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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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郵報萬字長文:美國民主正在步入黑夜 ☆來源:紐約華人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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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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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美國著名政治和歷史作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剛剛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的萬字長篇評論,《我們的憲法危機已經到來(Our Constitutional Crisis Is Already Here)》,大概是近來對美國做出的最黑暗最“驚心動魄”的一個預言。這個預言對關心美國的人造成的“毛骨悚然”的程度,不亞於去年大選前,《大西洋月刊》發表的知名調查記者巴頓·蓋爾曼(Barton Gellman)所做的長篇報導《可能讓美國崩潰的大選 (The Election That Could Break America)》所引起的反應。 

如果說,去年蓋爾曼描繪的是美國走向懸崖的危險圖景,卡根在這篇文章中預言的則是美國一步步走向黑夜的危急時刻。卡根在文章中說,如果沒有富有遠見的政治家做出大膽而勇敢的舉措,美國將在三到四年裡進入民主崩潰的黑暗世界。他把這個時間點準確地設定在2024年11月。 

而更嚴重的是,卡根在本文中指出:這個黑暗的預言並非只是預言而已,美國的憲法危機已經到來,“我們正朝著這個方向邁出關鍵的幾步”。 

卡根是危言聳聽的憂天杞人,還是大聲疾呼的危樓愚夫,時間自然會給出答案。只是如果只是等待,也許答案就不可能是更好的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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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卡根和他的著作《叢林重生:美國和我們岌岌可危的世界》封面 

羅伯特·卡根是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項目中國際秩序和戰略項目的斯蒂芬和芭芭拉·弗裡德曼高級研究員,30多年前曾擔任時任國務卿舒爾茨的主要演講稿作者,著有《叢林重生——美國和我們岌岌可危的世界(The Jungle Grows Back, America and Our Imperiled World)》( 2018)等多本重要書籍。《政治》雜誌在2016年將其評為年度“改變美國政治的思想者、實踐者和遠見者”50人之一。 

編輯:新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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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憲法危機已經到來

文:羅伯特·卡根

譯:新約客 

 

“難道在美國已無美德可言了嗎?

如果真是這樣,

那麼我們的處境將十分悲涼。”

——詹姆斯·麥迪森(James Madison)

 

美國正陷入內戰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和憲法危機 —— 未來三至四年裡,極有可能發生大規模暴力事件和聯邦權力崩潰,而國家也極有可能分裂成交戰的紅藍飛地。受政治、疫情、經濟和全球危機影響,加之人們一廂情願的想法和否認,警告信號可能會被掩蓋。但下面這些事的發生,已經毫無疑問:

首先,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將成為共和黨2024年總統候選人。期盼他影響日衰、偃旗息鼓的人可能要失望了。川普在民調中遙遙領先;他正籌集大量資金用於競選;而當前,民主黨各候選人看起來不堪一擊。除非身體有恙,否則川普將如期參加大選。

其次,川普和他的共和黨盟友正積極備選,不惜以一切代價確保勝出。川普對2020年大選的舞弊指控現在主要是為其未來可能的敗選進行鋪墊。而一些共和黨候選人已經開始準備在2022年宣佈舞弊,正如拉裡·埃爾德(Larry Elder)在加州罷免選舉中的所作所為。

與此同時,2020年業餘的“停止舞弊(Stop The Steal)”運動已一個有組織的全國性運動取而代之,以確保川普和他的支持者拿下他們在2020年丟失的州和地方選票。而那些否認2020年大選存在舞弊,拒絕為川普“尋找”更多選票,實際上拯救了美國的,“負隅頑抗”的共和黨州官員,正在其黨內被系統性地清算、撤職和趕出辦公室。共和黨的立法機構正在賦予自己對選舉認證過程更大的控制權。截至今年春季,共和黨已在至少16個州提出或通過了一系列舉措,以把某些選舉權力從州長、州務卿或其他行政官員轉移至州議會。亞利桑那州的一項法案明確指出,州議會可以通過簡單多數投票“撤銷州務卿頒發的總統選舉認證書”。有的州議會試圖對涉嫌“技術違規”的地方選舉官員處以刑事處罰,這包括擋住選舉觀察員的視線。

