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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3/30
（一）不能隨便使用“文明”一詞
“文明”與“文化”是從大學者到普通人都經常使用的詞語，而且無論怎麼使用都會沾點邊。但是作為學術概念，它們都十分複雜，不少人因使用不當而惹起爭論。
相比而言，文明概念要比文化概念簡單得多。根據諾貝特·埃利亞斯等學者的研究，“文明”這個詞雖有拉丁詞根，但其現代詞（civilization）則是在16-17世紀於英吉利海峽兩岸開始使用的。埃利亞斯概括了文明一詞在18世紀的用法：“它包括了西方社會在最近兩三百年內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他們的技術水準，他們的禮儀規範，他們的科學知識和世界觀的發展。”文明這個詞是與現代性聯繫在一起，是用來概括現代事物的，如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建設、工業化生活和民主制度。
這是文明一詞的首要含義。按照這個概念，那些沒有進入現代社會的國家，不能被稱為文明。文明與野蠻，是對現代化國家和非現代化國家的區分。歐洲啟蒙運動思想家大多崇尚中國，萊布尼茲、伏爾泰、狄德羅等，都是中國的禮儀和製度的推崇者。因此，他們在把西歐稱為“文明”的同時，也把中國稱為“文明”。
但啟蒙運動後期，隨著對中國的了解增加，西方人的認識開始發生變化。孟德斯鳩是最早懷疑中國的啟蒙思想家，他指責中國是一個充滿商業欺騙和血腥專制的國家，不可能有很好的社會道德文明。18世紀後期，西方開始了工業革命，經濟社會的現代化加速，而中國卻長期陷入停滯，日顯落後。
所以，到了19世紀初期，西方人的“中國熱”迅速降溫，而貶低之聲日益升高。黑格爾甚至把中國看做世界歷史的嬰儿期，自由精神還深藏在肉體之內而沒有冒出。馬克思恩格斯稱中國為“半文明”，到了他們的時代，中國在很多西方人眼中已經不再是“文明”而是“野蠻”了。
文明這個詞也有擴展使用。這與“拋光”（polish）和“文明化”的提法聯繫一起，說明事物的相對性，用以描述技術、組織、禮儀、制度結構等的進化。大都市、縣城和落後農村，它們的拋光或文明化程度是不同的。如沃勒斯坦所說，文明一詞具有“非常正面的內涵，在語法上是單獨用來指示種種進步（和它們的結果），這些進步使男人（和女人）更加'市民'（civil），即更少'動物相和野蠻相'。”
總之，它是用來比較道德與福祉的進步，落後的或相對落後的東西不能稱為文明。東南亞國家對黑非洲有些部落社會自稱“文明”倒無大妨，但若是對發達國家自稱“文明”就會被視為無知和狂傲。同時，文明還有進一步的擴展用法，即經常用來稱呼歷史單位，如“新石器文明”“古希臘文明”“古印度文明”“中華文明”等等。這類擴展用法雖然已成習慣，但已經失去了上面說的正面意義，“文明”也就是“狀況”的意思，“新石器文明”也就是“新石器狀況”，如果是和更先進的比較，也就是“新石器野蠻”。
儘管有擴展用法，但文明的基本內涵並沒有變化，它用來概括現代性事物，既包括技術、社會結構、經濟政治制度，又涉及個人的舉止行為。其核心是現代民主制度。啟蒙思想傳統是強調政治制度和道德的進步。
康德的文明定義是很權威的，它指的是以“公民社會”為主體的國家製度，也就是現代民主制度。杰弗遜在1787年出版的著名啟蒙讀物《弗吉尼亞筆記》中認為：文明包括政治制度和文化兩個方面。前者是指把法律和權力分開的分權制度，後者是指與這個制度相應的思想教養。這樣的認識至今仍是主流，文明的核心含義就是現代民主制度。
（二）文明無高下？中國學者陷入非主流思想的泥淖
上述文明概念在中國並沒有深入傳播。長期以來，中國思想界熱衷於同國外的非主流思想接軌，習慣於把被別人拋棄的、非科學的思想當做寶貝，甚至對已經被歷史證明為荒謬的理論體系，也要堅決維護。在這種背景下，非主流的“文明”概念自然要壓倒主流概念而受到追捧。
20世紀初期，文化有機體說的文明概念在西方流行起來。斯賓格勒和湯因比是這一學說的代表。前者列舉了人類歷史上8大文明，後者歸納了人類歷史上26種文明。這些其實都是有史以來的王國、帝國、國家等單位。
他們認為，這些“文明”都是單獨有機體，各有自己的靈魂和軀體，都要經歷一個由發育、成熟到衰老死亡的過程。這樣的觀點與啟蒙-理性主義的學術傳統是對立的，後者認為不同的歷史單位和地區，都是開放系統，文明由諸多元素組合而成，不是不可分的有機體，對文明的研究也應是分析的。
在主流看來，人類文化學的文明（及文化）概念和研究方法都是“非社會科學的”。它之所以常被提到和介紹，也主要是因為批評和否定它的需要。
相反，因為陷入非主流思想嗜好的泥淖，中國有些學者對斯賓格勒和湯因比推崇備至。文明是獨立的有機體和沒有高低之分的觀點，迎合了閉關自守的心態。說西方文明即將衰落，會使人感到快慰。
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一書中所說的“西方”本來指的是德國的西方，即英、美為代表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國內有些學者只看到這個書名就夠了，把它理解為整個西方。至於湯因比，他在與池田大作的對話中，以及在一些演講和文章中，不斷宣揚“西方衰落”，“人類的希望在東方”，“中華文明將一統世界”。這種諾亞方舟式的故事，很能迎合理性精神欠缺的中國學術界，一些學者不斷地加以引用、宣揚和闡發。
