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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1
鄭永年教授
經圈導語：鄭永年教授，國際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講席教授、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8月24日，鄭永年教授出席了習近平總書記主持的在中南海舉行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本文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以下為全文：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5月28日舉行的“兩會”記者會上說：“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下同，約5900新元） ，但是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疫情過後，民生為要。”
這一數據引起各界的熱烈討論，因為它簡單明了地揭示了中國這個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國民所得達到1萬美元經濟體的另一面。
01 “地攤經濟”和被忽略的大多數
李克強總理這裡所說的可支配收入，指的是扣掉個人所得稅、私人轉移支付和各種社會保險費之後的收入，並且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即包括勞動人口、老人、兒童等無收入人口在內的所有家庭人口。李克強總理的數據既有統計的支撐，也有抽樣調查數據的支撐。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所公佈的數字，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0733元。同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2359元，月均大概是3500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6021元，月均大概是1300元。
因此，農村居民的月均收入狀況，本身就已經接近“月入1000元”。貧困地區農民的收入更低。2019年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67元，月均收入大概為966元，低於“月收入1000元”。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在2019年分層線性隨機抽取了7萬個代表性樣本所作調查顯示，中國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於1000元，換算成人口數為5.47億人；而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為5250萬人，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總人口為6億人，佔全國人口比重為42.85%。這與李克強所說月收入約1000元以下的人口規模達到6億人吻合。
概括地說，這6億人的典型特徵是，絕大部分都在農村，主要分佈在中西部地區，家庭人口規模龐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負擔重，是小學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當高，大部分是自僱就業、家庭就業或失業，或乾脆退出了勞動力市場。
調查發現，這6億人中，來自農村的比率高達75.6%。
無論是統計數據還是北師大的抽樣調查，結果其實都是人們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也和人們的常識相一致。
近來“地攤經濟”發達起來，就說明了一個很大的問題。疫情對社會底層的打擊，僅僅是地攤經濟復甦的其中一個原因。地攤經濟並非人們所嘲諷的那樣，也不是人們天生愛好擺地攤，而是為實際生活所迫。
02 中國中產階層仍薄弱
改革開放以來，儘管中國促成了8億多人口脫離貧困，為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但人們必須意識到，這裡所說的貧困僅僅是絕對意義上的貧困。
脫離了絕對貧困狀態並不是說沒有貧困了，很多人不僅仍然長期處於相對貧困狀態，而且會返回絕對貧困狀態。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把精準扶貧置於頭等政策議程。
中國的這一國情實際上不難觀察到。不用和發達的歐美國家作比較，僅僅和東亞經濟體比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來。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的香港和台灣），在經濟起飛之後的20多年時間裡，不僅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而且造就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使得中產階層達到60 %至70%。
中國則不同，儘管也實現了高速增長，但在改革開放40多年之後，中產階層還是不到30%。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對這一基本國情感到吃驚呢？至少有如下幾個原因。
在社會層面，現在的中國是典型的商業社會，優勝劣汰，賺貧愛富。儘管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偉大，要看這個國家有多少人脫離了貧窮，而不是看這個國家培養了多少富人，但社會的關切點仍然在富人。
在知識層面，學者多為資本經濟學家或資本社會科學家，為財富說話。儘管經濟學家為財富說話是普世現象，但從來沒有像中國的經濟學家那樣圍繞財富轉。前總理溫家寶曾經抱怨中國沒有窮人經濟學家。
然而，這是基本事實，為窮人說話無利可圖。同時，儘管中國有8億人口脫離貧困，但沒有經濟學家或社會科學家能夠把此現像說清楚。
在政治層面，最近這些年的民族主義，和改革開放之後的民族主義具有了不同的性質。中國因為落後而改革開放，通過向發達國家學習而追求富強。
進入新世紀以來，民族主義開始轉變為基於對國家崛起的自豪感之上，這種情緒在年輕一代中更為強烈。儘管這種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是自發的，但走過頭了就造成一個不好的後果，只能說國家“好”的一面，而不能說“壞”的一面，只能顯富，不能說窮。