因此,混亂的局面正在形成。想像一下,當兩黨議員均宣稱獲勝,並指控對方試圖違憲奪取權力,多州爆發長達數周的大規模抗議。相比2020年,此時的兩黨準備更充分,更有可能加害對方。州長們會召集國民警衛隊嗎?拜登總統會將警衛隊國有化,並將其置於麾下嗎?他會啟動《叛亂法案》(Insurrection Act),派軍隊去賓夕法尼亞州、德克薩斯州或威斯康辛州鎮壓暴力抗議嗎?在州行使聯邦權力通常會被譴責為暴政。拜登(Joe Biden)將發現自己來到幾位前總統 —— 拒行聯邦法危機時期的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南部各州獨立後的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等總統 —— 曾經所處的位置,在沒有規則和先例的情況下航行,對擁有和不擁有的憲法權力做出自己的判斷。

如果美國的政治體系陷入一場憲法沒有提供補救措施的危機,那麼今天關於“拉布”(filibuster,以阻撓議案為目的冗長辯論。參見《紐約時間》相關文章:《Filibuster 的前世今生》)的爭論在三年後就會顯得過時了。

幾乎所有美國人 —— 除了個別政治家 —— 都拒絕認真看待這個問題,沒有試圖阻止其發生。正如在其他出現法西斯領袖的國家中經常出現的情況一樣,潛在的反對者在困惑與驚異中被這個富有魅力的獨裁者所折服。他們遵循標準的綏靖模式,而綏靖總是始於低估。自川普於2015年首次亮相以來,兩黨的政治和學術機構便一直在低估他。他們低估了川普的人氣,以及他對追隨者的控制度;他們低估了川普控制共和黨的能力,然後,又低估了川普為了保有權力能走多遠。川普未能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的事實讓很多人長舒了一口氣,這表明美國的制度仍然是安全的。但如果拜登沒有在所有四個選票都接近的州安全領先,如果川普更有能力,對其政府、國會和各州的決策者控制力更強,那麼結果會完全不同。事實上,今年早些時候川普差點就發動了一場政變。阻撓這起政變發生的只是少數幾個有膽有識,不願服從自己認為錯誤的命令的州官員、兩名檢察長和一位副總統。

當然,這並非是制憲者在制定憲法時所考慮的制衡,但川普卻暴露了這些保護的缺失。開國元勳們沒有預見到川普現象,部分原因是他們沒有預見到全國性政黨。他們預料到了煽動者帶來的威脅,卻沒有預料到全國性的個人崇拜。他們曾推斷,新共和國幅員遼闊,13個竭力想獨立的州將會阻礙全國性運動的發展。但他們卻認為,“小小”的煽動者憑藉其名氣和影響力可能會對他們自己的州施以影響,但由於人口眾多,加之利益分歧,他們無法撼動整個國家。

因此,制憲者制定的這種制衡完全取決於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權的分立程度。他們相信,每個分權都將積極地捍衛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制憲者沒有立法防止全國性黨派團結超越州界,因為他們認為這種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他們也沒有預見到,國會議員,或許還有司法部門的官員,會拒絕檢查他們自己黨派的總統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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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幾十年來,對政黨的忠誠已取代了對分權的忠誠,在川普時代更是如此。正如兩次彈劾川普所顯示的,如果議員僅僅因為總統是他們的政黨領袖就為他作辯護或忽略他的不當之舉,那麼定罪和罷免幾乎是天方夜譚。在這種情況下,除共和美德外,制憲者沒有留下任何其他可以防止政府奪權的制衡法律。

