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亦凡事件引發對社會深層價值觀的關注 ☆來源：心理學家許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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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12

最近吳亦凡事件引起熱議，表面的熱鬧之下，有深層次的價值觀問題。一位演技並不咋地，主要靠顏值、包裝、推銷，就能夠贏得號稱5000萬的粉絲，短短七年，賺了十多億。我看見有資料對吳亦凡的走紅進行追溯，一直追到京圈徐靜蕾、王朔等，認為他們是最終的推手。我無意也沒有能力對這些說法進行考證，更談不上評價。我只是藉此作為參考，關注一下社會價值觀等精神層面的一些問題。由此，我想起自己在2000年發表的《活出最佳狀態》中有一章“ 理想主義的失落與回歸”。文中談到，王朔的思想，對於顧城類型的理想主義者來說是一種解毒劑。經過20年的演化，顧城類型的理想主義以及價值觀衰落，那麼社會的價值觀又有一些什麼變化呢？我感覺自己以前所寫，並沒有完全過時，完全可以順藤摸瓜，進行更進一步的思考。當然，一切都在變化之中，現在王朔的思想，應該比當初又有發展，我對此並不了解，我所引證和議論的，只是當時的情況。而20多年前的那些情況，提供了一個目前部分社會價值觀的之所以如此這般的一個源頭解釋。我大體認為，對於吳亦凡之類小鮮肉、娘炮的追捧，是當年“艷俗藝術”，“反理想主義”在現在的一個演變。本文先提供一些資料，關於吳亦凡事件的具體分析，待隨後發表。

先看看我以前所寫的：

一.從王朔看顧城

我在思考顧城事件（注：《活出最佳狀態》一書，以較長的篇幅寫了顧城。——許金聲。）的時候常常想到王朔，我覺得，從王朔來看顧城，是一個有意思的視角。王朔的思想，對於顧城類型的理想主義者來說是一種解毒劑。

王朔所代表的，應該說不僅限於一種新的文學模式，還是一種新的人格模式。這種人格模式從進步意義來看是對雙重人格和極左人格的一種否定和背離。但是，這種否定和背離在特定條件下顯得有一些撲朔迷離。因為它不是直接針對雙重人格和極左人格的批評，而是通過與另外一種新人格唱對台戲來進行的。

長期以來，因循守舊，“槍打露頭鳥”等價值觀念對人們的人格影響極大。改革開放以後，一種積極進取的人格開始壯大，這也是本書所說的自尊型人格。

王朔說：“當我們這個社會剛剛容忍一點個人主義的存在時，便有一幫自以為卓爾不群的人開始兜售“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這句充滿煽動性的話，不知道坑了多少本來可以活得好好的人。”（王朔《過把癮就死》，第5頁，華藝出版社，1992年。）

他的這些思想有深刻的一面。他反對從眾，強調要按照自己的真我來生活。他所主張的人格實際上是自尊型人格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這種形式更多的是通過調侃、嘲弄等來維護自身的權利和價值，突出地表現了“獨立自主的人權意識”。

王朔的這種觀點的流行，應該結合時間背景來分析。如果沒有80年代末的事件，而是中國社會順利地變得越來越開放，機會越來越多，他的這些話，就顯得缺乏力量了。

除了對於極左和雙重人格的否定外，王朔的思想還有一個附帶的效果，這就是對虛假理想主義的批判。

例如，王朔寫道：“我一向反感信念過分執著的人，僅僅自我欺騙也就罷了，往往對別人幹出可怕的事情。”（王朔《我是王朔》，第79 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

許多理想主義者都愛犯王朔說的這種錯誤。用他的這句話來看顧城，是不是“一語中的”呢？

王朔與顧城，在對待理想主義的問題上，是兩個極不相同的人，顧城一廂情願地把理想主義推向極端，王朔則不分青紅皂白地拒斥一切理想。在某種意義上，王朔應該比顧城更深刻，又多了一個層次。但是，“逃避神聖”，反對偶像，實際上卻滑向了對“滑頭”“痞子”進行偶像崇拜，這就與拒斥一切理想多少自相矛盾。

二. 王朔與“消費人生”

對於虛假的理想主義的拒斥是一種進步，因為它是一種真實。但是，人卻不能不要理想。

其實，王朔在骨子裡也承認這一點。在《我是王朔》一書中，王朔與記者有一段對話。當記者問王朔，他的有些小說，如《頑主》《玩的就是心跳》，都有很濃的悲劇色彩時，他回答說：

