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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26
這是瑞士信貸分析師Zoltan Polzsar的一篇極其重要的文章，詳細分析了現有世界秩序的崩壞本質以及美國和西方將要採取的應對策略。
這是Zoltan Polzsar關於布雷頓森林三體係不斷建構的著作的一部分，在華爾街乃至全球金融市場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本文為非授權翻譯，讀者應以原文為準。
▌戰爭意味著工業
全球化世界中縱橫交錯的供應鏈裡是沒法開戰。許多的關鍵的產品，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生產和製造出來，只有安全和開放的供應鏈通道才能確保這些產品從那裡的工廠運送出來。
這樣的全球供應鏈僅在和平時代是有效的，而一旦發生戰爭和衝突——無論是熱戰還是“經濟戰”，這些供應鏈都將立即失效。
然而，這個全球化的供應鍊是我們多年來經歷的所謂低通脹高增長世界的基石。
這個體係有三大支柱：
第一，大量的廉價移民勞工進入美國壓低美國的名義工資，使得美國勞工的工資增長處於停滯狀態；
第二，在名義工資停滯不前的狀態下，中國製造的便宜商品提高了實際工資的購買力；
第三，廉價的俄羅斯能源為德國乃至更廣泛的歐洲的工業體系提供原料，維持了歐洲的競爭力和生活水準。
在這個“三位一體”的體系中隱含了兩個巨大的地緣戰略和地緣經濟區塊：尼爾.佛格森稱前者為“Chimerica”（中美國），我願意稱後者為“Eurussia”（俄歐陸）。
這兩個地緣政治/經濟區塊是天作之合——歐盟支付歐元購買廉價的俄羅斯能源，美國支付美元購買廉價的中國商品。俄羅斯和中國“本分的”將他們的貿易盈餘再向G7繳納（購買G7國家的金融資產）。
各方在金融和商業上都糾纏不清，就像那些古老的智慧所言，如果所有人都能從貿易中獲益，爭鬥就全無意義。
但正如任何婚姻一樣，所有人都能獲益的安排僅能在和諧穩定的情況下存在，而這種和諧需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偶爾的分歧也僅能在信任的前提下才能和平且妥善的解決。
而這種信任一旦失去，那麼我們過去所經歷的所有繁榮和穩定可能就一同失去了。
這正是戴爾.科普蘭的著作《經濟相互依存與戰爭》中嘗試論證的結論。通過回顧包括拿破崙戰爭和克里米亞戰爭在內的過去200年的歷史，該書作者認為：
當大國對未來的貿易環境有積極的預期時，他們希望通過保持和平以確保核心經濟利益，從而增強己方的長期經濟實力。
而一旦這些預期變得負面時，這些大國可能會擔心失去原料或者市場，從而激勵他們引發危機以保護他們的商業利益。
這種“貿易預期理論”對於理解美國與中俄的衝突根源，甚至於理解西方世界所面臨的通脹的本質，都十分值得借鑒。
簡而言之，貿易的穩定作用僅在信任存在時能夠生效。對於中美而言，這種信任已經消失了，這個情況同樣在俄歐之間發生，取而代之的是俄羅斯與中國的接近。
作為金磚體系中的“王”與“後”，歐亞大陸這個龐大棋盤上的“天作之和”，這個強大的新的聯盟正從“中美國”和“俄歐陸”兩大體系的分崩離析之中新生。
信任是如何喪失的？
一個“通俗易懂”的故事是這樣的：中國通過賣便宜貨發了大財，然後想在全球範圍內建立5G通訊網絡，用最先進的光刻機生產最高端的芯片。這時，美國說：“沒門！”從此出發，“中美國”陷入信任危機。
而關於俄歐的簡易版故事則是這樣的：俄羅斯通過向歐洲出售廉價的天然氣發了財，而德國通過向歐洲和世界出售用廉價天然氣生產的昂貴商品而變得非常富裕。
生意太好，俄羅斯和德國甚至都準備了北溪二號道的開通儀式慶典。但忽然一天，俄烏衝突爆發了，德國認為這種行為超越了德國的底線，慶典被取消，雙方不歡而散。
美國的富足來源於量化寬鬆（印鈔），但量化寬鬆的基礎來自於俄羅斯的廉價能源和中國的廉價商品帶來的低通脹。
處於全球經濟體系食物鏈頂端的美國當然不希望低通脹時代的結束，這將意味著輕鬆印鈔獲得財富的模式的結束。但如果中美的合作以及俄歐的合作分別破產，低通脹將壽終正寢。
