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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6
本文根據臺灣中研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朱雲漢教授2019年3月12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國·政大講堂”所作專題演講《中華民族再興的全球意涵》整理。由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端程負責整理，朱雲漢教授親自校定，授權觀察者網獨家網路發佈。
我們無論是從100多年前中國屈辱的近代史作為回顧的起點，還是從最近70年中國民族快速復興的過程出發，都需從全球史的架構來理解中華民族再興對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意涵。在這基礎之上，我們才能展望未來。中國70年來走的道路，當然有曲折，但也有很多方面是史無前例的，突破了過去各種不同文明曾經創造的歷史，中國肯定要超越他們。
如果中國繼續保持既有的發展軌跡，那麼她必然會進一步影響到人類社會的未來，實際上她已經開始在深刻地影響全球社會，以及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不僅如此，這一作用將來還會更關鍵，而且她的關鍵程度甚至會超過歷史上美國所起的作用。
圖1：兩千年世界經濟中心的移動路徑
上面這張由《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刊登的歷史地圖很有趣，它是根據歷史資料所繪製的，展示了過去2000年來，人類全球經濟活動重心的移轉。該圖從西元元年開始，在前面1600年的時間裡，以全球為範圍，世界的經濟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動的範圍非常小，一開始它非常靠近被稱為“人類文明搖籃”之一的兩河流域。然後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板塊長期佔有非常重要位置。
這兩大古文明歷經幾千年，在當時來講各方面是比較先進的，因為這兩個古文明板塊的存在，當然還有沿地中海的古希臘、古羅馬等等，所以把各地區經濟活動規模加權平均以後，全世界經濟地理重心差不多就在上述這些位置，也就是長期相當接近中國與印度兩大文明板塊。但是在1800年以後也就是19世紀開始，全球經濟重心的移動非常快速，一直在往西走，這就是西方的崛起，地理大發現，殖民擴張與工業化。
到了快要接近19世紀末的時候，北美新大陸和美國的興起，更是把這個重心快速地往西邊牽引。一戰之前，美國的經濟體量基本上已經超過大英帝國，在二戰結束的時候更是達到頂峰。因為美國的板塊份量太重，所以這個重心在1950年的時候，已經移到了大西洋的中間。
接下來,這種情況又開始起變化了，西歐戰後重建復興了，東亞也開始發展起來。所以這個重心從1960年以後就開始慢慢往東。儘管有日本的興起和東亞“四小龍”的發展等等，但因為美國也在發展，所以移動速度並不快。但是1980年以後全球經濟重心則快速地往東，世界經濟完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因為有中國大陸的快速興起。因此，到2010年、到2018年，以及未來的2025年，重心還會繼續東移，當然之後可能會再往東南一點，因為印度也在快速發展。
是什麼力量把這個重心一直往東牽引？答案顯然就是中國興起，它是最大的一個牽引力量。所以這張圖很有趣，因為它預告了不久之後人類經濟活動的重心可能會回到19世紀初的歷史起點，甚至回到更早的歷史起點，也就是回歸到更悠久的歷史常態。如果從構成來看，過去三四十年間很多所謂的“全球趨勢”主要就是中國趨勢。因為中國太大了，大到它自身的趨勢就影響了全球大趨勢下的各種指標變化，並且中國還在持續前進。
有了圖1的背景知識，我們對圖2的理解就更清楚了。
圖2 1820-2016年各國占世界GDP的比重
這是在過去200年歷史中，根據購買力等值（PPP）的GDP來繪製的圖。從1820年也就是嘉慶年間開始，到1950年也就是二戰後美國達到頂峰的時候，整個人類歷史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西方的興起，這些西方國家還是處於絕對支配的地位，並且一直持續到1970年。
上圖中最上面深藍色的部分當然是美國，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然後是英國（這些都是央格魯薩克遜民族），然後是法國、義大利跟德國，接下來就是荷蘭等這些中小型西歐國家，以上合起來就是傳統定義的“西方”。所以有將近兩百多年，西方是人類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其他地區的民族都是配角，甚至是被他們殖民的對象。