批評人士和支持者一直未能認識到川普在美國歷史上是一個多麼獨特的人物。由於他的追隨者基本上都屬於保守派,很多人認為川普只是雷根革命的延續或頂峰。這是錯誤的。儘管川普的大部分支持者都是共和黨人,但他們信奉的理念不一定是所有共和黨人都認同的。川普的一些支持者還是前民主黨人和獨立人士。事實上,推動川普運動發展的激情由來已久,並曾在兩黨中盛行過。

對聯邦政府的質疑和敵視;種族仇恨和恐懼;對現代世俗社會破壞宗教和傳統道德的擔憂;在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的經濟焦慮;惟我獨尊怨恨對方的階層張力;對更廣闊的世界,尤其是對歐洲的不信任,以及對歐洲顛覆美國自由的隱密影響的擔心 —— 自反聯邦主義者(anti-Federalists)、威士卡叛亂(Whiskey Rebellion)和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以來,這種觀點和態度一直是美國政治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主黨曾是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大本營,直到他們於1968年加入了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陣營(鐵腕白人至上主義者,曾利用公權實現了他的種族隔離主義願景——譯者注),而後又加入了共和黨。自由派和民主黨尤其需要區分他們與共和黨政策的持續鬥爭和川普及其追隨者所帶來的挑戰:前者可以通過憲法制度的程式展開;而後者則是對憲法本身的攻擊。

川普運動在歷史上的獨特之處不在於其激情和偏執,而在於對於數百萬美國人而言,川普本人即是對他們的恐懼和怨恨的回應。在美國以前的政治運動,領導人和追隨者之間的紐帶從未這麼強有力。儘管開國元勳們曾擔心美國會出現國王或另一位“愷撒(Caesar)”,但兩個世紀以來,事實證明美國人對政客並不盲目崇拜。他們並不認為希歐多爾·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格蘭特(Grant),乃至華盛頓(Washington)是完美無瑕的。偉大的民粹主義領導人也是如此。一個世紀前,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因提出了某些思想和政策而備受推崇,但他的追隨者並不認為他是絕對正確的。即便是雷根也曾因兜售保守原則、赤字開支、在墮胎問題上模棱兩可,以及對蘇聯“軟弱”而受到保守派抨擊。

川普則不同,這就是政治體制難以理解他,更別說遏制他的一個原因。美國自由派傾向於用物質和經濟來解釋萬事萬物;毫無疑問,川普的許多支持者有理由抱怨他們的生活遭遇。但他們與川普的關係還扯不上經濟或物質問題。他們認為,美國政府和社會已被社會主義者、少數群體和性變態者所俘虜。他們認為共和黨建制派腐敗無能——用川普的話來說就是,“Loser”,無法挑戰執政的自由派霸權。他們認為川普強勢且有魄力,膽敢與建制派、民主黨、自由媒體、激進組織、科技巨頭和“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式的共和黨人”較量。他超凡的領導力給了千百萬美國人使命感、賦權感和新的身份認同感。雖然川普的批評者認為他太自戀,不可能成為任何類型的領導人,但他的支持者卻喜歡他的毫無歉意、好戰逞能和自私自利。與共和黨建制派不同,川普代表的不僅僅是白人,而是一群憤憤不平的美國人,他們覺得自己受夠了欺負與壓迫。而這就是他需要做的全部。

曾有一段時間,政治分析人士猜想,如果川普未能兌現其對選民的承諾,會發生什麼。但川普兌現的最重要的東西便是他自己。他的狂妄自大是他吸引力的一部分。他曾自稱遭到了媒體和精英的迫害,這讓他的追隨者感同身受。這就是為什麼精英對川普的攻擊只會增強他與追隨者的聯繫。這就是為什麼數以百萬計的川普支持者甚至願意冒死展示他們的團結:當政敵以防疫不力詆毀川普時,他們對此否認。川普的一名支持者甚至在出現新冠肺炎症狀後仍拒絕去醫院,因為他不想幫助自由派做對川普不利的事情。“我不會增加感染數位,”他告訴記者。

