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不能像西方人那樣以研究金字塔、木乃伊的研究古董的態度來研究自己的文化。更重要的，還不是研究傳統文化不能看成古董，而是，中國文化本來就需要一代一代的中國人活起來才算數。否則，中國傳統文化若與當代中國無關，縱使不看成古董，講的還是古董。
1958年，唐君毅先生主導並主筆，與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三位先生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宣言發表前一個多月，唐先生在信函中提及：“此文字意是教訓西方人治漢學者，今雖不能即譯為英文，但仍表示吾人之一聲音與態度。同時間接可端正若干中國人之態度。”（《唐君毅全集》卷廿六，臺北：學生書局，1991年，頁116）
而宣言開頭按語亦表明：“此文初意，本重在先由英文發表，故內容與語氣，多為針對若干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之意見而說。但中文定稿後，因循數月，未及迻譯。諸先生又覺欲轉移西方人士之觀念上之成見，亦非此一文之所能為功。最重要者仍為吾中國人之反求諸己，對其文化前途，先有一自信。”因此，先以中文發表。
宣言原意直接針對外國人，主要是研究中國文化的西方學者，目的在糾正其看待中國文化之態度與研究中國文化之路數。不過，英文版未出，幾位先生即省察到此舉效果有限，轉而將原非發文目標的本國人提出來當成間接物件。60年過去了，宣言受到的關注與發揮的效果還是侷限在華人圈，並未在西方學界引起關注，也未發揮任何實質效果。這與宣言是否以外文發表固然有關，但個人以為，縱使宣言譯為外文而廣為散佈，亦未必能有效果。事實上，當年幾位先生在稿成數月後，已冷靜地意識到這點。
就宣言的初衷而言，其實質作用是落空的，我們未曾聽過有外國學者因為這篇宣言而改變其研究中國文化之態度。不過，除了近代中國人主動吸收西方思潮而受其影響之外，反過來看，外國學者以何種態度研究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本身似乎也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的影響。儘管中國人往往會因外國人之重視與否而影響對本國思想之評價，但這種影響常是一時風氣，發揮不了長久深遠效果。就唐先生提到的三種有缺點的西方漢學路數而言，唐先生固然很是在意它們未能尊重並理解中國文化，但到了今天，我們可以回過頭檢視，不論這種路數在西方是否仍為主流，它們在中國有發揮實質效果嗎？
唐先生提到的第一種路數乃是傳教士的研究態度。宣言云：“中國學術文化之介紹入西方，最初是三百年前耶穌會士的功績。耶穌會士之到中國，其動機是傳教。為傳教而輸入西方宗教教義，及若干科學知識技術到中國。再回歐洲即將中國的經籍，及當時之宋明理學一些思想，介紹至西方。當然他們這些使中西文化交流的功績，都是極大的。但是亦正因其動機乃在向中國傳教，所以他們對中國學術思想之注目點，一方是在中國詩書中言及上帝及中國古儒之尊天敬神之處，而一方則對宋明儒之重理重心之思想，極力加以反對。”
平心而論，今天這些說法在中國幾乎看不到影響，我們沒有因為西方傳教士之尊天敬神而更為尊天敬神，我們也沒有因為西方傳教士之反對理學心學而更為輕視理學心學。牟先生晚年在臺灣公開演講批評天主教的羅光總主教，理由即在反對其《中國哲學思想史》以天主教概念詮釋中哲，而斥之“偷樑換柱”。然而，時過境遷，羅光的講法亦未在中國學術界留下深刻影響。
第二種路數乃是研究古物的態度。宣言云：“西方人士研究中國文化之動機，實來自對運入西方，及在中國發現之中國文物之好奇心。……此種興趣，與西方學者，要考證已死之埃及文明、小亞細亞文明、波斯文明，而到處去發現、收買、搬運此諸文明之遺物之興趣，在本質上並無分別。”因此，唐先生呼籲外國人要把中國文化看成活的文化。宣言云：“我們首先要懇求：中國與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者，須肯定承認中國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
不過，關鍵還不在外國人怎麼看，而是中國人自己怎麼看。牟先生常說，中國人不能像西方人那樣以研究金字塔、木乃伊的研究古董的態度來研究自己的文化。更重要的，還不是研究傳統文化不能看成古董，而是，中國文化本來就需要一代一代的中國人活起來才算數。否則，中國傳統文化若與當代中國無關，縱使不看成古董，講的還是古董。因此，重點不在於西方人是否看你是古董，而是自己怎麼看，自己怎麼展現活生生的精彩出來。這點是唐先生等人始終清楚的，且畢生努力的。