“基尼係數”“收入差異”和“社會分化”等經常成為敏感的概念。很多學者也迎合這股“民意”，過度吹噓國家的成就，而不談甚至掩蓋國家所存在的問題。
實際上，顯富擺富也造成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錯誤認知。因為民族主義隨著財富的增長而高漲，西方強硬派便把此作為“中國威脅論”的依據。
脫離了絕對貧困狀態並不是說沒有貧困了，很多人不僅仍然長期處於相對貧困狀態，而且會返回絕對貧困狀態。
中國這一國情的長期存在，可以從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來理解。和東亞經濟體比較，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幾個顯著的特點。
第一，不公平增長。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增長顯現出公平增長，這些經濟體所取得的公平性，是世界經濟史上少有的。
這也是這些社會中產階層比較龐大的原因。不同經濟體通過不同的方法培養了中產階層，例如日本的終身僱傭制和收入倍增計劃、中國台灣和香港發達的中小型企業、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等。這些經濟體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才開始出現比較嚴峻的收入差異現象。
中國則不然。早期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呈現公平增長。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經濟增速，但收入差異越來越大。這是世界普遍現象，中國也不例外。
這一波全球化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財富的大部分落到了少數人手中。在西方，中產社會演變成富豪社會。中國儘管沒有產生西方那樣的富豪社會，但情況也異常嚴峻。
第二，無論是中產階層的地位，還是脫離貧困的人口，社會制度的基礎都不足。
在任何社會，社會制度基礎建立在醫療（公共衛生）、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社會公共品的供給上。
中國在這些社會公共品領域，不僅沒有足夠的製度建設，反而遭到破壞。1990年代末開始醫療領域的產業化和商業化；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開始教育產業化；世界金融危機後，開始房地產產業化。
結果，形成了人們所說的新“三座大山”。如果中產的標準主要體現在經濟上，保障中產地位的便是這些社會公共品。再者，如果沒有這些社會公共品，窮人脫貧永遠沒有製度保障。
第三，技術創造動能足，但實際能力不足。
科學和技術創新基本上是一個中產階層現象，因為一方面，在滿足了基本生活所需後，人們才有精力去充實創新；另一方面，創新具有風險，中產階層以上的群體才能負擔創新的風險。
中國的“創新”基本上還停留在管理經營模式，或者技術應用方面的創新，原創技術創新少之又少。
03 中國須追求公平增長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可說是一部悲壯的脫離貧困、追求富強的歷史。其實，這也是近代以來的歷史主題。中國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因為人們相信較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能更有效地達成多數人的富裕。
有鑑於改革開放之前“貧窮社會主義”的局面，鄧小平提出了“致富光榮”“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走集體致富的道路”。鄧小平已經確立日後中國改革開放的兩個主題——發展和公平。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貧富分化。在新千禧年的頭十年，中國經濟因為此前的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因素而實現了高速增長，但社會的分化及後果也不斷顯現出來。
中國政府開始轉向社會建設。中共十六大就提出了“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理念。儘管經濟增長是硬道理，但人們必須問“什麼樣的增長”。不是所有形式的增長都有利於社會，中國要追求的是公平的增長。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把社會公平的問題提到了最高議事日程上。在過去很多年裡，政府動員和投入大量人財物力，大力推進精準扶貧，促成每年1000萬人口脫離貧困。
中國的領導層對中國的國情是高度清醒的，歷屆領導人都堅持兩個基本判斷，即在內部，中國會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外部，中國會長期屬於“發展中國家” 。
在世界範圍內，今天社會底層所面臨的嚴峻局勢，怎麼也不會高估。疫情對社會各個階層都造成了衝擊，但受衝擊最大的還是社會底層。美國種族問題引發的全國暴力，儘管表面上是種族問題，但本質上是階層或階級的問題。黑人如果不能改變其階層或階級上的位置，種族問題還是會不斷爆發。
中國必須引以為戒。正如前面所討論的，中國社會的底層依然龐大，社會依然脆弱，經不起危機折騰；而本來就不很大的中產階層，又缺失足夠的製度基礎。
在當代，無論是西方的經驗還是亞洲經濟體的經驗都表明，在社會的中產階層沒有達到60%至70%之前，社會穩定就沒有堅實的經濟基礎，即古人所說的“有恆產者有恆心”。
不過，即使在達到60%至70%之後，改革仍然不能止步。美國（和西方）今天所面臨的民粹主義崛起，就是中產階層不斷縮小的問題。
外部的強大也取決於一個強大的內部中產階層。所有發達國家的強大，在於其中產階層的龐大，因為中產階層是消費社會的代名詞。
如果鄧小平還活著，他肯定會謙虛地說，中國還沒有解決好“發展”和“公平”這兩個主要問題，即既沒有解決好做大蛋糕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好分配蛋糕的問題。
現在，改革已經再出發，但離一個富裕公平社會的路途依然遙遠。基於貧窮人口依然佔多數這一國情，人們只能訴諸行動，而沒有任何驕傲懈怠的空間。
來源：政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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