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們先生們上午好。首先讓我感謝卡爾·米切姆（Carl Mitcham）教授的邀請，讓我有機會來到科羅拉多礦業學院的講堂上，與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研究心得。

我來自中國北京大學。大家知道，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有著悠久的歷史。中國人民曾經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但是從20世紀初開始，現代中國也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的影響。作為現代化的後來者，我們是發展中國家、不已開發國家，如何學習已開發國家的先進經驗，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十分關心的問題。 

早在20世紀初年，中國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就認為，西方強盛的法寶是兩個，一個是科學，一個是民主。於是，問題就在於，為什麼傳統中國沒有這兩個東西。我是一個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傳統中國為什麼沒有科學也是我經常思考的問題。我很願意談談為什麼科學沒有出現在中國，而獨獨在西方出現。

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應該提一下李約瑟問題。英國著名的科學史家李約瑟認為，在16世紀之前，中國的科學走在世界的前列，只是到了近代才開始落後。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中國近代科學落後了。這就是所謂的李約瑟難題。我認為，李約瑟在這裡混淆了科學與技術。當然，從今天的眼光看，科學與技術相互關聯，彼此很難區分。但是，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科學與技術是各自獨立發展的。只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科學與技術才密切相關。因此，說中國古代科學很發達，只是到了近代才開始落後，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中國古代有技術，但根本沒有科學。中國古代的技術是很發達的，但沒有科學傳統。所以，我認為，如果問中國古代技術很發達，為何近代技術落後了，這是一個好問題。但如果問，中國古代科學很發達，為何近代科學落後了，這是一個假問題。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科學傳統。對於這個問題，有許多種討論進路。有人從社會模式，有人從自然環境，有人甚至從漢語語言角度，試圖解答這個問題。我今天的角度是，把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看待，通過分析中國西方文化傳統的不同，來解答為何中國古代缺乏科學傳統，而科學獨獨首先出現在古代希臘。

一、人文

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就其有形的方面而言，有飲食、服飾、建築等，就其無形的方面講，有語言、社會制度、觀念、信仰，林林總總。通過這些東西，我們可以分辨出一個人屬於哪種文化。但是，在文化的所有這些表現形式中，最核心的最本質的是關於「人性」的認同。不同的人性認同與人性規定，決定了文化的根本不同。為了理解文化傳統的不同，我們最終都需要追溯到不同文化所預設的不同人性理想。

為什麼人性認同和人性規定會成為文化的根本標誌呢？其根本的哲學原因在於，人是一種「有待」規定的存在者，而「文化」就是對人性的「規定」，「人性」是從文化而來的，而非生物學上遺傳得來的。 

說人是一種有待規定的存在者包含兩個方面的意思。第一個方面，人是先天缺失者；第二個方面，人是有死者。人是先天缺失者是指，與其他生物不同，人並無固定的本質、本能，其後天教養在人性養成過程中占有絕對的優勢。從生物學角度看，人的這種後天養成與人的普遍早產有關。在人類進化過程中，大腦的快速發育與人類女性的直立行走是相互衝突的。直立行走要求人類女性的骨盆不能太寬，而人類進化使得大腦越來越大。哺乳動物的孕育期與大腦量有一個線性相關關係。按照人類的腦量，這個孕育期應該是21個月，但是，孕育了21個月的人類胎兒腦量將達到675毫升，是成人腦量的一半。達到成體腦量的一半，是哺乳動物胎兒娩出時合適的腦量。然而，孕育了21個月的人類胎兒太大了，人類的母親無法產出這樣大的胎兒。人類女性為了直立行走，其盆骨的最大寬度只能容納300毫升腦量的胎兒娩出，因此，進化無情的宣判，人類必須早產。這種生物學意義上的早產，使得人類的嬰兒有漫長的後天學習時間。正是先天缺失，使得人類必須通過後天的努力，自己創造自己，因此，人性並不是先天的，而是後天習得的，特別是，通過文化被構成的。作為先天缺失者，人類可以有多樣的發展可能性，因此，對人來說，先天缺失不是缺點，而是優點。 

作為有死者，人需要為自己的生提供意義辯護。人生在世，終有一死。但是，只有人這個物種是在活著的時候就知道死的不可逃避性。這種對死的先驗的知，引發了一個嚴重的哲學難題：既然早晚必死，為何當初有生？生命意義何在？明白自己必死的人類何以能夠如此堅定執著的活著，哪怕吃盡苦頭、受盡屈辱？這一方面固然有動物的求生本能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方面在於，每一個人生下來就生活在一種文化之中，在這種文化之中，習得了一個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人生的意義」或者「有意義的人生」。這個「人生的意義」通常並不是以概念命題的方式出現的，而是滲透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實踐之中被領悟到。人們通常也不會反省人生的意義，只有在一生中某些關鍵的時候，比如青春反叛期、比如特別困難的時候，才會有這樣的反省。正是這個「人生的意義」，讓人們儘管吃盡千辛萬苦，仍然能夠堅強、樂觀地活著。