正在逐步成型的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特殊關係是一種強大的聯合——這是大宗商品和工業品的聯姻，聯合了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生產國（俄羅斯）和世界工廠（中國），同時在地緣上能夠覆蓋和控制整個歐亞大陸。
中俄特殊關係就像兩個分別被背叛的配偶（被趕出中美合作的中國以及被趕出俄歐聯合的俄羅斯），為了報復他們的“前任”而組成的一個經濟同盟：其中一個長期缺乏原材料，另一個由於經受制裁而缺乏芯片等關鍵工業品。
而之前婚姻裡的兩個“前任”則聚在一起形成一個新的聯盟，但這個聯盟不同於前一個聯盟中存在的相互依存和互補，在這個聯盟裡其中的一個（歐洲）極度依賴另外一個（美國）來獲得經濟安全。
戰爭，就像目前正在展開的經濟戰爭，其關鍵的爭奪在於控制——對技術的控制，對大宗商品的控制，對生產產能的控制和關鍵地緣節點的控制，包括台灣海峽，霍爾木茲海峽、博斯普魯斯海峽這樣的咽喉要道。
戰爭也關於聯盟。在中美俄複雜的衝突博弈的當下，所謂朋友的定義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一些重要的地緣事件揭示了這種聯盟的逐步形成。
俄羅斯與中國和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舉行海軍演習；伊朗協調俄羅斯與土耳其關於黑海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糧食運輸的安排——第一批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運出的烏克蘭糧食抵達的是俄羅斯的保護國敘利亞的港口塔爾圖斯；土耳其與俄羅斯同意雙方以盧布結算雙邊貿易等等。
在這個圍繞歐亞大陸的複雜地緣戰略熱點網絡之中，對“敵人的朋友”的絞索正在收緊：烏克蘭受到攻擊，台灣地區遭到為期一周的封鎖，韓國在中國的壓力下提出“三不”政策——這個政策的本質是逐步結束與美國的一切形式的軍事合作。
朝鮮半島的演變十分值得關注。最新的進展表明，北朝鮮正在積極與俄羅斯和中國加深聯繫，並在朝鮮半島採取“戰爭邊緣”策略。
這使韓國總統尹熙悅不得不極其謹小慎微，甚至寧願去劇院看戲也拒絕與到訪的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會面。我稱韓國的這種策略為（韓式）“戰略模糊”。
過去人們津津樂道的美國的所謂“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在今天正在變成，“我們的大宗商品，你們的問題”，或者“我們後院的芯片，你們的問題”，又或者“我們的海峽，你們的問題”。
美國威脅就土耳其與俄羅斯的經濟聯繫對土耳其進行二級制裁應該被理解為北約對於其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受到土耳其限制的反制。
後退一步，從更大的地緣角度來看，我們看到整個歐亞大陸正發生一場激烈的爭奪和博弈。
所謂“金磚國家聯盟”並不是這裡的關鍵，這裡的真正玩家是由土耳其,俄羅斯，伊朗，中國和北朝鮮相互靠近形成的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聯合，我將其稱之為“TRICKs”——一個由所有受到美國直接製裁或者制裁威脅的國家組成的聯合。
這個“被制裁者聯盟”正在要求所有美國的朋友做出務實的選擇。
比如，儘管受到美國的巨大壓力，印度仍然大幅增加了他們從俄羅斯進口的能源，並參與了俄羅斯的Vostok-2022軍演。
又比如，美國對於中國在台灣海峽進行的軍事演習和封鎖毫無回應，也將使得韓國重新評估他們的地緣政治現實。
正如Pippa Malmgren最近指出的那樣：華盛頓開始懷疑韓國的忠誠度，認為韓國可能已經選擇了與中國而非美國合作。首爾所謂“戰略模糊”事實上是一種選擇，意味著韓國將不作為西方在東北亞的邊界與中國進行鬥爭。
