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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5
中國的新長征：邁向科技強國的必由之路，實現全面“趕超”的壯志雄心
內容摘要：隨著5G時代的到來，中美兩國在科技領域的新一輪角逐將更加激烈。本文將從中國科技的發展進程與＂趕超＂的歷史進度審視中國科技發展的內在動力，並就中美科技領域的競爭與合作進行分析與展望。
矽谷馬克思主義
2013年，在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不久，中國領導人就在一系列講話中闡述了他對中國未來的願景，這些講話圍繞著國家復興的目標－使中國重獲往日的輝煌與榮耀。除貪腐、汙染、債務以及軍事競爭等問題外，總書記還對中國科技在一定程度上的落後公開表示擔憂。先進的技術曾是西方主宰“現代世界”的關鍵；他還表示：中國需要確立一種“不對稱戰略”，來實現“趕超”，並明確提到了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此幾十年來的壯志與雄心。
這種長期存在的視角，反映出中國對“趕超”的全神貫注，也解釋了為何中國在保護商業與網路安全上存在如此強大的實力，包括網路犯罪－前國家安全局局長基斯．亞歷山大(Keith Alexander)稱之為“歷史上最大的財富轉移”。許多人甚至相信，中國科技的進步不僅是歐美國家無私援助的結果，也是技術進步本身與中國特色的國情相結合的結果。然而，這也反映了中國政府與技術在關係層面的進退維谷：即追求最終的自力更生狀態，首先要依賴於外國技術和專業知識。
在特朗普總統就任之際，中國高層領導人預見到“趕超”的果實即將成熟。如果未發生重大危機，那麼在2049年前，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前，中國將成為世界上國內生產總值(gdp)最大的經濟體。相應的，中國領導人們的戰略目標也將從“趕上”轉變為“超越”。
世界兩大科技巨頭間的全面競爭：或將代價高昂，並具有破壞性，甚至是毀滅性。
中國領導人認為，即使當前的模仿與學習成果已足以趕超西方，但本土技術創新仍是超越西方國家的必要條件。他將創新視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並將“歷史驅動力”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與“矽谷”的概念相結合。在國家層面，政府與私營企業和大學緊密合作，將晶片製造、生物工程、電信和人工智慧(AI)等領域定位為檢驗中國能否“超越”美國的試金石。國家支持對貼現資本、世界級研究人員、“軍同民用的結合”，以及化繁為簡的形式規範予以大力支持，使中國的實驗場所躋身前列。在開發下一代無線服務的5G競爭中，華為居於領先地位，並成為所有科技公司中研發預算最高的公司之一，營業收入大致相當於電信競爭對手諾基亞(Nokia)和愛立信(Ericsson)的總和。根據馬可波羅智庫(MacroPolo)的一份報告：當涉及到為人工智慧提供動力的資料時，中國可能會受益於對新系統試驗限制的減少。然而，由於中國對互聯網安全的保障，針對智慧城市和社會信用的大資料系統創新指向，或將呈現出人意料的結果。
對於中國而言，創新不僅有利於社會的繁榮與穩定，更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在《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中，中國政府再次展示出雄心與壯志。《中國製造 2025》旨在支援中國企業，確保它們在機器人、新能源汽車、醫療設備、量子計算以及人工智慧等先進技術領域控制國內市場。一位中國官方人士向《華爾街日報》表示：該計劃進行了一些表面上的改變，“因為美國方面對此並不感冒。”其他中國高層官方人士則堅稱，該計畫在本質上具有長期性，因為中國政府“絕不會在這個計畫的更廣泛目標上妥協半步”。
由中國政府引導、自上而下的科技創新同樣帶有挑戰的成分。許多觀察人士正確地指出：政府引導的投資存在誤入歧途的風險。這種投資導致了浪費和大規模的供過於求，以及在不進行嚴厲調控的情況下支援小型企業家和研究人員所面臨的挑戰。但過去幾十年的記錄表明，中國政府在追求技術進步的過程中，將應對這些障礙時的毅力和獨創性展現的淋漓盡致。長期以來，中國的領導層對自身成就一直保持樂觀的心態，但這種成就具有跳躍性、快速性和“不對稱性步驟”的特點－但他們卻想盡一切辦法讓這一切回歸正軌，並最終實現。
同時間賽跑