「人生的意義」或者「有意義的人生」的核心是對「人」之為「人」的認同和體悟。什麼是「人」？什麼是理想的「人」，如何達成這樣的理想人性？是任何一種文化最核心的問題。人生因為有死，所以根本上是一種無本質的存在：人可以是任何東西，甚至可以不是「人」。正因為人可以不是人，因此罵一個人不是人才是有意義的。我們從不罵一頭豬不是豬，因為這是一種沒有意義的說法。人的無本質決定了，人可以有多種規定性。不同的文化就給出了關於「人」的不同規定。 

在漢語裡，當我們講到「人文」兩個字的時候，其實是表達了兩個東西，一個是「人」，一個是「文」。前者指的是理想人性。後者「文」古代通「紋」，是一個動詞，表示劃道道、留下痕跡，基本意思是「紋飾」，以後發展成為了達成理想人性所採納的教化、培養、塑造方式。所謂「文化」，指的就是這種訓練理想人性的過程。在英語裡，humanities來自humanity，後者是理想人性，是目的，前者是培養理想人性的方式，是手段，與漢語相對應。

中國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差異在於它們各自有很不一樣的「人文」。不同的人文，標誌著不同的文化。在文化的各個層面，都可以體會到這種人文的不同。要深入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最好的辦法是看看它們各自有什麼樣的人性理想、什麼樣的教化方式，一句話，有什麼樣的人文。

二、中國的人性理想：仁愛

中華文明本質上是農耕文明。在這片相對封閉但又適合農耕的土地上，中國先人發展出了成熟而又穩定的農耕文明。這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獨特的。誠然，人類進化的一般歷史都是從舊石器時代走進新石器時代，而新石器時代的根本特徵就是定居和糧食生產，也就是所謂農耕文明，但不同的民族進入農耕文明的時間和程度是不一樣的。中華農耕文明特別典型、特別成熟，以致於壓抑了其它文明類型的發育。比如，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但中國沒有發達的海洋文化，這是農耕文化有意抑制的結果。比如，中國的萬里長城，表達的是典型農耕社會的防禦思想。比如中國傳統社會人分四等，「士農工商」，手工業者和商人地位低於農人，也表達了農耕主導的思想。 

農耕文明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安於一地、少有遷徏，安土重遷，定居、安居意識很強。那些離開家鄉在外面工作的人被認為是很不幸的。人們與土地高度綁定在一起。中國人常說，「父母在，不遠遊」，「樹高千丈，葉落歸根」，「離鄉不離土」。中國人特有的「籍貫」概念就是對這種情況的一種反映。如果像你們美國人那樣頻繁遷徙，籍貫是沒有意義的，所以你們的護照上只有「出生地」，而沒有「籍貫」這樣的項目。對於基本不遷徙的民族來說，籍貫就是出生地，籍貫的概念才有意義。我可以問你們一個問題，你們知道你們的祖先200年前住在哪裡嗎？我猜測，你們很難回答。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祖先2000年以前住在哪裡。我的家族有明確的記載。我姓吳，我的祖先大約在1800年前由江蘇無錫遷居江西，大約在800年前由江西遷到現在的湖北，2000年只搬了兩次家。傳統中國就是這樣，多數人在兩千年的時間裡只有幾次住家遷徙。但是20世紀近代社會轉型以來，中國人的遷徙開始頻繁起來，籍貫慢慢也會喪失意義。

對於有籍貫概念的人群來說，地緣即是血緣：住在一起的人都是熟人，拐彎抹角的差不多都是親戚，都有或近或遠的血緣關係。因此，中國的文化是一種典型的熟人文化。中國人在與熟人打交道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但不知道如何與生人打交道。對待生人只有兩個辦法，要麼把生人變成熟人，所謂「一回生、二回熟」，要麼生人變不成熟人的話，就只有持敵對態度，人們常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熟人文化延續到今天，仍然為中國人所熟悉。

