儒學的人，只抓其皮毛，不抓其精神。許多學究以繁瑣來文飾淺薄，以表面的口號文飾沒有內涵。
從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沒有在這一部分精神的境界、文化的境界上下力氣。尤其近幾十年來的恐懼、餘悸未定，還在膽戰心驚的狀態之下，沒人敢動，所以，不能單純地說中國已經站起來了。
中國的經濟已經有動力。今天我們不算小康，但至少吃飽了飯，對抗饑餓已經不成問題。我對中國救濟汶川的災害是非常佩服的，不能說效率百分之一百，但是前所未有的規模，前所未有的工作，做到這個地步不容易。
而在教育上，不是桎梏人的思想，不是圈住人的教條，而是要放手讓大家自由思想。今天學術界非常顯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顯著地抱殘守缺，這兩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殘守缺又不能見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東西來填補，沒有自發的精神，有聰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來解決自己的精神困擾和饑渴，這是值得擔憂的事情。
所以，假如改革開放真有大義而為的政府，一定要在這個時候放鬆人的思想，一定要放鬆資源鼓動民間的財富，也釋放若干的資源，鼓勵在學術界、文化界做尋找價值、重建價值的工作。
而我的目標是希望重建新的價值是以人為本，因為人是真實的。你可以否認別的，不能否認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別人投射給你的他，你也尊重別人投射給你看見的自己，一層層投射，可投射到無窮。以這作為一個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社會的定義的話，誰也不願意不公平出在自己身上，推己及人，也許由此我們可以重建新的價值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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