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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5
周陽山 | 中流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壹
中央研究院胡佛院士生於1929年12月1日，祖籍浙江杭州，寄籍江蘇揚州。2018年9月10日胡先生在台北仙逝，走完了89年的燦爛人生。
胡先生從母姓，先尊戴天球先生曾是追隨中山革命的中華革命黨人，就學於兩江法政學堂和東京大學法科，曾任大元帥府秘書，為全國著名的律師，後擔任國大代表，參與制憲工作，並籌組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擔任常務理事兼祕書長。胡先生克紹箕裘，以憲政法治的研究與實踐聞名於世。
民主、科學、愛國是胡院士一生矢志不移的理念，也是他奮鬥惕勵的人生志業。他努力不懈的繼承並闡揚孫中山的治國理念與革命學說，並主張政治體系是由認同、結構與功能三者所組成，缺一不可。其中，民族認同是國家穩定的基石，「如果文化不能達到共識，整個政治體系都將發生動搖。」基於此，他特別強調民族認同與愛國的關鍵意義，而背叛國家、否定民族認同，乃是不道德的。
胡先生一生的終極關懷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不再受到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與殖民主義的侵淩與壓迫，並且要建立起真正的憲政民主、科學理性與和平均富。他認為，中國的民主統一乃是最高的道德價值。
對於台獨的思想基礎——台灣主義，胡先生細心地從歷史與文化角度剖析，認為日本殖民主義者當年推動皇民化的目的，是要從歷史感情上割斷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親緣關係。而後來的人提出的以台灣為主、向外擴張的「同心圓論」，其目的則是要把兩岸民胞物與、同文同種的歷史淵源進一步切割，使其與中華文化分離。但是，國族認同問題必須透過文化途徑從根源上進行梳理，並加以導正，而小恩小惠的利多或施恩，卻無濟於事。
在政治結構方面，胡先生將「國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加以釐清，他強調孫中山倡導革命的「保中國、不保大清」觀念至為重要。而其中，「中國」是指國家與民族，「大清」則是政府與政權。政權乃是一時一地的，國家則是恆久不變的認同象徵。這與英國憲政主義，強調「效忠女王（代表國家）、反對政府（執政黨）」的理念，如出一轍。胡先生一生認同議會內閣制理念，主張在國族認同的共同基礎上，推動民權主義與憲政民主的建設，奠定公平公正的民主競爭規範，並實施民主選舉，落實主權在民理念。基於此，民主選舉的目的是選出新的政府、反映新的民意，並制定出新的政策，而不是一些人主張的要顛覆國家認同，「選舉出另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從1970年代初期起，胡先生決心以權力關係為核心概念，構建他的學術理論架構。1976年，他推動臺北市內湖區的調查研究，以所有公務人員和公民為樣本，進行對比觀察。1980年代以後，他更進一步對國內歷次重要選舉進行實証分析，觀察台灣地區的政治文化、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和變遷。1992年，胡先生領導的台大「政治體系與變遷研究工作室」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杜克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香港中文大學進行跨國合作，進一步開展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三地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的研究，逐漸得到國際重視與認可。這也是迄今為止在華人世界政治學的經驗研究上，規模宏大、持之以恆的一項重要成就。
對於30多年來持續不斷的科學研究，胡先生在自敍時曾指出：「在一個政治權勢不容懷疑的威權社會，統治階層的特殊觀念，透過政治權力的行使，就會籠罩一切，政治的知識不過是信仰與奉行而已，那裡還有可能容忍政治學者，自由地根據學術求真的精神，運用嚴謹的分析方式，作科學性的探究呢？」
