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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21
以下文章來源於正和島商業洞察 ，作者王紹光
當今世界，經濟社會動盪不安，中國企業發展的內外部環境變得充滿不確定性。在此背景下，正和島內容部全新開設「問路」經濟專欄，關注和討論中外歷史和現實中的重要事件，以為企業領導者和廣大讀者描述通往未來的經濟地圖。
第一期，我們專訪了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王紹光教授，並就市場經濟“自由度”這一話題展開了深度討論。與傳統論調不同的是，王紹光教授認為不存在絕對自由的市場經濟，抽像地爭論政府乾預好與不好，更是毫無意義。
如卡爾·波蘭尼所言，所謂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國家有意識地干預的結果。在王紹光教授看來，關於市場經濟的討論，重點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預的問題，而是在哪些領域如何做得更好的問題。“分析在具體的情況下哪些政府乾預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必要的就把它們完善了，把它們做得更好，不必要的就減少。這樣就可以了。”
以下為本次專訪內容精編，不代表平台觀點，歡迎爭鳴與討論。
採編：楊羽婷
來源：正和島商業洞察（ID：zhenghedaoshangye）
“標準的市場經濟”不會在中國出現
作者 | 王紹光 (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學院。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經濟學，中國政治，東亞新興工業經濟體，中央-地方關係，民主理論與實踐。著有《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抽籤與民主、共和》《民主四講》等。
01 從亞當·斯密被誤解說起
很多人講自由交換是人類的本性，甚至引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證明這個觀點。其實不是這樣的。人類歷史大概是300多萬年，至少有299萬年都是自給自足。大概到五六千年前，“市場交換”才真正出現了。而集市貿易，即我們說的市場，到了公元前兩千年左右才出現。在蘇美爾的表意文字中，市場一詞呈Y形，意指市場往往位於道路的交匯之處。
在漫長的人類歷史裡，市場的作用很小，只有小規模的以物易物，或者用貨幣進行交換。而且，當時的交換除了受到官員規管以外，還受道德、倫理方面的約束。比如，價格常常不是根據供求關係來決定的，而是強調just price（正當、正義的價格），強調“賣給富人的東西可以賣得貴一些，但賣給窮人的要便宜一點”。
市場經濟在西方國家出現的時間就更晚了。當長距離貿易、資本主義出現以後，西方國家才出現了市場經濟。但是，由於資本主義和長距離貿易的興起實際上是與殖民主義、奴隸貿易等聯繫在一起的，它一直到18世紀末都還沒有被理論正當化。
那個時候，市場受到各種各樣非市場因素的影響。比如，西方最早和東方做貿易的很多東印度公司（英國在1600年建立了東印度公司，其後荷蘭、丹麥、葡萄牙等都很多國家也建立了東印度公司），以及一些不叫東印度公司的公司，都必須拿到政府牌照特許才行。
我們現在把這些實體叫做“公司”，但company這個詞本來是一個軍用名詞，指一群士兵，它在很晚以後才有我們今天說的“公司”的含義。同樣的，enterpreneur這個詞最早出現的時候，指的是政府工程尤其是軍事工程的承包人，而不是今天常說的“企業家、企業家精神”這些概念。所以，最早的市場經濟的形成是跟政府、軍事、暴力聯繫在一起的。
在西方的歷史上，市場經濟的興起過程是一個非常血腥的過程。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慢慢興起，逐漸地有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崛起完全離不開國家和國家干預。
生活在16世紀下半葉、17世紀上半葉的英國政治家和哲學家霍布斯就曾說，沒有國家的強力保障，產業是無法存在的，因為其成果是不穩定的，人們生產、交易的東西往往會被別人搶走。所以需要國家來對人們的貿易活動進行保護，以及保護那些擁有財產的人。
現在不少人把亞當·斯密捧為市場經濟理論的鼻祖，但他最早寫了一本書，叫《道德情操論》（1759年），講的是道德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那之後，又過了幾年，他寫了另外一本書叫《關於法律、警察、稅收和軍備的講演》（1763年），講的是一個國家建立法律、收稅和建立軍隊的作用，以及它們對發展經濟的重要意義。
十幾年以後，他才寫了《國富論》（1776年）。這本書也不完全是講市場經濟。我懷疑很多人僅僅讀了《國富論》的第一篇。大家如果認真讀了該書的第三篇和第五篇，就會發現“那隻看得見的手”是隨處可見的——斯密講了國家強制能力，包括國家的軍隊、警察以及稅收的力量有多麼重要。
資本主義的崛起離不開國家，它是國家一手扶植起來的。這從當時的歷史和理論家那兒都能看得很清楚，但現在往往被教科書掩飾住了，所以大家誤以為市場經濟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只要沒有外力干涉，它就會自然而然地生長。這其實只是一種幻想。