人們群居在一起，需要建立秩序，依照這個秩序，人們分配各式各樣的資源、處理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這種秩序就是文化秩序。對於農耕文明而言，地緣人群實際上就是血緣人群，因此，農耕社會很自然建立了以血緣關係為主要依據的文化秩序，即血緣秩序。我們可以注意到，漢語中的血緣術語非常發達豐富。比如，父親的哥哥、弟弟，母親的兄弟，父親姐妹的丈夫，母親姐妹的丈夫都是特定的稱呼，而英語裡就一個uncle全部包括了。西方人剛來中國的時候，中國人都覺得他們是野蠻人，連母親的兄弟和父親姐妹的丈夫都分不清楚。當然，我想你們美國人是可以分清楚的，只是沒有覺得沒有必要分那麼清楚。可是中國人講究父系母系有區別、年長年幼有區別。如果不能搞清楚這些區別，那就是沒有禮貌，不文明、沒有文化。

血緣秩序成為其它一切社會秩序的基礎和範本，許多重要的社會關係都被看成是某種准血緣關係。比如把皇帝與下屬的關係，政府官員與老百姓的關係，甚至教師與學生的關係都看成是父子關係。中國有句常用語，叫做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可以看出，在中國文化里，政府官員和教師是最重要的兩類人。事實上，這兩類人是相通的。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中國的政府官員都是優秀的知識分子來擔任的。

傳統上，中國人認為有五樣東西最需要敬重，它們分別是天、地、皇帝、父母、教師。在這五樣東西中，父母雖然排名第四，但卻是最容易被領悟的。天人關係、人地關係、君臣關係、師生關係都最終要通過「親子」關係來理解。直到今天，現代中國人在與陌生人打交道的時候，往往首先會問及家鄉，以便建立某種地緣-血緣認同。一些原本互不相識的人要短暫地組成一個共同體，比如集體旅遊，也會首先按照年齡排序，確立稱乎，並且通常會選最年長者當領隊，以此建立一種臨時有效的秩序。這都是血緣文化的基因在起作用。

血緣文化的核心是血緣感情。所謂「親」就是「近」，而所謂「近」並不是物理距離上的遠近，而是在血緣譜系中的近。比如相同父母的兒子比父親兄弟的兒子要近，父親兄弟的兒子比母親兄弟的兒子要近。最親近的是父母與子女。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孟子說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就是把血緣親情文化的邏輯出發點定在了父母與子女之間感情上。一切血緣感情都是父母與子女之間愛的擴展和外推。不孝敬自己的父母而孝敬別人的父母，那一定是別有用心，比方圖謀人家的房產。不愛自己的孩子而去愛別人的孩子，很可能那個別人家的孩子其實就是他自己的孩子。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愛是古代中國人關於「愛」的最純粹和最基本的理解，其它一切「愛」其實都是這種愛的某種外推和變種。男女兩性之愛並不被中國文化所看重，相反，最終都通過婚姻關係而轉化為親情之愛。

血緣文化因而就是親情文化。在親情文化中，情最重要，理次之，法再次之。法通常只是手段，不是最高目標。到今天，我們還在討論國家治理是rule of law還是rule by law。實際上，中國人始終不太理解rule of law。

「理」也不是我們中國人行為做事的最後根據。正如中國常用語所說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理是相對的，不存在一個絕對的道理。中國還有一個有些讓人費解的說法，叫做「不要得理不讓人」，意思是說，雖然「道理」是某種根據，但絕不是最後的、最高的依據，相反，在許多情況下，你就是有「道理」，也不能只照著道理來做事情。為什麼呢？因為人際關係的因素往往要起更大的作用。中國人當然不是根本不講法律，也不是不講道理，但是，法律和道理都在一定的範圍內有效，超出這個範圍就無效了。比如中國有一句常用語叫「法不責眾」，意思是說，如果多數人都不遵守一個法，那麼這個法就無效了。所以，法律和道理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而「愛之情感」反而是最終的根據，居於某種絕對的位置。

農耕文化、血緣文化和親情文化在「人性」的認同方面有自己的獨特性。儒家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占據中國文化主體地位，他們把「愛」作為人性的根本，以「仁」概而言之。什麼是「仁」？這個字很難對應一個唯一的英文單詞。我們這裡把它譯成benvolence，這是強調了仁愛的方面。《論語》中說「人者仁也」，就是把「仁」作為人性的根本，因此也有人把它譯成Humaneness。什麼是「仁」？簡而言之就是「愛」。古代中國人誤認為動物無情無義無愛，因此總是把人與動物相比較來突現人性，稱那些壞人為禽獸。後來認識到動物其實也有情有愛，則稱壞人是「禽獸不如」。總之，「人」的反義詞是「禽獸」。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所謂「仁愛」，是奠定在血緣關係之上的愛。這種愛按照血緣關係的遠近，是有區別的。越近的越愛，越遠的則越弱。「仁愛」，不是平等之愛，而是差等之愛。因為所謂血緣秩序，本來就是親疏有別的等級秩序。