與此同時，中國和印度這兩大曾經占全球經濟份額非常高的古文明，相對的比重一路下滑，印度更為嚴重。戰後初期比較突出的是日本的興起，但從1970年中期至今40多年來，非西方世界開始全面興起，尤其是亞洲，其中中國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在過去的40年裡，中國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歷史紀錄，前無古人，對此有很多尺度可以加以衡量，而且以後很難有其他文明可以再複製。圖3揭示到：從1987年到2017年的30年裡，中國的GDP增長了36倍；歷史上，另外一個曾經出現大規模、大板塊、快速工業化的國家就是美國，尤其在南北戰爭之後的工業化進程中快速興起。
但是美國花了多少時間才讓自己的GDP增長了36倍呢？他總共花了117年，也就是中國的工業化追趕速度是美國的3.9倍。所以為什麼英文世界的媒體經常說“China Speed”。什麼叫中國速度？這就是中國速度，史無前例，尤其是在那麼幅員遼闊的版圖之上建設“奇跡”的速度。所以這很自然地讓包括西方國家和其他周邊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感到震撼，甚至帶來壓力。那麼中國的興起，在全球的範圍裡的作用就是引導全球趨勢。
圖3： “中國速度是美國速度的3.9倍”
圖4告訴大家，整個人類社會的貧窮問題以及消除貧窮，讓越來越多的貧困人口能夠脫貧，擺脫絕對貧窮線，對聯合國來講是最大的挑戰。在戰後也就是1945年以後，出現了嬰兒潮，所以雖然拼命地發展、拼命地減貧，但是貧困人口總數還在增加，這對整個地球來講是一個非常不幸的發展趨勢，但是到了1970年代以後，它的轉捩點就慢慢出現了，尤其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
進入新世紀不管是絕對貧窮人口的比例還是總數都在快速不斷下降，這裡面中國做了最大的貢獻。不僅如此，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國還拉抬了很多相對落後的國家，中國對幫助他們消滅貧窮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
圖4：世界貧困的“終結”
所以如果中國的“兩個百年”目標達成了，它下一個目標便是要對全人類承擔更大的責任。當然，任何經濟發展都會有負面的作用，經濟學術語叫外部性。當中國在方方面面都以這樣的神速發生變化，對整個人類社會帶來的衝擊也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中國工業化的速度是美國的3.9倍，但正如圖5所示，中國碳排放的增加速度可能也是美國的3.9倍。在很短時間裡面，中國從一個碳排放量非常小的經濟體（圖5中的深色藍線）迅速變大，尤其是在1980年後直線上揚。雖然中國人均的碳排放量還只是美國的1/4，但總量在2008年前後就已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因此，中國的這一趨勢也將會影響全球氣候變化趨勢。
圖5：世界碳排放示意圖
在我看來，中國的興起將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首先，中國的快速興起，賦予了經濟全球化一種巨大的推進力量。這很有意思，也是一種辯證關係，中國既受惠於過去35年、40年的經濟全球化，但另一方面，中國也成為推進全球化的巨大力量，而且前所未有。所以過去三十幾年的全球化，也被稱為“超級全球化”，也就是說它的動員、席捲、滲透的力量、遠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全球化，而且把全世界所有社會都吸納進來。
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的地域或人群可以完全不受到它的影響或者是牽引，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中國正是對這樣一個巨大的推動力量起到了關鍵作用，雖然不是唯一，但卻是最關鍵的作用。
其次，中國的快速興起，在不知不覺中，有意無意中削弱了美國霸權的基礎，打破西方壟斷普世價值的話語權，因此也就推動了國際秩序的轉型，當下正處於這一過程之中。
因此，中美之間的摩擦，戰略的猜疑可能越來越尖銳。也許對西方國家來講，中國的快速興起未必是他們都很樂意看到的趨勢，但是對於非西方國家來講，中國的快速興起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這將增強他們自主發展的可能性。
