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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4/5
今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佈了新年號“令和”（REIWA）。新天皇德仁5月1日繼位當天，“令和”將正式取代“平成”而成為第248個年號，從此邁入令和時代。這是日本自1989年以來首次更換年號，備受世界關注。
令和，日文讀作“れいわ”，寓意是美好吉祥而和平和諧，取自日本最古的和歌集《萬葉集》卷五《梅花歌三十二首並序》。很多人說“令和”出自日本和歌，其實是很大的誤解，正確的說法是出自《萬葉集》中的日本漢文學作品。儘管日本政府再三強調本國的文化傳統，一定要從“國書”即本國典籍中選取年號，暗示其文化獨立，然而必須要指出的是：只要是年號，就無法擺脫來自中國古典與文化的深刻影響。“令和”這一新年號出自日本漢文學，與我國古代文學典籍《文選》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萬葉集》（日本公文書館藏江戶刊本）
“令和”二字不是《萬葉集》所載和歌的內容，而是出自用漢文撰寫的序，屬於日本漢文學作品。日本天平二年（730，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正月，時任位於九州的太宰府長官大伴旅人（655—731），召集本地築紫的官員們三十余人，在其宅邸宴集賞梅，賓主唱和，吟詠梅花，共創作了三十二首和歌。在梅花歌之前有一篇漢文序，作為解題介紹了當時雅集詠梅的時間、地點和氣候等創作背景。這篇序文沒有標明作者的名氏，應當是出席本次梅花宴會的來賓之一，相傳是擔任築前守的文學家山上憶良（660—733）所寫，其全文如下：
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帥老之宅，申宴會也。于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梅披鏡前之粉，蘭薰珮後之香。加以曙嶺移雲，松掛蘿而傾蓋；夕岫結霧，鳥封縠而迷林。庭舞新蝶，空歸故雁。於是蓋天坐地，促膝飛觴；忘言一室之裡，開衿煙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苑，何以攄情？請紀落梅之篇，古今夫何異矣！宜賦園梅，聊成短詠。
這篇漢文《梅花歌序》從結構到措辭，都帶有漢唐文學的格調和意韻，顯然是一位飽讀中國典籍的文士所作，傳說作者是曾隨遣唐使入唐學習生活達三年之久的山上憶良（660—733），的確不無道理。“快然自足”、“忘言一室之裡”等文句，顯示出王羲之《蘭亭集序》的烙印，其他文句也可以看到六朝與唐代文學的影子，如“何以攄情”就出自駱賓王詩，可以說這是一篇受到中國文學深刻影響的日本漢文學作品。
《梅花歌序》第二句“初春令月，氣淑風和”，即日本政府公佈的新年號“令和”之來源。關於此句的典據，江戶時代的國學者契沖（1640—1701）《萬葉代匠記》早在17世紀末就指出了兩個來源：一是東漢張衡《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二是唐代杜審言的五言律詩《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淑氣催黃鳥”。我想為“氣淑風和”補充一個更直接而關鍵的典據，即西晉陸機的樂府詩《悲哉行》的詩句：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
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
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
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吟。
《梅花歌序》的“氣淑風和”，毫無疑問是脫胎于陸機的詩句“和風飛清響”、“蕙草饒淑氣”，形容初春的氣息芬芳，春風和煦，生機融融。到了唐代，陸機的詩句被很多詩人、墨客襲用，以“和風”、“淑氣”形容春光景色之美，遂為一時風尚和習見詞語，如唐代僧侶慧淨《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作》第四首“和風動淑氣，麗日啟時雍”，如陳通方《賦得春風扇微和》“習習和風扇，悠悠淑氣微”，如李鹹用《春宮詞》“風和氣淑宮殿春，感陽體解思君恩”，又如薛元超《諫蕃官仗內射生疏》“時惟令月，景淑風和”等等，不勝枚舉。
那麼，《梅花歌序》的作者是從哪裡讀到張衡《歸田賦》和陸機《悲哉行》的呢？我認為作者當時讀的不是張、陸二人的文集，而是《文選》，這兩首作品均見於梁代昭明太子蕭統（501—531）編纂的詩文總集《文選》。
契沖《萬葉代匠記》（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寫本）