建立在親子感情基礎之上的「仁」的確是人的天性。中國人喜歡講，「人之初，性本善」。但是隨著年歲漸長，社會活動面擴大，人所面對的人群越來越多樣化，所處的情境也越來越複雜，那種出自天性中的親子之愛的「仁愛」需要擴大其外延。中國文化基本上是按照血緣文化準則對一切非血緣的社會關係進行血緣化處理。不僅比較重要的君臣關係、長官與下屬關係、師生關係如此，一切人際關係都作血緣化處理，都納入一套差等有序的關係之中。

但是，我們經常碰到的是，在同一場合下，多種多樣類型的社會關係同時出現。如何將它們統一納入一個差等的序列之中，就成為一個重大的文化難題。為什麼說這是一個難題呢？這是因為中國文化要求，對於某一個具體的人，你既不能親近不夠，也不能過於親近。究竟應該多近，要視當時的關係類型而定。並且，這種關係類型是可以變化的。對於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下，親疏遠近的關係可以是完全不一樣的。

消除或減輕這種困難的唯一辦法是發展出一套培養方案、教育模式，來使人們在後天教育中習得這種理想的人性，這就是訓練「人」（humanity）之「文」（humanities）。儒家作為「仁者」的「人」之「文」是什麼？一個字，「禮」。這個字跟「仁」一樣，無法嚴格對應一個單一的英文詞彙。我們這裡勉強譯成Ritual。禮是典章制度和道德規範，用以規範個人和群體的行為方式，也是通達「仁」這種理想人性的意識形態。簡而言之，禮就是讓人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從而有相應恰當的行為方式。在禮節、禮儀、典禮中，每個人體會到自己在等級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認識到誰親誰疏，從而恰當地傳達「仁愛」。《論語》中講得好，「不學禮，無以立」。「學禮」，就是學「做人」。正是在豐富複雜的社會交往過程中，在後天學習「禮」的過程中，鞏固和豐富了「仁」的內涵。

「禮」無處不在，體現在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文化的主流就是禮文化。無論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琴棋書畫，還是天文地理、農桑耕織，都屬於禮文化的範疇。但禮並不是教條，並不只是明文規則。禮一方面服務於仁，是讓人習得仁人之心，但另一方面，禮的本質是在具體生動的生活實踐中訓練人的適度感、恰當感，因為所謂仁人之心，不過就是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處境，從而以恰當的方式待人接物，既不能過分，又不能不及。學禮就是學習恰到好處的做人。

「仁-禮」就是中國主流的「人-文」。「仁-禮」表現了農耕文化、血緣文化和親情文化的人文內涵。在仁愛的旗幟下，中國精英文化的表現形式更多的是禮學、倫理學，是實踐智慧，而不是科學，不是純粹理論的智慧。

三、西方的人性理想：自由

西方文明的源頭有兩個，希臘文明加希伯來文明，它們之間也相當不同，但與中國文明比起來，它們仍有明顯的共同點。與中國典型和成熟的農耕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受狩獵、遊牧、航海、商業等生產生活方式的影響，其農業文明既非典型也不成熟。希伯來人是遊牧民族，而希臘人則是航海的民族，他們都沒有發展出成熟而典型的農耕文明。

希臘半島土地貧瘠，並不盛產糧食。主要產出是葡萄和橄欖，以及葡萄酒和橄欖油。為了獲得足夠的糧食，需要與近東地區進行貿易。愛琴海又極為適合航海，所以希臘民族是一個航海的民族。此外，希臘人是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的後代，有遊牧民族的文化基因。

無論遊牧、航海還是經商的民族和人群，他們與農耕人民最大的不同在於，頻繁的遷徙而非安居成為他們生活的常態。無論《聖經》還是《荷馬史詩》，都是講漂泊的故事。漂泊的人群經常遇到生人，與生人打交道成為他們的日常生活。因此，與中國熟人文化不同，西方文明總的來看，是一種生人文化。

由陌生人組織的人群，不可能以血緣關係準則來組織。相反，血緣紐帶必然被淡化、邊緣化，一種暫新的社會秩序的構成機制在起作用，這就是「契約」。

西方文明的契約特徵在希伯來文化那裡看得非常清楚，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經典《聖經》被認為是上帝與人訂立的契約，具有神聖性、強制性。人類因為違約而受到懲罰。「約」在這裡是規則，是共同承諾的規則，具有平等性和普遍主義的特徵，不因具體人和具體情境而輕易改變。這一點與中國文化截然不同。中國人固然也講誠信，講道德自律，但是其依據並不是外在的規則約束，而是內心的良善。規則是末，良心是本，本末不可倒置。事實上，中國人通常比較輕視規則的神聖性，喜歡靈活機動、見機行事，過於依賴規則被認為是死腦筋、呆板。中國人並不相信什麼固定不變的規則，認為變化是宇宙的基本現象，因此要把事情辦好，就得關注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而不只是遵循某種普遍的原則。這是東方特有的智慧，但容易導致契約精神的缺失。中國傳統社會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有著深厚的文化根源。不守規則、輕易打破規則，嘲笑死守規則，不可能建成一個法治社會。