如果朝韓實現和解（正如文在寅總統在中國的支持下在過去數年內所嘗試實現的那樣），美國駐紮在韓國的3萬名美軍就沒有存在的理由，而不得不選擇離開。
許多人以為“保羅皈依”（聖經中使徒保羅在大馬士革皈依耶穌的故事）只是聖經故事，而不會發生在地緣政治的現實中。但這個信念是完全錯誤的，持有這樣觀點的人需要重讀歷史，或者更簡單的，在匈牙利長大。
1989年6月16日，我當時11歲，年輕的維克多·歐爾班激烈地要求蘇聯軍隊撤出匈牙利。這件事情的發生甚至比該年11月9日的柏林牆倒塌還要早幾個月。我們將這一事件與現代全球化的誕生聯繫起來，與過去30年的“低通脹增長”的經濟結構聯繫起來。
韓國的“戰略模糊”政策是否會成為韓國外交政策中的“歐爾班時刻”的先兆？韓國和他的人民能夠感受到他們的國家所處的極度危險的狀態並要求美軍撤出朝鮮半島嗎？
歷史不會重演，但會押韻。當年的那個歐爾班的外交政策跟今天的歐爾班的外交政策完全不能同日而語，同樣的，今天的韓國生產的芯片和未來的韓國生產的芯片同樣不能等量齊觀。
因此，對於美國而言，芯片的風險並不僅限於台灣，對於韓國生產的芯片，巨大的風險同樣存在。
今天正在發生的地緣事件是如此深遠和意義重大，使得與這些事件比起來，冷戰時期發生過的一些美國參與和支持的地緣戰略事件，就像是地緣政治裡小朋友的遊戲。
比如1956年美國支持匈牙利的反蘇運動，以及同年發生的蘇伊士運河危機美蘇支持埃及反對英法和以色列。
但1956年的經驗可以給今天的市場一個有意義的經驗：戰爭的關鍵組成部分是“戰鬥”。
而即使是最大的強權，也常常會有選擇的直接參與某一些“戰鬥”而避免陷入另一些。在多條戰線上同時發生的“戰鬥”（烏克蘭，台灣海峽，韓國）意味著各個戰場存在重要性和次序先後的選擇。
在1956年，石油比匈牙利更重要，因此美國的資源最後投入到了埃及，而匈牙利的反蘇運動無疾而終。
對我個人而言，直接結果是我在鐵幕的東邊出生和長大，偷偷看著關於鐵幕以西的美好電影想像著不一樣的生活。
今天我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中心紐約曼哈頓，耐心地觀察著發生在東方的種種事件，懷疑美國是否還有足夠的能力來維持這個現有的世界秩序。
或者像1956年那樣在多個戰線中做出取捨，選項包括北約在歐洲的邊界，芯片的供應，或者對石油的控制。或者更糟糕的結局是，在歐亞大陸的大棋盤上被TRICKs徹底將死？
我無法準確預測事情的發展，沒人能夠準確預測，五角大樓也不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對通脹迅速回落的預期過於天真和樂觀。這裡的邏輯在於，“美國治下的和平”促進了全球化，而全球化確保了西方世界的低通脹。
因此，TRICKs國家不再合作，甚至正想方設法的削弱這個體系的行為意味著通脹是一個巨大的長期風險。
要從這個角度理解通脹的邏輯和路徑，我們需要閱讀更多的歷史，回顧那些歷史事件，思考信任，貿易以及戴爾.科普蘭的貿易預期理論。
如果說全球化得由“互信”來推動，這種全球化又推動了“大緩和”（低通脹），那麼我們傾向於認為，不信任的產生和增進將導致去全球化，而去全球化最終導致大通脹。
不信任的經濟後果是什麼？
今天的文章中，我們將闡述我們對於這個大轉型過程（從冷戰後的全球化，到新秩序的建立的過程）的展望。
我們的觀點是：我們需要形成一個大大的“L”型衰退來抑制通脹，我們必須促進一輪負財富效應來壓制消費需求，從而使得消費面能夠匹配供給面的新的現實。
我們認為，美國的通脹確實已經放緩了，但仍遠遠高於目標。中美分離和俄歐分裂將產生巨大的成本，這些成本包括美聯儲將繼續維持鷹派並保持較高利率，因為一旦放鬆銀根導致需求增加，那麼受限的供應將立刻重新推高通脹。
促進經濟從L型衰退到“L /”型重新增長的動力何在？我們無法指望消費產生這個“/”的上行趨勢。
因為，我們的“前任”，中國和俄羅斯，已經離我們而去，為我們提供的產能將消失，我們將不得不自己生產所有我們需要的東西。這個新的增長動力將來自於投資，對生產和產能的投資，而政府將提供助力。
▌三個“覺醒”時刻
首先，烏克蘭戰線正在表明，在“消耗戰”中，彈藥庫存的消耗速度遠大於我們的戰爭工業的當前產能。