但是，胡先生卻以大無畏的道德勇氣，在威權統治極盛的年代，秉持憲政自由主義者的理性與良知，對抗情治特務的威脅、官方查禁的警告與工作同僚的異見，完成了一項又一項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學生。他坦言「作為一個力求突破禁制、熱愛科學探究的政治學者，如不經歷種種的磨練與奮鬥，是不可能累積一些成果的」。「想到以往所遭遇的困阨與苦況，以及奮力對抗所滋生的激情，當時不易為人所知，現時人恐怕更難體會」。
但是，正是這樣大無畏的道德勇氣、自由精神與科學奉獻，成就了台灣在威權轉型時代的政治學研究與憲政民主發展，胡先生居功厥偉，卻從不以此自誇自滿。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成立，在胡先生和其他中介人士的折衝協調下，歷經艱辛，終於化解了朝野衝突、零和對峙的危機，也為台灣的民主化改革開展了和平的序幕。1990年6月，國是會議期間，胡先生驚覺執政者的修憲意圖竟然是動搖國家認同、推動台獨分裂，從根本上違背了憲政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精神，他毅然決然退出會議、拒絕再為其背書！
胡先生一生堅持科學、民主、愛中國的理念，自始至終，未曾動搖。而他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充分實踐自我、成就了自由主義與憲政民主的精神，足為後世之楷模。
▌貮
在胡佛院士離世四年半之後，朱雲漢院士在2023年二月五日因病遽逝，令人慨嘆！我想從個人追憶的角度，紀錄雲漢兄與我共同的學思歷程。
1977年我在台大政治系唸大二，雲漢兄是大四學長，我們一起幫台北《仙人掌》雜誌編專輯，同時也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策劃一系列的「文化中國」專題，後來此一計劃又擴大為《文化中國叢書》，共11冊。雲漢和彭懷恩兄負責主編其中一冊《中國現代化的歷程》。而與此同時，在張玉法院士的主持下，雲漢兄也為聯經出版編輯《中國現代史論集》，我幫他們翻譯、寫書評。這是我們年輕時共同學術志業的開端。
那是我們年少的青春歲月。時值文革結束之際，百廢待舉、百家爭鳴，海內外知識界積極尋思中國未來的出路和方向，有西化派、自由主義、傳統主義、社會主義等不同思潮派別，我們受到胡佛老師憲政主義思想的啓迪，強調自由、民主、人權與法治，同時也透過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軌跡，疏理五四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理路，進一步體會到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傳統主義的發展與限制。
1981年，我們分別赴美留學，雲漢兄去明尼蘇達，專攻政治經濟學、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我來到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政治思想、比較政治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體制。以後每年他都會來紐約小聚一段時間，經常住在我那裡；結婚之後則常與夫人孫自芳女士聯袂同行。我們經常晤談到深夜，也與當時剛來到美國的大陸留學生時相往來，交流心得，逐漸認識到中國大陸的發展經驗及其教訓。
1987年雲漢回台任教，第二年我也回到台大。他的學術研究備受肯定，與胡老師合作的「東亞民主」經驗研究也受到高度的重視。由於教學認真，他普受學生的推崇。1991年秋，他出國研修，託我為他代授一年的「比較政治」課程。我還記得那是在徐州路法學院大禮堂上課，學生近百人之多，當時炎夏沒有空調設備，大家汗流浹背，認真討論學習，衣服溼了又乾乾了又溼，很是辛苦。
他回台之後，我接續回哥大研修一年。之後他的學術工作和研究領域不斷擴展，從選舉研究到政治經濟學，從新自由主義到經驗民主理論，著述頗豐，而且成績斐然。他發表了許多重要的論文著作，包括政治學的跨國經驗研究、東亞民主價值的探討、美歐新自由主義面臨的困境，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挑戰，乃至台灣的民主參與和政治行為，普受各界重視。我們也在常年與胡佛老師的聚會中，深刻了解憲政主義、自由民主與制度轉型在台灣和大陸面臨的嚴峻挑戰，以及中華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艱辛考驗。