川普運動與其說是關於政策的,倒不如說是關於川普本人的。它不利於美國政黨發揮其正常作用,即將新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運動納入主流。布萊恩從未當過總統,但他的一些民粹主義政策被兩黨採納。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可能並不希望拜登當選總統,但在桑德斯提名失敗後,他們卻努力幫助拜登當選。自由和民主要求接受不利的選舉結果,願意支持與我們意見相左的人上臺執政。正如歷史學家理查·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觀察到的,自由和民主要求人們為了社會和平容忍錯誤。這種意願部分源自于這樣一種信念,即民主制度能夠説明執政黨糾正錯誤和越權行為。基於思想和政策的運動還能迅速地改變人們的效忠物件。今天的進步派旗手可能是桑德斯,但明天可能是參議員伊莉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或者是眾議員亞歷山大·奧凱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又或者是其他什麼人。

而對於一場圍繞個人崇拜發起的運動來說,這些調整是不可能發生的。在川普的支持者看來,“錯誤”就在於川普因一個“壓迫的共產主義的民主黨的政權”在大選舞弊而無法連任。雖然在任總統敗選通常會引發一場黨內鬥爭,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位共和黨人能夠挑戰川普對共和黨選民的控制:參議員喬希·霍利(Josh Hawley)、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和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都不行。一切仍然是關於川普的。一位保守派知識份子寫道,他不在位也就意味著美國正被敵對部落控制。正如川普的一名支持者所言,政府被一個認為川普選民沒有代表權的政權壟斷了,它將把他們拒之門外。如果是這樣,那麼他們除了把政府視為敵人,並“團結武裝起來,按照他們認為最佳的方式保護自己”之外,還有什麼其他選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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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運動可能不會以一場暴亂的形式登場,但在川普聲稱其因拜登大選舞弊而無法連任後,運動就變成了一場暴亂。對於川普的支持者來言,1月6日的暴亂不是一場令人尷尬的潰敗,而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救國愛國運動,他們在必要時還會採取暴力行動。一名56歲的密西根婦女解釋說:“我們不是去偷東西的。也不是去搞破壞。我們只是想推翻政府。”

川普的大多數支持者,包括于1月6日去國會大廈鬧事的那些人,其正常程度令許多觀察人士不解。儘管私人民兵組織和白人至上主義者都參與了此次襲擊,但90%被逮捕或指控的人都與這些組織無關。他們大多數都是中產階級和中年人,40%是老闆或白領。他們大多來自紫色,而非紅色,的郡縣。

川普的大多數支持者都是好父母、好鄰居和社區可靠成員。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的偏見屬於典型的美國白人偏見,自從川普上臺以來,他們的怨恨情緒就有可能增加了,表達方式也變得隨意了。但這些人都是正常人,他們的想法和行為與幾個世紀以來的人一樣,信任家庭、部落、宗教和種族。雖然他們十分重視自己的權利和自由,但並不怎麼關注他人。這也並不罕見。罕見的是像重視自己的權利一樣重視他人的權利。

然而,這恰恰就是美國共和民主試驗所需要的。這就是制憲者所謂的“共和美德”:一種對自由的愛,不單單是為自己,還為別人;一種對自治的愛;承諾遵守通過合法民主程序通過的法律;警惕任何形式的暴政。即便是在制定憲法時假定人們將一直追求個人私利的詹姆斯·麥迪森(James Madison)也認為,相信任何形式的政府都能 “在人民沒有任何美德的情況下確保自由和幸福 ”的說法是個 “空想”。2000年,儘管法官的判決帶有黨派性質,阿爾·戈爾(Al Gore)和他的支持者都服從了最高法院的判決,表現出了共和美德(法院本身是否表現出了共和美德則是另一方面的問題)。

另一方面,1月6日的事件證明,川普和他的鐵杆支持者正準備挑戰憲法和民主規範,這就像是曾經的革命運動。雖然令人震驚的是,普通美國人亦會支持暴力攻擊國會大廈,這表明,作為一個民族,美國人並不像他們的建國原則和制度那般特殊。20世紀20、30年代,加入法西斯運動的歐洲人也有來自中產階級的。毫無疑問,他們當中有許多人也是好父母、好鄰居。作為群眾運動的一部分,人們會做一些他們作為個人不會做的事情,尤其是當他們確信其他人要破壞他們的生活方式時。