02 自由市場，是國家干預的結果
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中通過大量事實指出，所謂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國家有意識地干預的結果。就這方面，我可以舉些例子：70年代末英國出現的撒切爾革命，以及80年代初美國出現的里根革命，都是有意識地希望通過政府乾預以造成自由市場的結果（實際上並沒有達到預想的結果）。
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南美、蘇聯、東歐進行市場轉型，以及阿根廷、智利等出現的軍政府支持在芝加哥受過經濟訓練的專家學者進行市場改革，甚至中國從改革前到改革後，再到90年代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都是國家有意識干預的結果。沒有國家干預，不會出現這樣一場轉型。
在世界上，並不存在一種所謂的標準的市場經濟，即使在今天的歐美國家，所謂的市場經濟也都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關於此，有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
90年代初，市場化轉型的排頭兵之一是波蘭，波蘭請哈佛大學的加爾布雷思教授給他們作主題演講。觀眾聽完講演後，很納悶：“你講了半天市場轉型，但是為什麼沒有提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名字？”這兩人都是市場轉型的大師。
加爾布雷思教授當時的回答非常巧妙。他說，這兩人鼓吹的那種市場經濟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今天的世界上也不存在，未來也不可能存在。如果存在的話，那將是人類的災難。當時加爾布雷思教授講這話的時候，估計波蘭人還不太明白是什麼意思，現在恐怕有更多的人都清楚了。
抽像地爭論政府干預好不好，是毫無意義的。這樣的爭論就像中世紀經院哲學的爭論。世界上存在過的、現在存在的市場經濟都有“干預”在其中，純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從來沒有存在過。歷史上和現在存在的市場經濟都是經濟、政治、社會和價值體系的混合體。
假設會出現一種完全沒有政府乾預的市場經濟，這完全是一種幻想。從現實上來講，我們不說所有乾預都是好的，但是政府乾預是必不可少的。比如2008年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以後，美國《新聞周刊》有一期封面的標題就叫做“We are all socialist”（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突然發生了金融危機，如果美國政府不去救市的話，美國的整個體制就垮掉了。
更近一點，比如不久前美國得克薩斯州因為暴風雪引發了電力危機，這次危機讓我們意識到電力、通訊、交通等網絡性產業的市場化存在多大的風險，政府乾預在這些領域裡面顯然是必要的。網絡性產業引發的問題會是全局性的，如果不進行干預，一旦出現問題就可能引爆全局性的危機。
除此之外，在市場交易裡面，交易的雙方往往是權力不對稱和信息不對稱的，會引發很多問題，這也是需要政府進行干預的。
如果有人認為“干預不能提高效率，自由市場才會提高效率”，那麼是把效率變成了判斷制度優劣的唯一標準。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標準。安全、公平等很多其它價值標準同樣是判斷一個經濟體制好不好的標準。我們要把效率和其他價值標準放在一起作為標準，來進行平衡。
實際上，政府乾預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在哪些領域如何做得更好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分析在具體的情況下哪些政府乾預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必要的就把它們完善了，把它們做得更好，不必要的就減少。這樣就可以了。
03 關於釋放經濟活力，需要考慮兩個問題
現在，還有一些人認為堅持改革開放，自由市場會釋放市場力量，經濟就會繁榮，過去資源配置扭曲的一些問題就迎刃而解。該怎麼看這個觀點？在我看來，堅持改革開放沒有問題，但是我們同時要考慮另外兩個問題：
第一，僅僅靠改革開放夠不夠？
一個國家只要進行改革開放，市場就會釋放活力，經濟就會繁榮，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我在新書《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也反駁了這個說法。
19世紀末、20世紀初，埃及、土耳其、伊朗等很多國家都進行了市場改革，過去40年進行市場改革的國家更多，它們絕大部分都是對外開放的，但絕大多數此類改革都失敗了，至少不是很成功。
這表明：僅僅靠改革開放是不夠的，還需要其他一些必要條件。這些必要條件中，很重要一條是國家能力。什麼是國家能力？就是國家將自己的意志變成行動、化為現實的能力。
第二，朝哪個方向進行改革開放？