斯賓格勒和湯因比：宣揚西方沒落和中國統一世界的學者
這樣，國內在上個世紀90年代興熱的文明研究，非但沒有帶來重要的學術和思想進步，反倒使非主流思想不斷傳播，大有成為主導之勢。馬克思在文明概念上與啟蒙是一致的，而一些學者一邊“堅持馬克思主義”，一邊卻無視馬克思思想的這個部分。
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很多學者專注於製造學術泡沫。無數的資金、一批批的項目、一個個的學術會議和報告，都花在討論“文明無高下”“中華文明優勢”“西方文明衰落”這樣的主題上。這樣的學術研究使不少學者失去了基本的是非標準和真假判斷能力，有的大學教授甚至智商退化得不如農婦，因為一個農婦尚且通過一次旅遊而知道自己的文明程度不高，能體驗到中國大陸沒有美國、日本甚至韓國、台灣地區的文明程度高。
非但如此，有的學者還進一步墮落到以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為能事。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任務，但目前只是集中精力搞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尚未展開，依法治國也只是在推進中，然而，居然有人寫出“中國是最大的民主國家”“中國是第一層次的國家”之類的文章，並在報紙和網絡上四處轉載。這種病態傾向若繼續發展，必然導致整個民族的精神下沉，國家層面的決策智慧也難免嚴重弱化。
（三）馬上超美國？思想界不少人忘記了“韜光養晦”
前面提到，啟蒙的傳統是把政治和觀念（道德）的進步作為衡量社會發展水平的標準，看做文明的高層次元素，而把技術與經濟的進步看做制度與觀念進步的產品，是文明的底層次元素。馬克思把政治和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築，而把技術生產力在內的經濟作為“基礎”。中國學者是馬克思主義底色的，從物質層面分析是特長，然而，恰恰在自己所長之處，很多學者也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
鄧小平曾經有個預測：中國可以在2050年成為“中等發達國家”。鄧小平是偉人，有超出常人的歷史洞察力。根據中國的落後狀況，鄧小平還提出了“改革開放一百年不動搖”以及“韜光養晦”等戰略。然而，思想界不少人已經忘記了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剛剛吃了幾天飽飯，他們就不知道自己姓什麼了。
一些著名經濟學家專門寫預測文章，有的預測中國將在30年內超過美國，有預測只需要15年，還有預測到2020年就可以了；有的學者一直鼓吹“中國模式”的經濟發展最有效，將拯救世界；還有眾多的網絡文章不斷地揭露美國窮人生活困難、紐約等城市基礎設施落後等等，這樣的宣傳讓人覺得中國已成經濟大國，與美國平起平坐並馬上就要超過美國了。
事實究竟如何呢？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說，中國人目前的生活水平僅相當於100年前的美國。如果對經濟稍微有一些理解，就會認識到奧巴馬不是在胡說八道。即便國內目前的統計學是可靠的，也不能以GDP總量來判斷經濟實力，它說明不了很多問題。早在清朝，中國的GDP就是世界第一了，但卻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度。即便中國在十幾年或幾十年之後GDP超過美國，那也不說明中國趕上了美國。
即便是人均GDP，在衡量經濟發展程度上也沒那麼重要，卡塔爾、科威特等國家人均GDP都排在世界前面，但誰也不認為它們是經濟發達國家。馬克思從來沒有把GDP納入對文明的思考，那時候也沒有這個概念。把GDP作為衡量經濟的一個標準，只是二戰後庸俗經濟學的庸俗傳統。在馬克思那裡，底層文明元素（經濟基礎）的核心是技術。
不可否認，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在技術上有空前的提升，但目前的整體水平在國際上屬於很低的，屬於第四梯級。在幾乎在所有工業領域包括鋼鐵冶煉，我們都落後於韓國一個技術梯級，而韓國也僅排在世界第三梯級。
這就是說，僅從文明的低層次元素來衡量，我們的道路也是十分遙遠，還屬於“野蠻”狀態。如果從高層次元素來衡量，差距有多大就不好說了。因為文明的高層次元素不那麼直觀，容易遭到各種模糊和詭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尚處在模糊和詭辯階段的民族精神，必定是缺乏理性之光的，是昏暗的。
作者尹保云，出生於河南，在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後併入馬克思主義學院）任教至今，長期潛心現代化理論、世界現代化進程比較、韓國學以及馬克思主義等的研究和教學。先後在國內外發表中文、英文、朝文學術論文80多篇，代表著作有《什麼是現代化》、《韓國的現代化》。轉自公眾號：文藝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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