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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11
國際社會近來年不時出現言論攻擊“一帶一路”項目會為沿線國家帶來債務陷阱，但從未有研究證實，多流於將經濟問題政治化。同時，有數據顯示“一帶一路”項目可使物流時間縮短約2.5%、全球貿易成本降低2.2%、全球實際收入增長2.9%，可見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給沿線國家帶來的並非債務陷阱，事實上是發展“餡餅”。
債務陷阱（Debt Trap）是個經濟術語，意指政府揹負過高的外債負擔，從而使經濟處於不可持續的高負債和低增長的惡性循環狀態。對於政府負債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全球各經濟學派有不同的解讀。
最佳債務率有利經濟增長
凱恩斯學派（The Economics of Keynes）認為，短期內政府債務增加能夠提高民眾的可支配收入，從而提高社會總需求，以此刺激經濟增長。但也有部分新古典經濟學派（Neoclassical Economics）指出，政府負債過高將對國內投資和消費產生擠出效應，會抑制債務國的經濟增長。著名的巴羅－李嘉圖等價定理（Barro-Ricardo Equivalence Theorem）則認為，政府負債與否並不影響經濟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研究顯示，各國經濟增長與政府主權債佔GDP比重之間存在一個最佳債務率，若達到這個最佳債務率便能令經濟增長率最大化。
全球經濟學界為政府負債和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爭論曠日持久。大多數“一帶一路”項目實施時間尚短，暫未有足夠資料研究沿線國家向中國貸款建設項目與其經濟增長關係。然而，不少印度、美國、澳洲等國的政治學者、政府高官、智庫和媒體，例如印度學者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於2017年1月在《世界報業辛迪加》發表文章，宣揚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是“債務陷阱外交”，拋出了中國債務陷阱外交論（Debt-trap Diplomacy），且他們在國際上持續渲染中國利用不透明的貸款條件，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基礎設施融資，在後者無力償還債務時，獲取其軍事或戰略資源。
中國債務陷阱外交論，無疑對“一帶一路”的聲譽和高質量發展造成負面影響。上述國家的政治人物、政治學者將經濟問題政治化的做法也受到駁斥。多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如被點名遭遇中國債務陷阱外交的尚比亞、肯尼亞和安哥拉等國的領導人和官方人物，均在不同場合公開駁斥“債務陷阱外交”錯誤言論。
研究顯示“一帶一路”是發展餡餅
全球學術界至今並無研究發現中國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現債務危機，從而攫取沿線國家資產或資源的案例。甚至部分美國學者、美國智庫也居於研究數據，發表過不少駁斥“中國債務陷阱外交”的報告。例如，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黛博拉·布勞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經過研究，表示中國的“債務陷阱”是一個神話，該學者列舉了黑山、肯亞、尚比亞和其他地方的例子，表示有西方媒體大肆宣揚這些恐懼，卻沒有證據支持“債務陷阱”的說法。
又如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報告顯示，鐵路聯通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額增長2.8%。也有美國經濟學家在其研究報告〈How much wil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duce trade costs?〉中指出，“一帶一路”交通基建項目，可使物流時間平均縮短 1.2%至2.5%，令全球貿易成本降低1.1%至2.2%。更有研究發現，“一帶一路”項目可使全球實際收入增長0.7%至2.9%。這些數據均顯示出，來自中國的投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傢俱有正向經濟效應，是發展餡餅而非債務陷阱。
中國外交部和不少中國學者也曾多次駁斥有關中國債務陷阱外交論。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2022年7月曾引用世界銀行的數據稱，在49個有數據可查的非洲國家共計6,960億美元的外債當中，借自多邊金融機構和不含中國的私人金融機構的總債務，達到債務總量的約75%。西方私人機構的貸款平均利率幾乎是中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的200%，這些事實和資料都證明，所謂中國債務陷阱論純屬虛假資訊。
中國重長遠利益 借貸國向西方還債