實際上，沒有一個國家會將“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作為改革方向。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就更不會這麼做。中國不應該也不會把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的理念付諸實踐，因為那種理念本身是虛妄的，是沒有任何歷史和理論的基礎的。如果中國把它付諸實施，那麼一定會導致混亂。
二戰結束後，歐美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教訓，加入了大量的非資本主義成分，比如企業國有化，增加稅收以提高社會福利。所以它們在1945～1970年左右，經歷了一個黃金期，經濟增長比較快，社會比較穩定，大多數人的生活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二戰以後的資本主義的黃金期，實際上扭轉了過去“自我調節的市場”的邏輯，中國不應該重走錯路。
40年前，撒切爾夫人、裡根總統說要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場。他們是這麼說的，但是我們不能只聽他們怎麼說的，還要看他們怎麼做的。在撒切爾夫人任內和里根總統任內，英國和美國的稅收佔GDP的比重，以及政府支出佔GDP的比重，都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政府支出是政府在經濟中間活躍程度的一個指標。即使他們宣稱要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場，他們的政府活動方式還是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他們哪怕想促進那種變化也沒有辦法促進，因為會引發大亂。
另外，對於“促進自由市場就會釋放市場活力，經濟就會繁榮”這一種假設、願望，我們可能首先要問：釋放的是誰的活力？誰享受繁榮？會有什麼代價？誰來支付這些代價？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不能把社會理解成一個整體。社會分成階級和個人，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享受繁榮，所有人都會付出同樣的代價。
04 再分配，說到底是人性的展現
十幾年前，我曾經表示，中國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貧民窟和保護農民宅基地有很大關係。到了十四五期間，有不少專家建議允許宅基地進入市場流通轉化為財富，也有一些專家堅持宅基地不能進入市場流通。我們應該怎麼看這個問題？
宅基地是一個蓄水池。很多進城務工的人是沒有房子的，但是他們在家鄉有責任田，有宅基地。在這些宅基地上，基本上也都蓋了不錯的房子。差一點的地方蓋的是磚瓦平房，起碼不是一二十年前的土坯房了，好一點的地方是二至五層高的樓房。
在經濟形勢不太好，城市的就業環境不太好的情況下，這些進城務工的人可以回到鄉下來生活。雖然在鄉下賺的錢不那麼多，但是生活比較便宜，活下來的問題不大，他們在城裡面學到的知識技巧，在比較簡單的鄉村會成為謀生的手段，而不至於在城市淪為貧民或流浪者。
今天，巴西、印度等很多國家仍有大片大片、幾十上百萬的人聚集在一起的貧民窟。在那些地方，基本上沒有太多的政府作用得到發揮。中國也完全有可能出現那樣的情況，但是好在我們做得還可以。我們在農村的基礎教育雖然可以做得更好，但是總體上還是不錯的。
我們經常講我們的勞動力很便宜，但其實，勞動力便宜的國家多了去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勞動力不僅便宜而且素質比較高，哪怕進城務工的很多農民工也基本上受過初中甚至高中教育。如果有這些教育的話，從生產技能等方面來看，他們都能夠比較快速地融入城市生活，學習新的技能。
有些專家還希望任何土地都可以進入市場，這是僅僅算經濟賬。很多非常了解農民，一輩子研究農民、農村、農業問題的專家學者，持強烈的反對態度，或者嚴重的保留態度。我傾向於後一種看法，認為在宅基地和土地進入市場的問題上一定要慎之又慎。
如果看歷史，會發現不管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時期，對要素市場的規管都會比一般的商品市場要多很多。因為這些要素涉及的東西實在太重要，跟我們每個人密切相關。土地、勞動力和貨幣這幾種東西是不能市場化的，否則會出現一系列非常嚴重的後果。
比如，如果把勞動力完全商品化的話，就等於不把人當人。因為在完全市場交易條件下，我們可以控制自己的身體，只要願意甚至可以把自己當奴隸賣出去，以獲得一筆錢來養家糊口。這在任何國家都是不被允許的。不僅如此，勞動中還有很多東西是非商品化的。
當然，不要市場化並不是完全排斥交易，而是不能不受限制地交易。現在，全世界各個國家關於土地、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的規管，一定比一般商品交易的規管多得多。在市場經濟中，有些人沒有得到公平、充分發展的機會，這時候政府要發揮再分配和各種社會政策的作用。
再分配的真正意義就在於去商品化，把勞動力等不該商品化的東西去商品化。按波蘭尼的說法，一個徹底商業化的社會是反人性的社會；再分配說到底是人性的展現，是恢復人性，具有哲學意義，不僅僅是錢的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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