如果認為1月6日的暴動是一起不會重演的反常事件,那就太愚蠢了。由於川普的支持者將這一事件視為一場愛國主義救國運動,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預料更多此類事件的發生。川普老調重彈,堅稱他以壓倒性優勢勝選了,但“激進的左翼民主共產黨”通過“我們國家歷史上最腐敗、最不誠實、最不公平的選舉”竊取了他的總統之位,他們必須原物歸還。他意在擊退那些投票支持彈劾他或批評他對暴亂負有責任的共和黨人。還有人威脅要炸掉投票站、綁架官員,並襲擊議會大廈。今年早些時候,佐治亞州最高選舉官員的妻子收到了一條恐嚇短信,其中寫道:“你和你的家人會被慢慢幹掉。”我們也不能想當然地認為,當下一次騷亂發生時,“百分之三人(Three Percenters)”和“誓言保衛者(Oath Keepers)”組織還會扮演次要角色。襲擊國會大廈的老兵告訴員警,他們曾為國家而戰,現在又在為國家而戰。展望2022年和2024年,川普堅稱,他們不舞弊就不可能贏得大選,不可能。所以,如果選舉結果顯示民主黨再次獲勝,川普的支持者就知道該怎麼做了。川普會告訴他們,“就像一代又一代的愛國者為建設美國付出汗水、鮮血乃至生命一樣,今天“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必須為恢復我們美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戰”。

那麼共和黨的立場又是什麼呢?它孕育了這起運動,又為川普贏得90%共和黨選民的支持創造了條件,因此它需要擔負全責。川普在位期間,共和黨領導人非常樂意拍他的馬屁,因為這可能意味著任命數百個保守派在法院乃至最高法院的機會;減稅;移民限制;以及大幅削減商業管制。然而,川普的勝利也有敵意收購的一筆功勞。這場運動的激情在川普,而不在共和黨。共和黨的主要選民都選擇了川普,而不是其他共和黨建制派,如傑布·布希(Jeb Bush)和瑪律科·盧比奧(Marco Rubio)。川普當選後,他的追隨者繼續視共和黨建制派為敵人。像保羅·里安(Paul Ryan)這樣的黨內英雄因貶低川普而被遺忘。即使是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這樣堅定的支持者,如果不按照川普的要求去辦事,最終也會被迫成為惡棍。僥倖存活的人面臨著一個艱難的平衡:一方面利用川普的魅力通過共和黨議程,另一方面又要控制川普的過分行為,他們擔心這可能會最終威脅到共和黨的利益。

這一計畫在2017年似乎是可行的。與其他叛變的領導人不同的是,川普沒有花時間在政治荒原上建立一個政黨,也沒有讓他的支持者以他為中心。他必須從現有的共和黨官員中做出選擇,這些人對他的命令的服從程度不盡相同。共和黨建制派希望能有“成年人”約束川普,以保護他們的傳統議程、他們所認為的國家利益,倖免於川普最糟糕的本能。

這是一次誤判。川普對其支持者的控制使得在黨內已沒有可替代他的人選。就這樣,那些“成年人”要麼一個接一個地辭職,要麼被趕走。異見者已銷聲匿跡。唯一有問題的是川普本人,這一點上沒有異議。那些不贊成川普的人要麼保持沉默,要麼離開。

接管範圍超出了政治領導層。現代政黨是一個由利益集團、遊說組織、求職者、競選贊助者和知識份子組成的生態系統。他們所有人都與該黨的發展息息相關,在某一特定時刻須與黨的立場保持基本一致,所以所有人都不得不謀求與川普和平相處。曾反對他不適合當總統的保守派出版物不得不改變立場,否則就會失去讀者和資金。專家們不得不作出調整以滿足親川普觀眾的口味 —— 當他們這麼做時,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初選期間曾反對川普的贊助人也加入了其中,哪怕只是為了對重要問題施加一些影響力。那些曾以為自己的角色是讓共和黨堅持某些原則的遊說組織,由於經常與共和黨領導層意見相左,現在要麼成了川普的支持者,要麼失去了影響力。