“這是我內心的矛盾，我認識到理想主義的問題。但咱們這一代人，說實話，哪兒能沒有理想啊？我對真正的理想是珍視的，我不允許別人用這種東西來誘惑我。我也不否認所有的道德觀。我遵循文明生活的準則。......人類有時需要激情，為某種理想獻身是很大的東西，我並不缺少這種東西。但這種東西必須出自內心。”（王朔等《我是王朔》，第80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

在這裡，“出自內心”這幾個字相當關鍵。他承認，他也追求真實的東西。

說王朔是“玩世不恭”，這不准確，王朔也不承認。

有人把王朔稱為“消費人生”，說：“消費人生是對傳統價值觀的一種態度，也是一種新的人生態度，它和傳統的人生觀形成對照。”王朔對此表示滿意、認可“那我把這詞兒接過來得了，以後人再問我，我就這麼說。”（王朔等《我是王朔》，第63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

所謂“消費人生”，實際上可以看成是以王朔為代表的、新的一代一種追求自我實現的方式。這種自我實現方式，是以新的自我定位為先導的：“我永遠不會把自己說成是好人。你說我是壞人，我覺得過分了。這只能夠說你不能公正地對待我。但說我壞我比較踏實，你要說我是好人，我能意識我就要為什麼負責了。（王朔等(我是王朔》，第45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

王朔強調活得真實，但是，什麼是自己的“真我”？不經過理想主義的嘗試與努力，如何又能知道自己的真我是什麼，潛能的限度在何處呢？

1999年6月16日晚，王朔在自己的個人網站上與網友進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交流。在回答網友的問題時，他充分展現了王朔式的機智與幽默。例如：

網友：為什麼我們中國作家就得不了一個諾貝爾？

王朔：因為中國作家都得了茅盾獎。

網友：我他媽的就喜歡王朔，誰我都不依了。只可惜丫是男的。

王朔：趕明兒個我做一變性手術我成全你。

網友：王朔，你寫的書裡，有很多下流的詞語，難道這就是你的風格嗎？

王朔：你就看見下流詞句了吧？!

網友：王朔王朔我愛你，愛你愛到心窩裡；王朔王朔我恨你，恨你恨到骨頭里；王朔王朔我追你，就像獵人追狐狸；王朔王朔我親你，就像老漢啃玉米......

王朔：您是哪個村的老太太？

在這次交流中，王朔還透露了他的一個計劃：

網友：王朔該找個大學進修一下，就當鍍金，當流氓也要當高級一點的，對吧？

王朔：對呀，說得對呀，但是中國大學就算了吧，我怎麼也得是個碩士。我準備去美國朱麗婭音樂學院學作曲。

看來，王朔還是有進取精神和理想主義的。不過，時間又過了三年，學習作曲的事情還沒有什麼動靜。不管他現在有一些什麼長遠打算，我相信他當時說那話不純粹是開玩笑。

人對於意義的尋求是人的本能，在王朔似的作品中，也不時不經意地流露出對於三種具有全人類性的行為理想的或多或少的追求。王蒙關於王朔的這一特點有這樣的評論：

“王朔的創作並沒有停留在出發點上。其實他不只是“痞子”般地玩玩心跳，他的不長的長篇小說《我是你爸爸》中充滿了小人物、特別是小人物的兒子的無可奈何的幽默與辛酸，滑稽中不無令人淚下的悲涼乃至寂寞。他的《過把癮就死》包含著對於以愛的名義行使的情感專制的深刻思考，女主人公歇斯底里地捆住男主人公的手腳，用刀逼著他說“我愛你”的場面接觸到人性中相當可悲亦可怖的一面；主人公雖不乏王朔式的痞子腔調與行狀，畢竟也“體會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激情。那種巨大的......過去我從來不相信會發生在人類之間的激情......”。自稱“哄”、“玩”是一回事，玩著玩著就流露出一些玩不動的沉重的東西，這也完全可能。而他的短篇小說《各執一詞》，實際上包含著強烈的維護青年人不受誤解、騷擾與侮辱的呼籲。如果我說這篇小說裡也有血淚，未必是要提一提這位“頑主”的不開的壺。”(王蒙：《躲避崇高》)

應該說，王朔所表現的思潮是深刻的，同一種，或者相近的思潮，在藝術的其他領域也不難看到。

例如，看了方力鈞的畫，如果你留下了什麼感覺的話，是否覺得有點像讀王朔小說的那種玩世、調侃、潑皮等感覺呢？

與其說王朔的影響是深刻的，不如說這種思潮的產生有深刻的原因。上面這幅繪畫所表現的意味與王朔小說所體現的意味何等相似！這表明，王朔思潮的產生有深刻的社會背景。王蒙在分析王朔作品時深刻地指出：“首先是生活褻瀆了神聖，我們的政治運動一次又一次地先殘酷地玩了起來，其次才有王朔。”