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夠在多條戰線上進行熱戰？這裡消耗的不是需要高精尖芯片來製造的高科技武器，而是最基礎的火砲彈藥。金融時報最近的文章分析道：
“對於高科技狀況和精益生產原則的迷戀完全忽視了維持基礎裝備（如砲彈）庫存的重要性。例如，美國全部的產能開足馬力一年能夠生產的1.55億枚各式砲彈，放在烏克蘭戰場這僅夠維持兩週的消耗，這標誌著“工業戰的回歸”。
文章進一步說到：“可以大規模使用的廉價彈藥是必不可少的。西方需要更加自律，而不是總是追求精緻。西方需要理解如何在精緻的同時維持枯燥和乏味的戰線。”
其次，即使是精緻的裝備也不是很快能夠生產出來：
5月時，當華盛頓訂購1300枚毒刺防空導彈來替代美國發往烏克蘭的導彈庫存時，雷神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回應說：“我們需要一些時間…”。這不僅僅是一個替換裝備的問題：為了使得足夠的裝備能夠送入烏克蘭，美國不得不大幅推遲發往台灣的訂單，而沙特阿拉伯的訂單也面臨嚴重推遲。
與此同時，在最近的一次財報會議上，ASML的首席執行官Peter Wennick指出：
“上週我會晤了一家大型工業公司的高管。他告訴我，這家企業集團正在購買洗衣機，然後將裡面的芯片拆下來用於安裝到他們的大型工業模塊產品中。”
第三，來自中國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演訓的消息告訴世界，芯片只有在能夠運出工廠的時候才是有意義的。一旦封鎖卡住物流，這些產品和產能便是完全無效的。
當這個新生的多極世界正在破壞全球供應鏈時，美國如何能夠維持其基於低通脹和印鈔來維持的經濟體系的命運？如何能夠獲得足夠的導彈芯片來捍衛美國的全球利益和世界秩序？
這並不是說東方的對手日子過得很輕鬆。俄羅斯有他的軍事問題，對俄羅斯的製裁限制了他獲得高端芯片和西方技術的能力。但我們都知道，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沒有上限，而中國同樣製造大量的芯片。
這就像軟飲料，你可以選擇喝可口可樂或者百事可樂，同樣的，無論俄羅斯使用的是TSMC（台積電）的芯片，還是SMIC（中芯國際）的芯片，俄羅斯的導彈都能夠飛出一個完美的弧線。
就像能源的管線和流動正在被新的戰爭和地緣格局所重塑一樣，芯片的流動也將被重新調整。流向歐洲的俄羅斯管道天然氣正在逐步被美國的液化天然氣所取代，而流向俄羅斯的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的芯片也將被中國大陸生產的芯片所取代。
生活還得繼續，但尾部風險依然存在。隨著TRICKs在歐亞大陸棋盤上採取更多的行動，大部分的尾部風險都指向西方世界，特別是對西方通貨膨脹的影響。
中國對台灣海峽的強力控制以及韓國的“戰略模糊”政策意味著“我們後院的芯片，你們的問題”對於美國和更廣泛的西方來說是一個明顯、緊迫而且現實的風險。
準確的說，上文討論的三個“覺醒”時刻，意味著全球供應鏈，無論是軍用產品還是民用產品，都面臨著明斯基時刻。在這個概念的原本內涵中，明斯基時刻意味著影子銀行體系的內爆，標誌著金融危機的開始。
今天，我們正在目睹全球化世界秩序供應鏈的內爆，而全球化生產系統缺乏庫存和有效的保護。
西方企業在自己的國家進行設計和管理，將採購，生產和運輸物流外包到國外。這裡所有關鍵環節，包括大宗商品，工廠和海運船隊，都在與西方世界正在發生衝突的中國和俄羅斯的控制和主導之下。
供應鏈的庫存就是銀行的流動性。2007—2008年時，大型銀行僅準備短期的“即時”流動性——銀行的流動性以金融市場所即時提供的資金為主，這使得市場參與者得以隨時將各類型的資產出售到深度市場而無需擔心折損資產的公允價值。
所以銀行並不積極在央行準備大量的現金儲備，因為這些儲備被認為是低效的，不能夠為股東創造最大的價值。（而當市場最終失效導致流動性緊缺時，所有人都看見了那些大型金融機構有多麼脆弱）。
同樣的，今天的大型公司和企業也在運營“即時”供應鏈。企業以為他們總是能夠在任何時間點通過合理的價格購買到所需要的產品和零部件，而無需擔憂溢價。但冷冰冰的事實告訴人們這樣的假設是不正確的。