所以,當選官員不敢挑戰川普運動,共和黨求職者要麼對自己的觀點保持沉默,要麼為過去的批評做出像作秀審判似的道歉,這些已不足為奇。野心是道德顧慮的強大解藥。更有揭示性的,是一些共和黨資深政治家的行為,他們是八十多九十多歲的前國務卿,對加官進爵已無興趣,且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也無所忌憚。儘管眾所周知,他們厭惡川普所代表的一切,但卻拒絕批評他。他們不願意站出來反對一個他們為之奉獻了一生的共和黨,即便這個黨現在是由他們厭惡的人領導的。此外,雖然共和黨的元老們不喜歡川普,但他們更不喜歡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和民主黨。這並不罕見。德國的保守派之所以能夠接納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對共產黨的反對要多於對納粹的反對,畢竟納粹與他們有許多基本共識。至於保守派知識份子,即便是那些多年來一直認為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美國第28任總統,此人成立了美聯儲,並支持童工法——譯者注)是暴君的人似乎也不擔心川普未來會成為暴君。他們不僅為川普辯護,還提出了政治理論,為他的統治作辯護,用保守民族主義和保守民粹主義來填補他那本不存在的意識形態空白。也許美國的保守派從未對美國的自由民主實驗抱有好感,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從川普接管共和黨以來,許多保守派都對美國的核心信仰顯露出了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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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已使得共和黨生態系統內部幾乎沒有了異議。今天的共和黨是一個僵屍政黨。為了追求共和黨的傳統目標,它的領導人在執政方面走過場,在基礎設施支出和外交政策方面博弈,儘管黨內的實權已被川普奪走。在川普執政的四年裡,共和黨與川普的關係不太穩定,有時還存在爭議。如今,該黨的主要目的(如果不是唯一目的的話)是,心甘情願地促成川普玩弄選舉制度,以確保他重新掌權。

川普牢牢地把控著共和黨,他目前正與拜登政府在不同戰線展開博弈。其中一條戰線是正規、合法的政治競爭,共和黨人對拜登的政策展開抨擊,並挑起文化鬥爭。

另一條戰線則超出了憲法和民主競爭的界限,進入了非法破壞選舉程式的領域。這兩者關係密切,因為在1月6日前,共和黨便利用了其在政治領域的權力,保護川普及其追隨者免擔非法活動之責。於是,共和黨領袖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和伊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對川普運動進行了干預,而職位較低的共和黨人則為1月6日的肇事者歡呼,稱他們為烈士、英雄,並鼓勵未來的非法行為。

這種鉗形攻勢有幾大優點。共和黨政客和未來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在扮演合法的反對派角色時,重新開發自己的鷹派國際主義外交政策(在川普執政期間暫停)和赤字經濟(也在川普執政期間暫停)。他們還可以參加周日的主流節目,在阿富汗等問題上批評拜登政府,同時假裝川普不再是這個複雜局面的一部分了。畢竟拜登政府並非是完美的。

然而,無論共和黨人對拜登的批評有多合理,這其中都存在一種根本性的虛偽。這是一種逃避。共和黨人專注於中國和批判性種族理論上,即使在努力營造對川普有利的大選氛圍之時,也避免提及川普。左手宣稱對右手所做的事情一無所知。

就連川普的對手也在配合。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和本·薩斯(Ben Sasse)等共和黨人在譴責完1月6日的暴動後,批評了川普,甚至還投票支持彈劾他,但在其他方面,他們繼續與共和黨保守派保持立場一致。在阻撓議事等問題上,羅姆尼和其他人堅持維持“正常秩序”,照舊舉行政治和立法活動,儘管他們知道川普的黨內助手們正努力破壞下一屆總統大選。