設定在技術上超越其他國家的目標，並不意味著中國要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軍事霸權。但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中國從“追 趕”到“超越”的轉變也將是不穩定的，因為當其他國家面對中國追求繁榮與穩定的雄心，並感知到自身相對實力在下降時，那麼中國的舉動將會備受壓力。就中國而言，為其他國家建設5G網路，並在人工智慧方面取得突破時，對本國政府目標的推動作用顯而易見，這已遠遠超出了狹義上的自力更生。對於華為和中興這樣的企業而言，即使具有很強的自主性，但仍潛在地發散著中國式的雄心壯志。
對於當前中美間的緊張局勢而言，科技在其中的主導性遠遠超過眼下的貿易戰爭。對於中國而言，科技是進行實踐的前提力量－是物質形式的歷史性變革。從“趕超”的根源上分析，中國政府對於科技的重視與執著遠遠超出一些分析人士的預期。如果中國政府的技術崛起之道路受到威脅，其很可能會做出比政策制定者們預期的更加有力且強硬的回應－正如北京對華盛頓阻止華為在全球5G主導地位所做出的反應那樣，顯而易見。
兩個世界科技大國間的全面競爭將是代價高昂、具有破壞性和毀滅性的。相反，政策制定者應該專注於為已經存在的競爭制定新的規則，並予以實施，這樣競爭才能在一定限度上公平地展開。此舉需要美國方面仔細觀察中國對美國公司的投資與收購，這將遠遠超出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傳統範圍，以及中國公司在美國(如百度人工智慧實驗室在矽谷)和美國公司在中國(比如Google的AI實驗室在北京)的足跡。此外，華盛頓方面應尋求儘快開始與中國談判，探討新興技術的共同規則。因為在冷戰期間，與蘇聯達成這樣的協定也是可行的。今天，如果中美雙方建立在對正在討論的技術的深刻理解，以及技術對兩國國家權力概念的重要性的基礎上，那麼一切將再次變得行之有效。對於美國政府而言，這可能需要對決策機構進行創建或改進，比如將科學和技術政策辦公室(目前管理著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升級為一個新的國家新興技術委員會。作為一個一致性與級別較高的機構，國家新興技術委員會(National Emerging Technology Council)將與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和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相互覆蓋，更有效地協調政府各部門的工作，為國內政策制定和國際談判帶來強有力的專業性技能。
美國政府的回應不應基於這樣一種觀念：即所有科技活動都是國家間的零和競爭。這種觀念在華盛頓方面和北京方面顯然都很流行。“趕超”的歷史表明：在最難區分商業和軍事應用的領域，所謂的中美技術脫鉤將繼續下去。但是，解除相互依賴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因此，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應嘗試在中國私有制層面中對具有強大領導能力的行業和國家主導的行業之間劃清界限－並非所有“中國”技術都是一樣的。研究機構和私營企業也將需要更多的説明，這將有助於評估與中國同行的潛在研究合作，以防範存在問題的夥伴關係，同時保持國際交流對科學研究進展的巨大價值。
最重要的是，華府不能把同中國技術進步的對抗，視為在國內進行重大投資的替代品。特朗普政府多次試圖削減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以及其他政府科技基金的預算，在中美金正愈演愈烈的今天，這種做法完全是在弄巧成拙。中國的技術進步不僅將挑戰美國的統治，也將挑戰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和創新者的自我意識。這就需要美國政府在國內的科技、在政府研究實驗室與私人研究機構，或許是私人公司進行直接投資。此外，政府還需要動員美國人民對教育、基礎設施和移民體系進行重大改進予以支持，因為這一切都是美國長盛不衰的源泉。如果說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能從“趕超”的歷史進程中學到什麼的話，那便是美國仍然擁有世界其他各國所想要擁有的東西。
(本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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