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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8
【導讀】今天，“東方明珠”為什麼會呈現出如此不同於中國其它區域的形態？是怎樣的歷史機制成就了它的民眾的心態、它的輝煌與困局？本文指出，香港作為前殖民地，一方面保留了濃厚的民間傳統，同時也因殖民歷史，發展出一系列西方的制度結構，香港人處於這樣的夾縫之中，生出一種“邊際人”的認同，這同時也使得香港人具有一種強烈的目的意識，以追求物質財富為全社會的目標。雖然香港人看似對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有親近感，但他們的親近，並不是對文化的親近，而是在經濟行為中將其作為一種工具化的、實用的資源加以利用的。文章選自《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轉自“活字文化”，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追求財富的香港人
香港是東西方匯合的地方，敏感的過客都會注意到，在香港，中國和西方文化的影響同時存在。但是，必須注意一個事實，由於香港在十九世紀後期已割讓及租借給英國，所以儒家的大傳統從未在香港真正發展過。
香港一方面帶有濃厚的中國民間傳統，如信奉風水、神、鬼和保持著上面所討論的儒家家族主義，另一方面香港又發展了一整套西方式的制度結構。博伊登（Boyden）和他的同事曾指出：
香港華人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例如，他們的生活依賴物質財富及追求身份地位，都是西方所設定的。香港的教育制度也是英國的。
然而，追求物質財富對傳統的中國人來說也並非是新奇的事，韋伯事實上就完全覺察到“中國人粗糙的物質主義”。香港的一位人類學者海斯（James Hayes）就對此寫道：
追求財富一直是香港人的共同目標。香港從西方及從中國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人。這個殖民地一直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一個出路，廣州在這方面是出名的。幾個世紀以來，廣州人一直被中國其他省的人描繪成可以把任何事都置之不顧的財富追求者。
海斯看到中國人對財富的追求，在海外華人中不是沒有代表性的。英國人類學者弗裡曼（Maurice Freedman）寫道：
精于理財是每個中國人到海外謀生必備的重要資質……東南亞中國人在經濟上的成就，不僅因為他們是精力旺盛的移民，而最基本的原因，則是由於他們懂得怎樣去賺錢，和怎樣通過組織人力去賺錢。
瑞因（Ryan）對印尼的一個中國人貿易社區的研究中，提及財富成為焦點性價值的看法。他說：
正是由於圍繞著這個價值（財富），人的積極性才動員起來，興趣被集中起來，人的生活和家庭被組織起來。
為謀求實現這個價值，社會關係也依此建立起來。
在中國文化的“大傳統”裡，正像韋伯所指出的，“孔子也許並不鄙視獲得財富，但是財富似乎是不安穩的，它可能會破壞有教養的靈魂的平衡和寧靜。”
無論如何，中國的民間世俗宗教則完全認同“致富發財”的行為。在中國世俗宗教中，財神可能是最受崇拜的神祇。在今天香港，財富已不再會破壞有教養的靈魂的平衡了，誠然，“大多數的香港人都被感染上一種比較強烈的目的意識，這個目的意識通常都集中在增加家庭財富上。”
▍追求財富觀念下的香港社會階層
長期以來，通過商業和工業活動來獲取物質財富，已被社會公認為是正常的活動。對追求物質財富的衝動並不限於企業家和管理階層，工人也一樣。在一些華人工人的態度調查中經常顯示，金錢酬勞都是他們所優先考慮的。
在傳統中國，政府官員構成統治階層。他們受經典文獻教育的深淺，是衡量其社會榮譽和做官資格的基本尺度。中國的文人學士是一種身份性群體，他們具有一種中國人特有的心態和氣質，像韋伯所說，這個身份階層有他們的名分倫理。
中國的民眾相信，這種教育制度賦予了官員一種異乎尋常、不可思議的能力。“高級官員被視為是帶有神秘稟性的，只要證明有哪種超凡的能力，他們總是被作為崇拜的對象，生前如此，死後亦一樣。”
在香港，知識份子從未形成一個身份性群體，雖然事實上中國人具有高度的成就動機，但卻沒有放在追求士人的身份上。
關於撫養孩子的態度和實踐的調查顯示，在香港，父母對孩子長大後最期望具有的品質是才能和成就，接下來才是道德修養、社交能力和自製的能力。
香港學習環境最特別的地方，是學生的考試壓力沉重，這種壓力來自父母和老師。教育被絕大多數人視為獲取物質財富的先決條件。
在香港，一般人崇拜的對象不是文人學士，甚至不是高級官員，而是成功的工業家和商人。“航運業鉅子”和“商業鉅子”在職業等級上都排在最前面。這種職業地位的變化，在東南亞的海外華人中也同樣明顯地表現出來。
在香港的社會政治結構演變過程中，也許並不像海根（Hagen）所說，已經出現了“身份尊敬消失”的現象，我猜想這種現象也許發生在其他的東亞社會。
但是，香港社會賦予工商界精英這樣高的身份地位，又該如何解釋呢？一個可信的解釋是，不像在傳統的中國，對於在香港的華人來說，他們得到社會榮譽的方法不是當官和做學者，而是在商界獲得財富。在政治上發跡這條路，殖民地一直是走不通的。
長期以來，財富是唯一的手段，在香港的中國人，只有得到財富，才能在公共事務中發生影響力，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出人頭地，成為社會上的重要人物。工商界的名流，事實上是香港崇高的身份性群體。因此致富發財對香港中國人構成了一個強有力的動機，引導他們把精力都投入到經濟活動中去。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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