美國軍方必須要“等一會”才能拿到他們預定的導彈系統，而台灣地區和沙特則要等到烏克蘭戰爭徹底結束以後才能拿到他們的訂單。
進一步的，如果你的洗衣機壞了想要換一個新的，你可能也得等上一段時間，因為大型國防承包商需要拆洗衣機零件拿來造導彈。
我們從“這裡”拆解，來製造“那裡”的產品。你還記得明斯基三實體麼？對沖實體可以從他們的收入中支付他們的款項，投機實體必須藉錢才能支付，龐氏實體則只有在出售手中持有的資產後才能進行支付。
三者相比，龐氏單位受利率波動的影響最為劇烈。就像我們在芯片行業所舉的例子一樣，依據明斯基法則，我們軍工系統的供應鏈充其量算是個“投機單位”，而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和衝突升級，這些供應鏈甚至很快將要降級成“龐氏”供應鏈。
同樣的框架也可以套用在歐洲能源市場：當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削減，德國就立即面臨收支平衡的困境，政府將不得不要求公民節約能源，以便為工業產出留出能多的消耗空間。
明斯基時刻是由於過度的金融財務槓桿造成的。套用在供應鏈的背景下，這裡的槓桿則是過度的經營槓桿。
再以德國為例，該國2萬億美元的工業增加值依賴於來自俄羅斯的200億美元的天然氣進口——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德國對於俄羅斯天然氣的槓桿是100倍，遠超雷曼兄弟的槓桿率。
▌德國生產對應俄羅斯能源的槓桿效應
運營槓桿的概念同樣也適用於軍事領域。
比如說，在台灣生產的芯片被用於在美國生產的導彈裡，那麼一旦台灣地區被封鎖，這些導彈零件就很可能沒法抵達美國的導彈工廠，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根本無法應對在東西兩個戰線上發生的戰爭。
美國治世對全球供應鏈維護的能力就好比銀行的資本金。
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大型銀行缺乏足夠的資本金來應對系統性的流動性緊缺而陷於危機之中。由於他們“太大而不能倒”，美國政府不得不採取大規模的救助措施，而這些救助措施的成本就是巴塞爾III。
今天的投資者傾向於認為“全球化”同樣是一個“太大而不能倒”的事物。但“全球化”不是一家可以被資金救助的銀行，這個體系需要一個“世界霸權”來維持它的秩序。這個系統的風險在於有人挑戰這個世界霸權——比如今天的中國和俄羅斯。
為了維護當今的世界秩序以及其相關的貿易安排和全球供應鍊網絡，使得這個體系能夠得以維持，這些挑戰必須迅速和果斷的應對，採取強力的手段將其壓制，就如鮑威爾將軍（後來的美國國務卿）在沙漠風暴行動時所表現出的那樣。
但是烏克蘭和台灣地區不是當年的科威特，俄羅斯和中國更不是當年的伊拉克可比。壯志凌雲2和壯志凌雲1是完全不同的兩部電影……
想像蒂姆·蓋特納（奧巴馬時期美國財長）所說的應對金融危機或者攻擊美國銀行系統的賣空投資者時需要採取的手腕。今天的背景下，俄羅斯和中國基本上就是挑戰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賣空者”。
引用當年蓋特納的話來說，我們需要採取“壓倒性的雷霆手段，而不是零敲碎打的，類似於越南戰爭時期的做法。
如果我們採取的這些壓倒性的手段沒能阻止對銀行的擠兌，市場就不會對我們的承諾建立信心。所以，我們要準備將天量的資金投入，使得我們的決心看起來比整個市場的負債總額都要大。
鮑威爾將軍在“沙漠風暴”行動中所體現出的實力，財政部長蓋特納在挽救美國銀行體係時所展示出的決心，這都不禁讓我將這些行動與今日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所採取的應對全球供應鏈的挑戰所展示出來的姿態進行對比。
相比於展現出實力和決心，美國商務部展現出來的卻是美國的脆弱。
正如雷蒙多部長最近所說，“美國從台灣地區購買了將近70%的先進芯片。其中包括大量的用於軍事工業生產的芯片。而標槍導彈系統中就有大約250個這樣的芯片。你們想繼續從台灣的工廠獲得這些關鍵芯片嗎？這樣的供應鏈毫無安全可言。我們需要國會以最快的速度通過芯片法案，讓我們能夠重新在美國的領土上生產這些芯片。”