《文選》大約在西元六世紀末、七世紀初就已傳入日本，對彼國學術和文學的影響至為深遠。推古天皇時代，聖德太子《十七條憲法》依據五經、《論語》《孟子》及其他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而撰，憲法的第五條“財者之訟，如石投水；乏者之訴，似水投石”的比喻，就出自《文選》所載曹魏文學家李蕭遠《運命論》“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可見《文選》的地位和所受到的重視程度。
與儒家經典一樣，《文選》是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最為通行的典籍，也是學習漢文最重要的教材和文本。據養老二年（718）的律令，進士科考試的教材和範圍就是《文選》與《爾雅》，當時的貴族與文人學子無不閱讀誦習，召開梅花宴會的大伴旅人以及被認為是《梅花詩序》的作者山上憶良，二人肯定也是《文選》的讀者。《萬葉集》中很多的和歌作品以及最古的漢詩集《懷風藻》等典籍，隨處可見《文選》的影響。總之，“令和”年號取自日本漢文學作品《梅花歌序》，而其背後的典據就是《文選》。
在日本古代，《文選》及文選學著作流傳非常廣泛。如平安時代藤原佐世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的《總集家》就著錄了近十種《文選》及相關典籍，有《文選》三十卷、《文選李善注》六十卷、公孫羅《文選鈔》六十九卷、佚名《文選鈔》三十卷、李善《文選音義》十卷、公孫羅《文選音決》十卷、釋道淹《文選音義》十卷、曹憲《文選音義》十三卷、佚名《文選抄韻》一卷等，還傳存佚名撰《文選集注》的古鈔本。《文選》至唐高宗時代李善（—689）作注，方被析分為六十卷，可見傳入日本的三十卷本《文選》文本之古。
《文選》也是歷代日本朝廷選定年號的重要典籍和來源之一，彼國年號出處最多的是《尚書》（35個）、《周易》（27個），其次就是《文選》，共有25個年號的典據來自於該書，如延長（923—931）、貞元（976—978）、天仁（1108—1110）、保延（1135—1141）、建仁（1201—1204）、建永（1206—1207）、文曆（1234—1235）、延應（1239—1240）、文永（1264—1275）、康應（1389—1390）、文永（1264—1275）、元祿（1688—1704）、寬延（1748—1751）、安永（1772—1781）、享和（1801—1804）、慶應（1865—1868）等。這次選定年號之際，落選的候補提案之一“萬和”，也是日本的中國文學專家據《文選》擬定的。
《文選》（日本足利學校藏南宋明州刻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
那麼，日本的和歌為什麼不能作為年號呢？相傳由大伴家持（718—785）編纂的《萬葉集》，其所收錄的4500多首和歌皆是用“萬葉假名”寫就，一些和歌的序或啟，則用漢文撰寫。萬葉假名(まんようがな)是日本創造的假名，主要在上代用漢字來表記日文音訓的。如上文提到的梅花歌的第一首：“武都紀多知 波流能吉多良婆 可久斯許曾 烏梅乎乎利都都 多努之岐乎倍米”，此短歌句式為：五七五七七，三十一音節。試漢譯為：正月尋春去，築州寄遠心。歡情須盡醉，折梅忘贈人。萬葉假名的漢字是用來注音的，漢字本身並無意義。在平假名和片假名成立以前，日本人專用萬葉假名來標識日文音韻，其實和我國史書《三國志•魏志•倭人傳》用“卑彌呼”來標示彌生時代邪馬台國女王的名字“ひみこ”（himiko）的道理是一樣的，漢字在這種場合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年號必須是漢字，日本獨創的平假名和片假名自然不能用作年號，而《萬葉集》中的和歌所用的萬葉假名雖然是漢字，但那僅僅是用來表記日文音訓的符號而已，當然也不能用作年號。
水上雅晴、石立善主編《日本漢學珍稀文獻集成•年號之部》（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18年1月）
年號制度本身就來自中國，只要日本繼續使用年號，就無法完全脫離中國經典和文化的影響，即便依據本國人的作品和典籍選取年號也不例外。日本上代的本國典籍如《懷風藻》、《日本書紀》等都是用漢文寫就，漢文在歷史上是朝廷官方語言，是貴族必備的素養，歷代用漢文撰寫的文學作品汗牛充棟，自然地形成了日本漢文學這一文體，可謂是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寶貴遺產。這次改元，儘管刻意回避中國古典而從日本漢文學作品中選取了新年號，意圖割斷和中國的文化紐帶，主張本國的文化主體性，可是深入彼國漢文學骨髓的“漢文化基因”又豈能徹底消除呢？這恐怕是日本政府和當權政治家始料未及的。
脫離中國古典，切割與大陸文化的內在聯繫——這些政治舉措對世界上唯一一個仍在使用年號制度的國家日本來說，是幸還是不幸？令和元年，讓我們拭目以待。
石立善|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日本京都大學文學博士。“東方學者”特聘教授，中國比較古典學會副會長、《古典學集刊》主編。研究方向為中國古典學、日本漢學。編著《日本漢學珍稀文獻集成•年號之部》《日本先秦兩漢諸子研究文獻彙編》《日本十三經注疏文獻集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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