契約文化要求一種什麼樣的人性理想呢？在我看來，契約文化要求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要求每一個人都能夠負起責任來，從而能夠制定有效的契約並有能力遵守契約。能夠制定並能夠遵守契約的人，必須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契約文化要求每一個人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個人，於是便促成了一種別樣的人性理想，即把「自由」作為人之為人的根本標誌。

對現代中國人而言，「自由」是一個相當陌生的東西。它本來不是一個漢語詞彙，而是從日本流傳過來的西文翻譯詞彙。在一般中國人心目中，自由就其作為一種法律意義上的個人權利而言，人是沒有「自由」的。中國傳統上並不是一個法治社會，人民並沒有「權利」的概念，因此也沒有「自由」的概念。如果說自由就是不受約束，那麼中國人會認為「自由」根本就是一個壞東西，因為如果所有人都不受約束，那肯定會天下大亂。因此，綜合起來講，對中國人來說，自由要麼是不存在的，要麼就是一個要不得的壞東西。的確，在現代中國的語境中，「自由」許多時候是一個貶義詞，是一個令人擔心受怕的詞。

對你們西方人來說就完全不是這樣。現代中國讀過書的人都能背下來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名詩《自由與愛情》：「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也可以脫口而出美國人派屈克·亨利1775年3月23日在維吉尼亞議會演講中的那句名言「不自由、毋寧死」，但是我們中國人卻不大能理解這些名句名詩的內涵。自由作為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充斥在西方社會和西方歷史的每一個宏大敘事中，充斥在無數的文學藝術經典中。紐約哈德遜河口由法國人民贈送的自由女神像成為美國的重要象徵，希臘國歌的名字是「自由頌」，法國畫家德拉克羅瓦收藏於羅浮宮的名畫是「自由引導人民」，電影《勇敢的心》從頭到尾都響徹著主人公呼喊「自由」的聲音。實際上，不理解自由的真諦，就不理解西方文化。

半個多世紀之前的韓戰某種意義上是中國與西方的戰爭，一方是中國軍隊，一方是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交戰雙方都會樹起自己意識形態的旗幟，以顯示自己的正義和合法性，以激勵士兵浴血奮戰。美國加入韓戰的理由是什麼呢？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在1950年7月19日檢閱入朝參戰的美國空軍和海軍官兵的時候說：「這個自由的民族正在受到威脅，我們應該參戰，為他們爭取自由與和平。」在同日的群眾集會上，杜魯門接著說：「自由的人民遍布世界，自由是人類長期以來堅持不懈的追求」，以「自由受到威脅」、「要為保衛自由而戰」，來動員美國公眾支持參戰。戰後美國在首都華盛頓建立了韓戰紀念園，紀念牆上刻著這樣的字「自由不是免費的」（Freedom is not Free）。那麼你們知道中國方面參戰的理由是什麼嗎？每一個現代中國人都熟悉這句話，那就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保家衛國」明顯訴諸的是中國人熟悉的血緣文化精神。捍衛家的安全、國的尊嚴，是參戰的最高理由。一方是「保家衛國」，一方是「為自由而戰」，可以看出鮮明的文化差異。

四、科學作為對自由人性的追求

我已經把中國和西方兩種文化的根本區別歸結為人性理想的不同，一邊是仁愛，一邊是自由。現在，我要簡短的說明，這種文化差別如何導致了科學沒有出現在中國。我想你們一定已經意識到，我想說的是，正是追求自由這種人性理想，才導致了希臘科學的出現。

是的。正如為了塑造一顆「仁人之心」，古代中國人都要學「禮」，禮就是仁的人文形式，仁和禮構成了古代中國人的人文結構。為了塑造一顆自由的心靈，希臘人也同樣需要一種人文形式，這個人文形式就是科學。對希臘人而言，追求科學不只是獲得一些信息和經驗，而是藉此追求永恆。永恆的東西之所以值得追求，因為它獨立不依、自主自足，它是自由的終極保證。中國傳統文化因為缺乏自由的人性理想，因此就不可能走上追求科學的道路。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