這些發言意味著雷蒙多部長的保爾森（布什時期財長）時刻：當時他在國會乞求快速通過TARP救助法案來支持美國的銀行體系。
戰爭讓你開始真正了解自己的能力的邊界，你需要了解你生產能力的邊界，戰鬥能力的邊界，這也正是1942年西蒙.庫茲涅茨被商務部委託制定美國國家數據來評估美國參與二戰的真實能力。
而今天，沒有雷蒙多部長領導的商務部提供的詳細數據和情報，國會也不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通過價值520億美元的芯片法案。但艱鉅的工作還在後面，建立圓晶工廠需要數年的時間，只有等這些產能良好運轉之下我們才能重新得到我們的“半導體主權”。
但問題在於，我們現在就立刻需要向“賣空者”展示我們的“壓倒性的實力”，今天，馬上，現在，而不是什麼明天，幾個月幾年以後，未來。正是當下，一個強大的力量正在台灣海峽展現出“壓倒性實力”，而那個展示實力者不是美國。
這正是為什麼美國正試圖通過技術禁運和製裁來“逆轉時間”。就像新近的電影《信條》中描述的那樣，“倒置時間”可以被用來塑造未來：美國正試圖通過一次次的技術制裁來減緩中國的技術進步，從而重塑未來的實力平衡。
放慢中國發展的腳步可以贏得一定的時間，時間將被用來建立本土的圓晶工廠，而這些工廠將可以在美國國境之內生產芯片用於捍衛美國霸權體系的導彈。
至今為止，美國對中國科技制裁的名單正變得越來越長。最近的發展包括美國嘗試禁止ASML公司向中國出售DUV光刻機，以及其他的芯片製造工藝和軟件產品，以遏制中國和中資企業如中芯國際的半導體雄心。
進一步的，美國還在考慮限制向中國存儲芯片生產商出售芯片製造設備。另外擬議中的新的限制還包括“阻止韓國的三星電子和SK海力士公司向他們在中國的工廠運送新的技術工具，從而阻止這些工廠升級為可服務全球客戶的大型工廠。”
這些瞄準韓國芯片製造商的新的壓力是否會迫使首爾進一步考慮他們的“戰略模糊”政策？我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但，請確保您的通脹預測公式有一個額外的虛擬變量。
我能夠理解美國為何要採取“逆轉時間”的策略。但人們必須明白，我們不能僅僅靠減緩對手的進度來取勝。我們還需要大規模的建設，而這正是為什麼我們需要美國的產業政策。
作為投資者，你關心中俄對美國霸權的挑戰帶來的通脹後果。而通脹一旦飆升，政策利率也將隨之升高，如果不這麼做，就會產生金融抑制的問題。
無論如何，如果你的公司專注於債券投資或者固定收益，你都將會密切關注這些指標和動向。這個市場將是是所謂“食利者”“安樂死”的市場。
為了確保西方贏得這場經濟戰爭，克服所謂“我們的大宗商品，你們的問題”，或者“我們後院的芯片，你們的問題”，或者“我們的海峽，你們的問題”——等等類似的困境，西方需要從“昨天”開始投資數万億美元用於以下四種類型的項目：
1、再武裝（來維護現有的秩序）
2、產業回歸（來避免被封鎖）
3、建立庫存，並投資於大宗商品生產
4、重構能源電力網絡
類似於巴塞爾III協議作為08年金融危機的標籤，以上列出的四大項目是當前正在展開的全球化危機的標籤。
清單上的項目是不言自明的，我們在新聞裡每天都能讀到類似的相關消息，比如：
關於再武裝。
德國計劃花費1000億歐元進行再武裝；西方計劃投資7500億美元重建烏克蘭；G7的目標是籌資6000億美元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歐亞大陸大棋局的一個核心正是關於一帶一路和其所包括的項目的競爭。
關於製造業回流。
雷蒙多部長將重點放在軍用芯片和520億美元芯片法案資助的三個新圓晶廠。歐洲也在忙於投資圓晶產能，以期待獲得“工業主權”。依靠所謂的“友好國家”的產能同樣是不可靠的。因為友好國家的產品同樣必須通過海峽運送，而海峽可能被封鎖。
關於再庫存。
歐盟的天然氣危機和能源短缺的狀況無需贅述。歐盟急需重新建立大宗商品供應以維持工業活力以及冬季供暖。美國一樣需要重建戰略石油儲備，因為我們的SPR將在今年11月前“耗盡”。
