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格蘭特（Stan Grant）| ABC全球及國內事務分析師、格里菲斯大學教授

我們聽到那麼多關於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說法，但事實是它根本就不存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從來不是一種國際秩序，也不是自由主義。這個短語本身是現代人們的杜撰，直到最近幾十年才真正流行起來，但它卻被奉為圭臬。

在過去的幾周里，這一神話般的秩序被用作與一個“破壞性的”“威權的”中國打交道的手段。

澳大利亞首席外交官孫芳安(Frances Adamson)表示，我們需要加強一個有彈性、靈活和開放的體系，以便在一個更加複雜和競爭激烈的地緣政治時代維持和平。孫芳安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國家安全學院說，對於澳大利亞這樣的“自由民主國家”來說，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時期，但解決辦法仍然要在全球秩序中找到。

這一秩序的推廣在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後加速，那是一個“西方必勝主義”（Western triumphalism）的時期，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H·W·布什(George H . W . Bush)談論世界新秩序，後來，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也不斷抨擊中國。

這是一種傲慢，它假定了所謂“自由民主價值觀”的至高無上和普適性。簡單地說，它意味著：要么跟上西方的體制，要么被湮沒在歷史的河流中。

新加坡前外交官和政治評論員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表示，這種想法可能“對西方人的大腦造成了嚴重損害”。馬凱碩說，20世紀90年代標誌著西方主導地位的結束，亞洲開始崛起，尤其是中國的崛起。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提醒我們，“美國的主導地位從來都不像一些神話所描繪的那樣偉大”。世界不是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沒有得到普遍接受。

1945年後的秩序不是國際的，而是美國的

全球不到20%的人口生活在西方，但西方國家已經主導了全球力量。1945年後的秩序不是全球性的，而是美國的。這個秩序不包括蘇聯或中國。戰後的國際制度由最強大的國家控制——政治學家邁克爾·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將其描述為擁有自己專屬協會的“自由國傢俱樂部”。

這些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在國內宣揚自由和自由的美德，但當它符合自己的利益時，就會支持國外的獨裁者。正如巴奈特所言，這不是一個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而是為自由主義國家創造的世界秩序。

這一思想的種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以及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後播下的。歷史學家愛德華·H·卡爾在他的著作《二十年危機:1919-1939》中揭示了一個建立在自由理性信念基礎上的世界的烏托邦願景。人們相信，理性可以消除戰爭，可以管理政治。正如卡爾所說:“願望是思想之父。”

當時的領導人相信，他們可以重塑人類行為，將集體利益置於個人或國家利益之上。它總是有缺陷，但正如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被問及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時所說:“如果它不起作用，就必須讓它發揮作用。”當然，我們現在知道，1939年世界再次陷入了災難性的戰爭。

權力從西方向東方轉移

今天，我們可以從那些堅持認為“如果自由秩序不起作用，就必須讓它發揮作用”的人那裡看到威爾遜的遺風。當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同時也是美國的強勁對手——是一個與美國有著完全不同的政治體制，且拒絕被其同化、並發誓要洗雪百年國恥的國家時，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約瑟夫·奈說，所謂的全球秩序不需要修改，它需要被取代。正如他最近在《戰略家》(The Strategist)上所寫的那樣，“光想著對別人行使權力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考慮與他人一起行使權力。”這需要與同樣擁有自由價值觀的國家建立更強大的聯盟，同時認識到，在一個俄羅斯和中國更強大的世界裡，舊式大國干預的作用是有限的。

約瑟夫·奈說，《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為中美合作提供了機會，儘管兩國的大國競爭仍在繼續。當然，在“新冷戰”的陰霾下，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正如邁克爾•巴尼特(Michael Barnett)所寫: “想要一個自由的國際秩序，與擁有一個由自由原則主導的國際秩序，是兩碼事。”

一種政治現實主義觀點認為，如果我們要在21世紀建立類似於全球秩序的任何東西，它就不能是美國主導的秩序。巴奈特說，如果說舊秩序出現了問題，那與其說是自由主義的削弱，不如說是隨著權力從西方轉移到東方，需要徹底改革規則。

中國並不會變成西方

布魯金斯學會學者托馬斯·懷特（Thomas Wright）說，美國領導全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不僅是在國外，在國內也是如此。他說，美國人“從來沒有特別迷戀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美國人希望撤軍，希望其他國家來分擔負擔。

托馬斯·懷特不認為中國或俄羅斯可以簡單地“適應”到一個全球體系中；這是一個“幻想”，或者在最壞的情況下，是一個“魔鬼的交易”。中國和俄羅斯想要的不僅僅是和解。懷特說，“自由世界和新威權世界”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地會回到敵對狀態。他認為，維持自由秩序“完全錯失重點”。他更傾向於“自由世界”戰略，在國內外“維護自由”。這意味著要反擊新威權主義，而這需要“除全面戰爭之外的所有措施”。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輕鬆選擇的世界，對普遍自由主義的烏托邦信念不是答案。

中國並沒有變得像西方那樣。它變得更富有、更強大，也更與西方格格不入。但是它並沒有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所謂的自由主義者總是幻想“我們可以征服歷史”。已故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描述20世紀時寫道，“歷史記憶已不復存在”。霍布斯鮑姆說，年輕人在“永恆的當下”中成長。但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歷史上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中國和俄羅斯有著漫長而艱難的記憶。歷史從未在那裡消亡。霍布斯鮑姆在對20世紀——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的研究結束時提出了警告：我們可能不知道自己將走向何方，但歷史把我們帶到了這一步。他說，我們不能延長過去，否則我們將失敗。他說，我們必須改變，否則“改變社會的另一種選擇就是黑暗”。 

文章來源：澳大利亞廣播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