因為以前很多發展中國家，它的文化、經濟的導向多多少少都是朝向他們的前殖民宗主國，很多國家在很長時間內各方面都依賴曾經殖民過它們的國家，像法語非洲依賴法國，被英國殖民的一些國家在制度、認同和觀念等很多方面依賴英國。
這些發展中國家彼此之間的經濟合作跟聯繫比較薄弱，但是現在不一樣。所以對東南亞、南亞、中亞和西亞，非洲乃至拉丁美洲而言，中國能夠拉抬它們這些非西方國家，能夠全面釋放出南南合作的巨大潛力。而且中國主動去深化南南合作這個釋放出來巨大的潛力，這種機遇是前所未有的。
正因為如此，中國絕對可以對全球化未來的路徑、指導思想或者人類社會各地域彼此之間的經濟合作和交換的遊戲規則，產生巨大的作用，也就是說可以推動世界秩序的重組。因此，中國的興起就加速了從西方世界秩序往後西方世界秩序的過渡。
為什麼中國能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呢？這就有必要從如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過去35年來的全球化之所以被稱為“超級全球化”，正是在於它的速度、它的滲透力與席捲力。“超級全球化”推動全世界各個社會參與一種非常細密複雜並且緊密的經濟分工，在生產、金融、資訊等各個方面的整合前所未有，此外，還有人員的流動都超越過去的歷史紀錄。但是在它前面有三大力量，或者說是“三駕馬車”同時在牽引“超級全球化”。
“第一駕馬車”就是從1980年代開始的美國雷根和英國柴契爾他們所宣導的新自由主義。
這種信奉市場萬能的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要給資本最大的自由，給民營企業最大的自由。他們不僅在西方國家推動這個新自由主義革命，而且還把這一思想推廣到全球，而且在各個不同的層級都灌輸這樣一種思想，促進經濟一體化，或者在WTO這樣的體制下，全面地推動貿易自由化、建立自由貿易區，讓各種生產要素流動越來越自由，以達到經濟學家口中的跨境“交易成本”趨近於零，這就是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講的“地球是平的”。人為障礙（其實也不一定是障礙，因為那些管制有些是好的），凡是被市場、被資本看成是障礙，就把它排除掉、解除掉。
“第二駕馬車”就是資訊和通訊科技的突飛猛進。
可以想像，在1990年代以前，我們從臺灣去美國留學，根本不可能打長途電話回家報平安的。所以家裡面如果接到長途電話肯定不是好事情，費用太高，但是現在所有越洋的通訊都是免費的，而且還可以視頻。
當然，還有“第三駕馬車”就是中國快速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
可想而知，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一躍成為全世界最大製造業平臺和全世界第一大貿易國，所以不管用什麼指標來看全球化，它在過去35年的演進速度是驚人的。
從圖6中國家的貿易依存度（淺粉色線）來看，根據右邊縱座標它占每個國家GDP的比重，從上世紀80年代以後都是快速上揚，直到2008年金融海嘯為止才停頓。但是更驚人的是左邊縱座標度量的深紫色這條線，也就是金融全球化的速度。它反映了每個國家的對外金融資產與負債合計，占自己GDP的比重。
從左邊縱坐標來看，金融國際化程度在70年代的時候非常低，平均20%、30%都不到，因為那時候跨國資本流動的管制非常嚴格，美國資本帳也是不開放的，歐洲也不開放，更不用講其他國家，更沒有什麼衍生性的跨國金融交易，石油與大宗商品期貨交易也統統都沒有。
圖6：衡量全球化的兩個指數：金融與貿易
但從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這條紫色的線迅速上揚，到了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機也就是2008年的時候，平均達到全球每個國家GDP的近400%，這是很可怕的一個數字，表現出一種龐大的、相互依賴的全球金融融合。但這裡面其實有很多虛擬交易造成了巨量熱錢跨國流動，造成了資產負債表的巨大變化。這一波全球化非常特殊的一點就是它能夠發展出來由跨國企業牽頭的極為複雜精密的全球產業供應鏈。
試想，一個高科技產品，裡面幾百個、幾千個小的零元件，分別由參與相關產業鏈的二三十國家生產，然後通過天衣無縫的協調、管理，最後彙聚在裝配線上，產生一個最適當、最有效的生產流程和資源配置方式。
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最典型的就是大家手上的iPhone，它不是在深圳就是在鄭州新區裝配的，零元件來自於20多個國家，由富士康這樣一個典型的代工廠商來組配。如果沒有數位、資訊等科技的突飛猛進是不可能有辦法管理和協調的。