印度已經指示其所有工業化的省份建立足以滿足三年的住宅和工業需求的煤炭庫存，歐洲和中國正在遭受歷史性的干旱，烏克蘭損失了今年的大部分小麥收成。
能源和糧食的危機迫在眉睫，全球大宗商品的戰略儲備量將像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之後的外匯儲備那樣一飛沖天，這不僅涉及糧食和能源，也同樣涉及一些工業品。
關於重建能源和電力網絡。
即使再俄烏戰爭爆發之後，美國政府的承諾依然堅定不移。能源轉型是戰前待辦事項清單上唯一的重大項目，並且從一開始就是一項艱鉅的挑戰。隨著戰爭的開打，這個清單將變得越來越長，挑戰也將變得越來越艱鉅。
我認為，以上的四個主題將是未來五年內的產業政策的明確目標。
G7將在這些項目上花掉多少錢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鑑於全球秩序受到的挑戰，他們可能會毫不吝嗇。
如果我們足夠幸運，西方的政府真正能夠由蓋特納這樣的人或者採取蓋特納在應對金融危機時所採取的態度來管理這個“展示實力和決心”的時刻，那麼對於投資者而言，相對應的投資策略將會是以下的一份清單：
1、大宗商品密集
2、資本密集
3、利率不敏感
4、東方不可投資
大宗商品密集意味通貨膨脹將是一個西方世界執行以上清單時所面對的最為棘手的問題。重新武裝，產業回歸，再庫存和重建能源網絡，這些政策都需要消耗大量的商品，不僅用於生產消耗，還需要大量的戰略儲備和庫存。
這將會對西方嚴重投資不足的大宗商品行業造成一種劇烈的需求衝擊，這也是過去十年專注於ESG政策的後遺症。
投資不足意味著供應短缺，而地緣政治因素將導致資源民族主義，結果是更多的短缺和限制。投資者可以參見俄羅斯關於其資源的最新立場以及墨西哥決定國有化其鋰礦的決定。
需求將激增，而供應則短缺，結果是價格可能會飆漲，這將很可能推動一個新的大宗商品超級週期。就像我們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之後所看見過的那樣。
上一個大宗商品超級週期的發生是在一個和平的單極霸權世界秩序的背景下，世界主要國家對未來的貿易環境都有著積極的預期。而今天的現狀則截然不同。
資本密集則意味著政府和私營部門將不得不長期借款來進行投資。再武裝和再庫存都是政府政策的領域，產業回流和能源網絡建設則可能涉及公私合營。
私營公司將不得不通過發行債務和籌集股權來進行建設和生產，從船舶到戰鬥機，從工廠到大宗商品，乃至太陽能面板和風力渦輪機。
利率不敏感意味著無論美聯儲將利率提高到3.5%還是7%，這個待辦事項的清單都必須得到執行，而無論這個過程是多麼的痛苦和艱難。因為我們的工業主權有賴於此。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私募股權（PE）行業對利率極其敏感。一旦執行強力的產業政策，這將排擠私募股權。
金融市場是一個數十年為一個週期的系統。私募股權經歷了“低通脹”週期和全球化週期，並在金融危機之後享受了十年的低利率和印鈔的好日子。對於私募股權投資而言，這個繁榮的周期可以宣告結束了。
東方不可投資意味著對於某些東方的大國，循環滾動這些國家對G7國家的債券和其他資產的投資是完全不可行的。
這不僅僅意味著俄羅斯的外匯儲備所遭受的製裁將會警示這些國家的投資者可能的風險，更是因為，滾動數万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投資組合意味著你將為作為你的對手的西方世界的重新武裝，再庫存，產業回歸等一系列有損你利益的行為努力提供資金。
我們現在又回到了我們全文開始的地方——戴爾.科普蘭的貿易預期理論正是從這裡來理解和思考世界的框架。
我們，以及這個世界的運行方式，像過去那樣繼續運行下去是完全沒有意義的，無論是從真實的（貿易/生產）的視角，還是從金融（外匯儲備）的視角，這正是布雷頓森林III所注定要發生的原因。
這一切都已經在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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