結果是,就連這些反對川普的共和黨人也在助長暴亂。革命運動通常是在社會權力結構之外運作的。但川普運動在這些結構內部也享有著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幾家有線新聞網路、眾多保守派雜誌、數百家談話電臺和各種線上平臺紛紛對其進行了報導。川普運動可以從富人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捐贈池獲得資金。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還控制著美國兩個全國性政黨中的一個。所有這些都足以讓我們預料另一場挑戰,因為有誰會不利用這樣有利的環境來奪取權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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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希望和幻想的時代。那些曾說川普不會去推翻上一次選舉的人,現在又要說我們對下一次選舉沒什麼可擔心的。共和黨玩這種遊戲已有五年,一開始他們對川普的意圖或這些意圖被實現的可能性不屑一顧,然後就沉默了,直到情況變糟,他們堅稱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發生了。近日,就連反川普的媒體也在不斷尋找川普的影響力可能在減弱的跡象,認為採取嚴厲措施沒有必要。

如果僵屍共和黨贏得眾議院控制權(這似乎是有可能的),那麼14個月後的世界將大不相同。到那時,隨著政治風向明顯對川普有利,他幾乎肯定會宣佈參加總統大選,到那時社交媒體對他的演講限制將有可能解除,因為臉書和推特很難證明審查他的競選活動是合理的。有了這個擴音器,川普將再次主導新聞報導,因為事實證明,媒體無法抵抗對他進行全天候報導,哪怕只是出於經濟原因。

但這一次,川普將擁有他在2016年和2020年沒有的優勢,包括更忠誠的州和地方政府官員;國會中的共和黨人;以及共和黨贊助者、智囊團和觀點期刊的支持。他將再次發起川普運動,參與者包括許多準備被啟動武裝分子。那到時誰來阻止他?按照目前的軌跡,2024年的共和黨將使2020年的共和黨都顯得進行了積極反抗。

那些批評拜登和民主黨在防止這場災難方面作為不夠的人是有失公正的。因為如果沒有共和黨的合作,他們根本做不了很多,尤其是如果民主黨在2022年失去對兩院的控制權後。抹殺一小撮共和黨人站出來拯救世界的任何可能性,已經成為一種時尚。這種先發制人的投降行為對那些本來可能要為自己的懦弱負責的共和黨人來說無疑是好事。對他們來說,每個人都決定把火力集中在民主黨參議員喬·曼欽(Joe Manchin)身上,這真是再好不過了。

而共和國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取決於這些共和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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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3日,在華盛頓國會山,參議院投票決定前總統唐納德·川普無罪後,工作人員所做的計票筆記被曝光。

七名共和黨參議員投票判定川普煽動暴動,並試圖推翻自由公正的選舉。這七人分別他們是理查·伯爾(Richard Burr)、比爾·凱西迪(Bill Cassidy)、蘇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麗莎·莫爾科斯基(Lisa Murkowski)、羅姆尼(Romney)、薩斯(Sasse)和派翠克·J·圖米(Patrick J. Toomey)。這是一次展現了共和美德的勇敢的投票,尤其是對於那五個到2022年還未退休的人來說。所有這些人都經歷了憤怒的反擊——羅姆尼在猶他州共和黨大會上被噓,被稱為叛徒;伯爾和凱西迪受到了他們所在州政黨的一致譴責。然而,儘管他們採取這一立場值得讚揚,但這幾乎完全是象徵性的。當涉及到防止2024年大選出現暴動時,他們又都退縮了。

具體而言,他們拒絕與民主黨合作,通過立法限制州立法機構推翻未來選舉結果的權力,以確保聯邦政府在各州試圖限制投票權時保有一定的發言權,進而為面臨威脅的州和地方選舉工作人員提供聯邦保護,並向全國表明,參議院兩黨多數反對顛覆民眾的意願的行為。可他們為什麼要拒絕呢? 

