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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5
年近九旬的金耀基教授堅信，中國的出路有且只有一條，就是中國的現代化，並因而傾盡畢生心血研究此問題。 近日，在位於香港新界火炭的家中，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榮休社會學講座教授的金耀基，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分享他眼中的中國現代化進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的現代化有怎樣的歷史方向性？ 改革開放對中國的現代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金耀基：中國的現代化有170多年了，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知識份子發起洋務運動，就開始了中國的現代化。 早期現代化的目標是救亡圖強，到“五四”時已經有新的想像，就是要建立一個新的現代文明。 中國的現代化是有歷史方向性的，基本是從農業文明的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這麼一路走來。 政治層面，是從過去的帝國君主時代慢慢走向共和民主。 最大的變化是在思想行為方面，體現在學校的教學中。 清朝以前都讀四書五經，這是一種求善的學問，當然也是了不起的。 而在“五四”前後，由北大象徵性地開始變成了以理性為主的科學，包括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 科學是求真的，現在任何一位真正的讀書人都會抱著求真的觀念去思考問題。
就中國內地而言，改革開放對現代化產生了極大作用，是“文革”之後的徹底反思。 從歷史脈絡來看，改革開放讓中國真正走上了百餘年來一直要走的求富、求強之路。 我認為改革開放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新的運會，開啟了新的歷史轉向，之後就出現了不僅中國歷史，即便是人類歷史上也很少見的根本性變化。 首先，這麼巨大、這麼大範圍的工業化，讓中國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 當中國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時候，在世界範圍內還是比較落後的國家，而這歷史轉折非常成功，令中國在2012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不可思議的。 工業化以外，這幾十年的根本變化還有教育制度、思想學術等，可以說是慢慢完成了由點到線、再由線到面這樣的全面發展過程。
山東港口青島港前灣集裝箱碼頭泊位飽滿，集裝箱裝卸繁忙有序。 韓加君 攝
中新社記者：為何說教育制度的變化是現代化過程中的根本變化？
金耀基：中國提出科教興國戰略，背後具有很深的意義。 這讓中國推動工業化在人才資源方面得到非常大的持續性保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教育制度變化巨大。 在此之前，中國的大學幾乎處於停止運作狀態，後來恢復了高考。 到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等在全世界已經排名很高。 支援思想行為的學術力量，是整個現代化根本的要素之一。 我寫過兩本書談大學之理念，就是講大學是現代化的一個動力，也是構建中國現代文明基本的、知識的根源。
中新社記者：為何中國的現代化不會“沒有傳統”？
金耀基：“五四”的時候，有人說要“打倒孔家店”，但我覺得那時也沒有丟掉中國的傳統文化，主張新文學的胡適也有系統地整理國故。 傳統是非常多元、非常複雜、非常深厚的東西。 有的東西不合時宜、不合時代，當然就不會延續，可是很多傳統的東西是不受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逐步淘汰影響的。 農業文明過去了，但是當中的某種文化、某種藝術表現，仍然超越不同文明階段而留存下來，變成整體文明的永恆之物。 比如在農業社會中，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有詩情畫意可言。 但是王維、陶淵明的田園詩反映了當時文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展現人類與自然界的交往與關係，這種精神已經成為永恆，直到今天我們還在追求那種形象和樂趣。
我非常看重傳統在現代化中的角色。 我們任何一個人的舉止，看起來好像很現代，但傳統是不知不覺地沉澱其中。 而中國人在文化方面的創造性，不可能沒有受到傳統的影響。 比如趙無極的抽象畫，絕對受西方文化影響，但從他繪畫所透露的深層意識，就可知他的思想根源來自中國的老莊。 現在的東西取代了以前的很正常，但並不是說被取代的東西就沒有比現在更好的，這是文化發展中的一個現象。 比如有人就覺得明代傢俱的藝術價值非常高。 整體而言，現代化是一個過程，有些傳統漸漸遠去，但有些東西卻超越時空，作為一種資源被永遠地留了下來。
資料圖：趙無極於1980年創作的中國畫《無題》，以紙本水墨的方式呈現，並結合了歐美抽象藝術的特點，現被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收藏。
中新社記者：如何理解中國的現代化是中國文化的擴大？
金耀基：由20世紀初的清末開始，任何一位中國知識人、藝術家，必定面臨思維上的衝擊，即古與今、中與西。 因為生活在當下，就能看到這些現象，當中有不少論戰。 中國很多知識份子把西方進步的思想文化拿過來，但被人說是“完全西化”。 我要強調的一點是，確實不能全盤照搬、完全西化，但向西方學習，把西方的一些東西拿來為我所用卻是必須的，拿來後在中國慢慢積澱，也就變成了中國的現代化。
這在人文藝術領域表現特別明顯。 “五四”以來，中國的藝術世界出現變化，鋼琴、小提琴、電影都是外國來的，但都已經變成中國的。 今天中國的小孩去學鋼琴，我們不會說是在學西方的鋼琴。 並不是說有了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就沒有了，因為西方文化一進來，會促使人們思索與中國本身相近的事物，那麼有的人就開始彈古琴。 就算是從西方過來的麵包，我們也會想起中國以前的饅頭也很好，會激發和挖掘人們對於中國傳統事物的知識增長和思考。 所以我們今天的文化現象是一個大的文化發展和文化復興，這並非中國文化的退步，而是中國文化的擴大。
現在任何一行，中國都可以找出世界級的成功人物，科學家有楊振寧、電影人有李安等，諾爾貝文學獎我們也有人拿到了。 回望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100年，有出現過這種文化表現以及審美文化的爆髮式發展嗎？ 沒有。 所以我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基本上是中國文化的不斷擴大。
中新社記者：您在香港工作生活超過半世紀。 對於這座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城市，有何切身觀察？
金耀基：我是上世紀70年代到香港，到今年已經54年，這是我一生中待的最長的地方。 我最後應該是老於斯、死於斯，香港已變成我最後的家鄉。 我認為香港是中國最具現代性的社會，非常自由且非常有秩序，也因此成為世上人們交往的最好平臺。 這背後是因為香港是法治社會，在法律範圍內絕對自由，法律之外個人要負責。 任何人在香港做生意都受到法律保障，這裡因而能夠不斷吸引人才和大型企業進駐，最終成為東方之珠。 而東方之珠的意思就是東西方結合的地方。
任何有創見的人，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都瞭解到，在香港做事都會藉助中國傳統和西方的東西，這裡同時擁抱中國和西方，並且具備國際性。
我記得2000年左右，我在維港見過一個大型標誌，畫面是聖誕老人坐在一條龍上面，這是典型的結合東方與西方。 作為一個現代的中國人，必須要有東西方互鑒的觀念。 古、今、中、西，這是我們生存的思維。 （完）
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榮休社會學講座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金耀基教授的中英文著作有《從傳統到現代》《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國的現代轉向》《社會學與中國研究》《中國文化與現代轉型》《大學之理念》等。 散文集有《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人間有知音》等。 書法集則有《金耀基八十書法集》等。
在公職服務上，他曾先後任香港廉政公署社區關係委員會主席、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央政策組顧問等職，現為臺灣蔣經國國際文化交流基金會董事。 金耀基於1998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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