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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世界觀的七個同心圓 

任何國家的世界觀都是其國內政治、經濟、文化和史學的產物。因此，理解中國領導人的國內要務，才能理解中國在外交和安全政策行為的新模式。 

 

一、中國共產黨

我認為，中國新浮現的世界觀，可用七個同心圓來理解。第一個同心圓是中共本身以及它的的首要利益：繼續掌權專政。 

這個列寧主義的現實永遠不該被遺忘；它與西方政黨的世界觀完全不同，西方政黨雖然會盡可能讓自己掌權，但也理解國家政治會經由選舉，出現自然的起落。

 

二、國家統一 

就中國領導人的核心利益而言，第二個同心圓是祖國的統一。從北京的角度來看，西藏、新疆、內蒙古和台灣就是安全利益的核心。 

它們各自代表了外部和內部安全因素的匯合點。西藏是中國與印度戰略關係的一大關鍵；新疆代表中國面對日益敵對的伊斯蘭世界的門戶；內蒙古，代表了中國和俄羅斯之間持續的戰略焦慮來源。 

而長期以來被視為「美國在太平洋的一艘航空母艦」的台灣，在中國的戰略思想中，則代表一座巨大的路障，阻礙了中國想建立更好掌控、更安全海上邊界的渴望，而且阻礙了最終的政治聖杯：「國家統一」。

 

三、經濟和環境可持續性 

中國除了經濟政策目前的困境，還有另一種困境也考驗著它的領導人：水、土地和空氣污染，以及食品品質欠缺標準。中國經濟35年來的快速發展，造成的悲劇就是環境惡化。今天的中國正在為此付出代價。 

強大的經濟、清潔的環境，是決定黨未來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因素。因此，能不能提供乾淨用水、可用土地、不受污染的漁獲、清潔空氣、繼續增加就業機會、提高生活水準，以及應對人口老化，都是中共領導層的艱鉅挑戰。

四、鄰國：保障中國在歐亞大陸的邊界 

第四個同心圓，涉及中國的14個鄰國。鄰國在中國的戰略記憶中，佔有特殊的地位。歷史上，它們一直是中國國家安全受威脅的途徑，導致連續的外國入侵；在中國傳統戰略思想中，這已經牢牢形成了一種國家安全的防禦觀點。但中國史家也認為，純粹靠防禦未必管用，長城無法提供安全保障，就是一例。 

因此，現代中國的戰略思想開始嘗試不同的方法。首先，透過政治和經濟外交，試圖與所有鄰國保持正面、順暢的關係。 

但除此之外，中國也在尋找自己的戰略深度。我們可從中國橫跨東北亞、中亞到東南亞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外交，從上海合作組織、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ICA），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等作為中，看到中國明確的戰略企圖：鞏固中國與鄰國的關係。亦即，加強中國在歐亞大陸的戰略地位，藉此鞏固它的大陸周邊。

 

五、海上周邊：東亞和西太平洋 

中國認為，它的海上周邊非常敵對，而它在東海和南海的傳統領土宣示受到了威脅，所以現在不斷將這個議題視為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 

中國也認為，這個地區的國家進行戰略結盟來對抗它：美國的盟友包括了韓國、日本、台灣、菲律賓和澳洲。同時，中國也非常在意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在整個地區部署的龐大美軍設施。它的應對戰略很明確：試圖破壞美國的聯盟。 

更進一步的回應，是提高海軍和空軍的能力。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軍隊組織、理論和實力結構的變化非常深遠；陸軍繼續萎縮，海軍和空軍繼續擴大。

比較軟性的一面，是透過貿易、投資、資本流動和發展援助進行經濟參與。中國在這個地區的戰略，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樣，都是將自己變成不可或缺的經濟力量。

其中的邏輯很清楚：經濟實力帶來政治實力；政治實力帶來外交實力；外交實力帶來戰略實力。這就是中國的戰略。

 

六、中國與發展中國家 

第六個同心圓，是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特殊關係。這有很長的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不結盟運動中的角色。這種關係特別適用於非洲，但我們也可在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孟加拉等國看到。 

長期以來，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被視為對其全球利益和價值觀的一大支柱。目前，中國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規模公民營貿易和投資，仍在繼續。

 

七、中國和「以規則為主」的全球秩序 

第七個、也是最後一個同心圓，涉及以規則為基礎（Rule-based）的未來全球秩序。作為二戰的勝利者，美國與其盟友一起構建了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礎架構，所以才有1944年的布列頓森林會議、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和後來的世貿組織（WTO）。我們在1945年看到了《聯合國憲章》，在1948年看到了《世界人權宣言》問世。 

美國還設法用全球各地的盟國網絡，捍衛它建立的秩序：歐洲的北約、東亞的雙邊安全同盟等。多年來，即使在冷戰時期，美國始終是佔主導地位的超級大國。但現在，我們進入了一個巨變和挑戰的時期。 

當西方政治制度在歐美國內面臨挑戰，中國很快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它將開始挑戰美國的地區性（而非全球性）軍事優勢。中國還在聯合國架構外，建立自己的新多邊機構，如亞投行。並繼續擴大在歐洲和亞洲的戰略、經濟影響力。

 

不想複製美國領導的秩序 

習近平明確表示，他不認為中國的角色，僅僅是複製當前美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但是，要對國際秩序帶來什麼改變，中國仍保留選擇的餘地。中國的政治意識，一向偏好以規則為基礎的制度，而非混亂。

但重要的是，「秩序」並不一定是美國主導的秩序，中國現在所期待的，可能是對這種「秩序」的共同領導。

中國所期待的未來秩序，將更符合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和價值觀。這意味著中國會想做出某些改變。但眼前這個階段，中國想要改變什麼，我們仍不清楚，也不確定國際社會是否會同意。例如，中國對現有的國際人權秩序，會帶來什麼影響？至於未來的國際安全秩序，我們現在完全不確定，因為許多因素愈來愈取決於美中國內政治的未來輪廓。 

關於美中會不會引發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各界已有很多辯論。最近也出現「金德柏格陷阱」的辯論。我深信，我們必須避免這兩個陷阱，必須用最深的智慧來定義另一條道路。

 

搞懂中國，才能跟中國打交道

研究中國的理由有很多。它本身就是一個非凡的文明，蘊含著超過4000年歷史所產生的深刻智慧。漢學的世界，令人著迷。

但是面對中國的崛起，我們需要的是「21世紀的新中國學」：一種熟悉中國傳統，又能夠清楚分析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中國在亞洲和世界新角色的新中國學。

我們需要一批理解中國整體現實的領導人，才能搞懂中國，並在未來跟中國打交道。 

我們要保持警戒，同時也要開放心胸，最重要的是，我們要願意找出創造性的方法，來維護和平穩定，避免衝突和戰爭，並努力保留我們仍然堅持的普世價值觀。（責任編輯：黃韵庭）

 

(本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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