這不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在川普主導的政黨內有仕途可走。即便設法獲得連任,那麼他們將在一個什麼樣的政府內任職?他們不可能對川普的第二個任期抱有任何幻想。川普對法治的蔑視是顯而易見的。他在彈劾審判中被免除了指控——這是對他的行為採取的唯一正式、合法的回應——實際上確保了他將更積極地行使權力。他在第一個任期內與不可靠的下屬打交道的經驗很可能會在第二個任期內被用來指導他的人事決策。只有完全忠誠的人才能擔任司法部、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和五角大樓的負責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不會將自己的判斷置於總統之上。共和黨參議院將效忠川普。在這樣一個的世界裡,川普和他的手下們掌管著國家權力的所有杠杆,包括其日益增長的監視能力,反對川普將對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來說都將變得愈加危險。川普的勝利可能至少意味著我們所知道的美國民主的暫時中止。

我們已經陷入憲法危機之中。民主的崩潰可能要到2024年11月才會到來,但我們正朝著這個方向邁出關鍵的幾步。要想在一年多的時間裡通過立法保護選舉流程變得不再可能。不可能了,因為反對川普的共和黨人,甚至是一些民主黨人都拒絕調整“拉布”日程;不可能了,因為儘管發生了這麼多事情,有些人即使反對川普,但仍然希望成為好共和黨人。當國家陷入全面危機,這些決定將經不起考驗。

然而政治家並非不可能實現這樣的飛躍。共和黨本身就是在1850年代由一些拋棄了前政黨的政客組成的,其中有前輝格黨人、前民主黨人,以及前自由党和自由土地党的成員。當輝格黨和民主黨的中堅力量亨利·克萊(Henry Clay)和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都已妥協。竭力確保奴隸制問題不會摧毀他們偉大的政黨時,還是有人認為這些政黨已經成為正義的障礙和對國家持續生存能力的一種威脅。

羅姆尼們不必放棄他們的政黨。他們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憲政共和黨人,在當前的緊急情況下,願意在參議院組建一個全國性團結聯盟以拯救共和國。他們與民主黨的合作可以嚴格限制在與憲法和選舉有關的事項上。或者他們可以在一系列關鍵性問題上爭取達成暫時的共識,例如政府開支、國防、移民,甚至是持續存在的新冠疫情。也就是說,將往日的爭鬥擱置,專注於保護美國這一更重要和更緊迫的需要。

當然,要形成一個全國性團結聯盟需要兩黨合作,民主黨可以為反對川普的共和黨人的加入提供便利。一些人聲稱,他們認為川普構成的威脅與共和黨構成的威脅一樣大。他們更願意把川普當作目前政治鬥爭的武器,不僅用來詆毀和擊敗共和黨,還把過去30年共和黨所有的政策都描繪成川普主義的前奏。雖然今天川普控制的共和黨確實需要被打倒,但這種機會主義、黨派主義和陰謀論,除了遺臭萬年,不能救國。

參議院民主黨人明智地削減了他們曾經龐大的投票願望清單,轉而支援曼欽和參議員艾米·克洛布查(Amy Klobuchar)于上周公佈的妥協措施。但這些還未吸引到共和黨同事的選票。離下一次大選越來越近了,保護選舉工作人員、當日登記和提前投票至關重要。此外,還有必要通過《約翰·路易斯投票權促進法案》(John Lewis Voting Rights Advancement Act),以直接解決州議會搶奪選舉權的問題。其他的最好推遲,例如將選舉日定為聯邦假日、禁止黨派劃分選區。防止2024年大選出現暴動的努力不能推遲。民主黨需要給反對川普的共和黨人一個機會來做正確的事情。

人們不禁要問,現代美國的政客們,無論哪個黨派,是否勇於做出如此大膽的舉動,是否有洞察力看清事態發展的方向,是否敢於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拯救民主制度?如果這意味著這一小部分共和黨人的政治自殺,那麼,為民主而戰難道不比黯然溜進黑夜更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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