美術評論家栗憲庭認為，作為一種藝術潮流，“玩世現實主義”在1994年已經結束了。那麼，在90年代後期，這種潮流又有什麼新的發展呢？我認為，“艷俗藝術”就是一種新發展。

馬欽忠評論：俸振傑通過艷俗藝術“去介入當代社會，去實踐作為一名藝術家的社會關懷。他的契人角度是那些充斥在都市影廊、婚紗攝影裡流行的新郎新娘的樣式。他們成為當代大眾趣味營造都市生活夢想的組成部分。生命享受的當代消費形式與婚姻祈福的文化情緒組成俸振傑作品的底蘊，以提示大眾生活夢想的膚淺性和物慾性的層面。”

在艷俗藝術對社會生活的反諷和批判中，體現了對待現實的更主動積極的態度和更深刻的藝術思想。

三、理想主義的失落與回歸

最近幾年，中國經歷了理想主義的失落與回歸的過程。

在社會的某些理想遭受挫折之後，往往會導致普遍的反理想主義情緒。人們往往把具體的理想帶來的問題，都歸咎於理想主義。社會上大眾的自我定位，普遍地從高定位降到低定位。王朔的小說正是適應了這種社會思潮的需要。他為中國人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的重新定位製造了依據。歷史的發展常常有“矯枉過正”的情況。文化大革命後，許多人正是從理想主義走向了虛無主義。

什麼是理想主義？

我對於理想主義有自己特定的理解，我認為，理想主義是具有全人類性的一種行為理想，是人類智慧力量的高揚。我在《走向人格新大陸》裡曾經下過這樣的定義：

“理想主義——主要是指人類對精神生活的不斷豐富和發展的追求以及對於創造的追求。”理想主義是和因循守舊相對立的。

反理想主義的確有一定的誘惑力，它能夠給人以安全，甚至給人以實惠。不過，它同時也使人麻木甚至頹廢。但是，問題不在於要不要理想主義，而在於是否自覺自願地追求理想主義，同時，追求的具體的理想是否與人道主義、英雄主義相協調。(參閱本書第十八章《人格三要素與自我實現》)

理想主義不存在過分的問題，它只是一種健康的價值傾向，它是一種人性的自然要求。只有具體的理想才談得上是否恰當是否過分。人們往往在反對具體的“理想”的時候，把理想主義也丟棄了。

理想主義的失落已經引起注意。例如，朱學勤認為：要警惕假批理想主義之名，行犬儒主義之實的頹廢思潮。他提出“精神比矮運動"這個概念。在摧毀盧梭的道德理想之時，粉碎了一切道德和理想，在挖法國革命的根時，斷了一切革命的命脈。

他指出應該提倡健康、合理的理想主義：從哲學立場上說，首先放棄柏拉圖式的先驗主義的建構理性，代之以海耶克、波普所說的經驗主義演進理性。在社會層面上，放棄對大眾的強迫性道德改造、道德化的人治體系。（朱學勤《理想主義的合理邊界》《南方周末》，1997年10月31日。）

由於理想主義一詞的使用過寬，於是又加以限制“健康、合理”、其實，理想主義不存在“健康、合理”的問題，具體的理想才談得上“健康、合理”。

“經驗主義演進理性”，這大概是中國文化中最缺乏的成分。所謂“演進”，就是要讓“理想”增加開放性，能夠不斷地修正。

當社會與人經過了最新定位，就會面臨一個重建理想的任務。對於理想，應當做到“健康、合理”。但是，什麼叫“健康、合理”？這個問題的提出，實際上意味著：對人類的一切行為都要限制，對於追求理想的行為也一樣。一種行為理想，應該與其他兩種具有全人類性的行為理想協調，如果不受其他行為理想的製制約，就可能帶來不幸甚至災難。例如，對於理想的追求如果脫離人道主義、就會導致獨斷、專制。如果脫離英雄主義，就會導致平庸，或者半途而廢。

其實，應當把理想與理想主義區分開。具體的理想常常會有錯誤，需要修正，但理想主義本身談不上什麼錯誤，理想主義是具有全人類性的行為理想。

一個人有理想主義的追求，至少說明他為潛能的發揮開放了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