第三種被唐先生認為有缺點的西方研究路數乃是，研究者順自身對中國現實問題之關懷而片面取材，順己意而詮釋，未能全面地整體地客觀瞭解。宣言云：“此種現實的動機，與上述由對文物之好奇心，而作對文物之純學術的研究之動機，正成一對反。而此種動機，亦似較易引起人去注意活的中華民族之諸問題。但由現實政治之觀點，去研究中國歷史者，乃由今溯古，由流溯源，由果推因之觀點。當前之現實政治在變化之中，如研究者對現實政治之態度，亦各不一致，而時在變化之中。如研究者之動機，僅由接觸何種之現實政治而引起，則其所擬定之問題，所注目之事實，所用以解釋事實之假設，所導向之結論，皆不免為其個人接觸某種現實政治時之個人之感情，及其對某種現實政治之主觀的態度所決定。此皆易使其陷於個人及一時一地之偏見。”
此段或許是在指涉民主、科學與中國傳統文化是否相容或相續之類的問題。不過，這類問題主要是中國人在滿清末年受到西方武力衝擊之下而自覺關切的。中國要不要走科學之路，大概沒有爭議。中國文化原本是否有科學的根底，則有很多爭議，至今未息。例如，今天仍會引用李約瑟中國科技史來證明中國原來就有科學。其次，中國要不要走民主的路，五四時期爭論不大，但今天則未必。中國原本有無民主根底，亦多有爭議，而唐先生等人在此持肯定立場亦很清楚。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無科學與民主、或有無科學與民主的根底、或有無與科學與民主相牴觸者，這些都是客觀的學術問題。但是，中國要不要走科學、民主的路以及如何走，則是中國人自己的實踐抉擇。外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或許會造成影響，但最終還是要靠中國人自定方向。
幾十年來，在中國哲學研究方面有許多外文資料，其中顯現出唐先生未提到的一種路數，即是以西方哲學重要概念與西方關心之主題來探討中國哲學或中國文化，試圖找出相應或異同之處，或追問其間之根由。此中不乏西方學者，但主要以旅美華裔學者居多。以外文書寫，則其言說物件主要不是中國人，但中國學界亦可有所觀摩。這種研究路數的長處或限制何在，值得學界關注。
個人以為，隨著中國崛起，西方學術界如何看待中國的態度勢必有所調整，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也會多些自制與修正。科學是否有文化差異，除了少數科學哲學家持肯定立場，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科學有其普遍性。沒有中國式的科學或西方式的科學，科學只有一種。但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已經讓西方經濟學家不再堅持只有一套正確的經濟發展模式，而開始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獨特軌跡。甚至，也有部分西方學者開始承認西方的民主亦未必是普世的政治模式。在文化方面亦然，在西方的高等教育裡，西方中心主義早已成為政治不正確的代名詞。順此而下，西方學術研究者看待中國的態度必與60年前有巨大分別。
當然，一個文化受到他人看待的方式，乃是整體力量的展現。但是，唐先生等人所期待的，遠比上述深遠，而更著重於文化的理想層面。宣言云：“我們希望世界人士研究中國文化，勿以中國人只知重視現實的人與人間行為之外表規範，以維持社會政治之秩序，而須注意其中之天人合一之思想，從事道德實踐時對道之宗教性的信仰。這是我們要大家注意的第一點。”宣言又云：“中國文化理想有所不足之處，及其在現實上的缺點，我們當然承認。此俟以下再說。但是我們必須認清：看任何文化，如果真能視之為人類之客觀的精神生命之表現，則我們首當注目而加以承認的，應當是其原來理想所具備的正面價值的方面。我們須知，理想之不足，是在理想伸展為更高更大之理想時，才反照出來的。現實上的缺點與壞處，是在我們實現理想時，受了限制，阻礙及其它牽掛而後反照出來的。此乃屬於第二義。我們能對於個人先認識其理想的長處，則我們可先對人有敬意。再繼以認識其理想之不足與現實上之缺點，則可使我們想方法補救其理想之不足與現實上之缺點，以表現我們對他的愛護，對於為人類客觀精神生命之表現的文化，也應當如此。”