另外就是數位科技也讓勞動要素可以更自由的流動。在新自由主義革命推進下，資本的流動已經高度自由化。商品更是無需多言，資訊也是如此，唯有勞動力的流動還是受管制，因為它的社會衝擊很大。但是在經歷資訊跟通訊革命以後，勞動已不需要真正的在地理空間上移動，它同樣可以攬活。比如你今天給美國的一個航空公司客服專線打電話，你也不知道接電話的人在哪裡。他可能在菲律賓，也可能在孟加拉，他就是“電信移民”。
不僅如此，全世界服務業中的低階勞工事實上構成了一個勞動市場，因為沒辦法管制，你在邊境築高牆也沒有用，管不了這個。所以它的確對西方國家普通的勞工衝擊太大了。你可以想，在美國某醫院裡面去解讀X光掃描的或者要寫檢查報告的那個人，他可能跟孟加拉同樣一個有執照的技師一起搶這個工作，而另外一邊只要1/20的工資，他就願意做這個事，當然以後可能人工智慧（AI）就可以做了。所以這個變化太大了。
那麼再來看過去35年，中國加入全球化的變遷。圖7所示，在新世紀交接的時候，中國的人口大概占全世界接近20%，19%到20%之間，中國的勞動力占全世界勞動力市場的近1/4，因為中國勞動參與率特別高，所以顯示中國勞動規模的這個圓形占的面積在全世界是最大的，它比印度要大很多，因為印度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非常低，而中國非常高，婦女占勞動力供給的45%。
圖7：2010年相關國家的勞動力規模、性別組成與參與比例
因此，那麼大一個勞動群體加入全球分工體系，是史無前例的。日本興起也未曾帶來那麼大的衝擊，“四小龍”更不用說。正如圖8所示，中國在極短的時間之內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平臺，已經超過製造業日益空洞化的美國，很快就要超越整個西歐了。
圖8：世界製造業產出的地區分佈
那中國最驚人之處在哪裡，就是它能夠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在全世界產業分工裡面，可以快速晉級，從勞動密集技術門檻很低的製造業，快速地往高端攀升。所以圖9顯示在短短十年裡面，中國很多高科技產品出口在全球市場的占比不得了，有的占到20%、30%，甚至接近40%。這個增長速度非常非常快。
圖9：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所占全球比例
因此，新自由主義革命推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自由化，資訊科技革命以及中國的全面融入這“三駕馬車”拉動了“超級全球化”。同時，“超級全球化”帶來的後果也引起了廣泛關注。
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達伊·羅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超級全球化”基本上導致兩個後果，一個是國家喪失經濟主權，尤其是除了美國以外的那些國家。因為它們都是中小型國家，所以國家的經濟決策權會慢慢流失掉。比如影響歐洲人生計的主要決定都是在歐盟做，而不在各國首都或不由各國國會做，或者有些決定也不是歐盟做，是IMF在做，甚至也不是IMF，而是Google、Microsoft、Facebook等超級跨國企業在做，他們做出了影響你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種決定。
另外一個後果就是他擔心的西方民主體制的社會基礎全面動搖。道理很簡單，因為本來民選政府最重要的職責，是社會保障職責和經濟發展職責。這兩個職責都是建立在國家有能力主導經濟的基礎之上，如果國家經濟主導能力跟政策工具慢慢流失的話，它就沒有辦法去滿足公民對它最基本的要求跟期待。
球化產生的經濟紅利是巨大的，但是極少數人在瓜分這個經濟紅利，尤其是“超級全球化”必然帶來風險與利益分配的嚴重不均。在很多西方國家裡面，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勞工群體，實際上正承受各種生活壓力、就業壓力的擠壓，還有社會保障越來越不足的問題，所以他們是絕對的受損者。
但是這個問題在中國並不突出，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因為並不是中國貧富差距沒有加大，而是即使中國收入較低的農民工，他的絕對收入、生活水準，在二三十年裡面，還是明顯地上揚。
為什麼？因為中國是一個快速增長的國家，中國的增長速度是10%、8%，但歐洲不是，歐洲現在進入了0到1之間的增長。日本更不是，日本幾乎連續30年都是接近於0的增長。
本文原載於《觀察者網》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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