筆者（梁海明、馮達旋）從事“一帶一路”研究多年，也曾對中國債務陷阱外交論進行過詳細的研究，除了得出“一帶一路”項目是“餡餅”而非“陷阱”的結論外，還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四個有趣的現象。
其一，炒作中國債務陷阱論的沿線國家政界人物最終選擇加強與中國合作。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在野黨為了贏得選舉，將有關中國債務陷阱外交論當作
政壇博弈工具，借中國貸款問題向政治對手發難，以此獲取選票贏得大選。但這些在野黨上臺之後，猶如川劇“變臉”般迅速向中國貸款和吸引中國投資，類似情況曾先後在斯里蘭卡、馬來西亞等國的政府變更中出現過。例如，馬哈蒂爾2019年贏得馬來西亞首相寶座之後，不僅一改此前強烈批評中國債務陷阱外交論的態度，還成為全球第一位確認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國家首腦，並恢復了2017年中止的東海岸鐵路項目和中國城項目。馬哈蒂爾還高度評價項目將成為全球樞紐, 進一步吸引全球金融、技術和創業公司。
其二，中國對沿線國家的投資注重長期經濟收益。與不少西方國家政黨頻繁輪替，新政府上臺之後對原政府簽署對外協議不予承認相比，中國政府對沿線國家政府的合作承諾無疑是長久的、統一的，且更能夠獲得沿線國家的信心。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回報週期長，短期內較難盈利，因此中國對沿線國家的投資更注重雙方的長期經濟收益。
例如，據印尼官方預計，由中國在印尼投資興建，造價達約80億美元的雅萬高鐵路線，在未來40年可創造超過231億美元的收益，不僅中國與印尼雙方獲得回報遠高於投資成本，且中國政府還與印尼展開多領域的合作，因此，即使在當前充滿挑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與印尼的經貿關係仍逆勢發展。在2021年，雙邊貿易額1244.3億美元，同比增長58.6％，創造歷史新高。自2019年起，中國已躍居印尼第二大外資來源國，除了投資基建項目外，中資企業在印尼投資還涵蓋了電力、礦產、汽車製造、新興互聯網產業以及金融領域等。
其三，債務國家向中國貸款修建基建，長遠是為了向西方還債。目前“一帶一路”項目投資的約70%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其它30%項目投資則集中在能源、健康產業、創新技術產業和旅遊等領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所以向中國貸款修建基建，其中一個重要考慮是為了發展經濟以償還西方國家、多邊金融機構此前的債務。國際公認，增加基建能夠提升經濟、增加政府收入。例如在美國，拜登政府推出了一項規模逾1.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畫，希望以此刺激美國的經濟復甦、帶動美國經濟增長。中國也曾通過舉債的方式興建大量基礎設施，不僅為經濟騰飛奠定堅實基礎，也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建設施建設需求，被歐美國家政府和商業銀行拒之門外，反而是中國願意對沿線國家伸出援手，並提供中國技術、中國標準協助沿線國家建設基礎設施，以此推動經濟發展和政府稅收增加，才令政府有更多的資金去償還西方國家、多邊金融機構的外債和推動國內社會民生髮展。
美聯儲加息衝擊“一帶一路”國家
其四，美聯儲持續大幅度加息和新冠疫情襲擊，對沿線國家的債務管理和治理才是真正的挑戰。美聯儲近期激進加息，令有較高美元債務存量的沿線國家出現債務危機，且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各國經濟普遍下滑，財政收入減少，加重了其債務負擔，部分國家甚至還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它們在危機的同時還要償還外債，壓力巨大。
公開資料顯示，許多存在債務風險的沿線國家的債權主體非常多元，包括歐美國家、日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中國並非出現債務風險國家的唯一債權人和主要債權人。因此，部分西方國家與其指責中國進行債務陷阱外交，不如將精力放在如何提升債務國家應對債務問題的能力，以及加強各國在國際債務治理上的磋商合作，為各國的債務解決提供系統性、綜合性的方案，以及著力協助這些國家實現經濟恢復和提升發展能力，才是長久之計。
“進化論之父”達爾文（Charles Darwin）曾說，最終能生存下來的物種，不是最強的、也不是最聰明的，而是最能適應改變的物種。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投資項目中，中國貸款利率或許不是全球最低的，中國製造技術或許不是全球最強的，但中國的投資項目，或許才是最適合促進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的投資項目。
梁海明|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馮達旋|絲路智谷研究院首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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