此處雖說現實之能否充分展現理想，乃屬第二義。但若現實與理想之間存在巨大差異，而僅剩寡頭的理想，亦為大遺憾。由究竟義上，當然是理想與現實結合。如唐先生之寫《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極力讚揚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表彰其間種種的美好精彩，即以理想召喚，期待全民朝此方向努力，期待我們現實生活中的各個方面皆能成為理想之具體呈現。宣言雖對近代中國之現實婉轉維護，但唐先生等人在這點上是很清楚的；我們不僅希望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傳統理想有敬意，同時希望他們對現實上的文化表現也有敬意；亦即對文化理想之落實於現實中，而起敬意。
在文化的理想層面上，宣言提到，西方應該學習東方的智慧。“第一點，我們認為是‘當下即是’之精神，與‘一切放下’之襟抱。”“第二點，是一種圓而神的智慧。”“第三點，是一種溫潤而怛惻或悲憫之情。”“第四點，是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第五點是天下一家之情懷。”這些智慧是希望西方學習我們的，當然，在這之前，我們要問，中國人自己肯定、重視這些智慧嗎？中國人在現實生活中展現出這種智慧嗎？這些文化理想或智慧是於現代活著的，還是僅存於古代的古董？
中國文化的興衰起落終究要靠中國人自己。1974年，唐先生於五四紀念日對香港青年學生講話（《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臺北：學生書局，1988年，下冊，頁334-340）。其中提到對海外中國青年的五點期許：首先，做一個人。亦即重人禽之辨，重視倫理，修養品德，創造真善美文化。第二，做一箇中國人。唐先生強調：“於此我要先提醒諸位注意，此‘中國人’的觀念，並不是以我一時所居之地域而定，亦不是依現代的國籍法而定。此乃是依血族而定，亦即依我們之生命之本原而定。只要我們之血族，我們之生命之本原，是中國人，則我們永遠是中國人。但我們更須常常自覺此我永遠是中國人，自覺的求真正作一箇中國人。如何才算真正作一箇中國人呢？此更要在常常自覺我一個人之生命，與我之血族不可分，與整個中華民族不可分，由此以擴大我個人之生命生存的意義與價值。”第三，做一個心靈開放的中國人。第四，做一個尊重中國歷史文化與歷史人物的中國人。第五，做一個承擔延續發展中國歷史文化之責任的中國人。唐先生說：“今日之時代，不同過去之時代。一時代總有一時代的問題。無論作事與為學，總不能閉眼不看時代的問題。這不是說人只求適應時代。對一時代中的一切事物，我們都應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其是否合乎真善美的標準，而加以裁判、選擇。由此以決定我們自己之行為的方式，形成我們自己的人格，以創造未來的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唐先生這段話當時是對香港的青年說，其實也可對每一箇中國人說。前兩年唐先生全集在大陸出版，標示的句子即是：“做一個人，做一箇中國人。”其實，這幾句話的涵義甚深，期許與相應之責任，絕非一般。唐先生說的“做一個人”，已經歸結了整個成德之教的君子之學。而“做一箇中國人”亦不只是單純的國族認同，更涉及文化認同與文化承擔。如果能如唐先生的期許，而有眾多中國人朝此方向努力，則不但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有高度的認同與自信，也能傳承優點，結合傳統文化資源，開創現代生活中的真善美等價值。如此，即是中國文化理想在現實中的具體創造與實現。
中國人應該把中國文化當成活的文化，而把自己當成這個活文化的一個成員，也是這個文化創造與具體實踐的參與者。若接受這個觀點，則我們可以進一步聚焦於中國哲學之研究，對於中國人應該如何看待中國哲學的問題，套用上述觀點而回應如下：中國人（尤其是學術工作者或知識分子）應該把中國哲學當成活的哲學，而把自己當成這個活哲學的一個成員，也是這個哲學創造與具體實踐的參與者。唐先生的一生，已先完成對青年之五點期許，晚年又完成《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更為後繼者展示如何為當代中國哲學注入原創的活水。
作者為臺灣東吳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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