有一次，胡佛老師打電話給我，說雲漢兄的新著《高思在雲》頗有見地，深思熟慮、視野高遠！他很高興親自為這本書寫了長序。我了解到，雲漢已經深刻體會美國式民主與西方價值觀遭逢的現實考驗，這恐怕不是當代新自由主義的理念與全球化思維所能解決，同時也必須為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尋找另類的出路。這是我們在1970年代共同合作，筆耕探索中國未來出路時未見的新挑戰，也是多年來我們在美國生活學習，親炙資本主義民主之弊後的深切反省。經過四十多年的探幽訪勝、相互切磋，現在終於回到了原先的起點，面對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到底中國要往何處去？
雲漢和我的答案不盡相同，學術風格與尋思路徑也不完全一致。他從細緻的經驗研究出發，立足台灣，深刻理解平民大眾的民主觀和政治意向，進而探索自由民主的真諦。他超越了美歐中心論的「普世價值觀」，對西方民主的快速衰頹提出重要的批判。進一步，他積極探尋中國現代化的發展與教訓，指陳台灣民主化進程中出現的一些歧出現象。他無畏橫逆，堅持講真話做實事，為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與道德良知，樹立了新的楷模！
至於我自己則從比較社會主義的角度出發，親身體察東歐與前蘇聯在自由化與民主轉型過程中的現實困境，並且走訪中國大陸、北美與歐洲各地，深入體會「普世價值觀」與「西方優越論」的局限，進而為中國現代化尋思一條既不同於西化派，又與傳統主義相異的另類選擇。我們兩人的學思路徑不同，看法卻十分接近，實可說是殊途而同歸。
雲漢兄擔任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歷二十年，不但擔負起重要的國際學術交流任務，而且常年奔波海外，聯絡國際學界人士，備極辛勞。近年來，他又承擔起「蔣經國總統圖書館」與「經國七海文化園區」的建築與規劃任務，從無到有，戮力親為，全賴募款支應，可說是鞠躬盡瘁、居功厥偉！但是，過重的工作負荷，再加上勞心勞力的研究任務，終於拖累了他的健康，最後不幸病倒了。
在雲漢離世前的那天早上，我打電話給他，討論有關胡佛老師遺作的出版事宜，他沒有接也沒有回電；當天晚上九點，就匆匆離開了塵世。
在慟悼之際，我想說的是，他的人格光輝已經綻放，他的研究工作後繼有人。四十多年來，雲漢仿效胡佛老師堅毅自持，繼承他的學術志業，並堅守科學、民主、愛國的大無畏精神，必將照拂中華大地，感動寶島人間！
▌參
從胡佛老師到朱雲漢院士，我們清楚的看到他們一生的學術志業，始終環繞在科學、民主、愛國這三者之上。很多人會問，為什麼這兩位傑出的政治學家和自由主義者，最後都堅守民族主與國家統一的基本原則？自由主義者難道不需要擺脫民族主義和愛國立場嗎？
如果我們省思西方民主發展史，不難了解許多倡導民主、共和、人權、憲政的宗師，如意大利的馬志尼，美國的林肯、芬蘭的馬達漢、捷克的哈維爾，同時也都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與國家統一的維護者，這是西方民族國家（nation-state)發展歷程中的常態，也是這些宗師一方面反對王權專制和獨裁專政，另一方面卻又堅持憲政民主、國家統一與民族主義的原因。
以五四時代為例，不管自由主義者如胡適、蔡元培，社會主義者如陳獨秀，或傳統主義者如梁漱溟，他們同時也都是愛國的民族主義者。無怪乎，美國著名的中國思想史家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指出：「在五四運動的激辯之後，最後出現了三條關於中國問題的重要途徑—自由主義、馬列主義與新傳統主義」。但民族主義卻是「瀰漫並支配這三條途徑的普遍傾向，而非與之相隔離的意識型態。」(參見：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台北：時報出版，1979；頁279）。
由此看來，胡佛老師一生堅守科學、民主與愛國的立場，和五四時代以來自由主義的傳統。實係一脈相承。另外，由於他的的家學淵源，先尊戴天球曾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對於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有深刻而獨到的見解。基於此，他不遺餘力的堅持憲政主義、自由民主與國家統一的立場，反對戒嚴時代的硬性威權統治，以及解嚴之後的台獨分裂主張。他特別針對1990年代以來多次憲改的歧出現象發表評論，稱之為「漂浮的憲政」！表達了他對憲改失根、憲政無序，造成種種民主亂象的深沈無奈。
在學術研究工作上，胡佛與朱雲漢兩位院士長年以來透過細緻的科學研究，運用精實的研究方法與綿密的調查技術，開展了大規模的台灣選舉行為經驗研究，後來進一步累積經驗，反思理論基礎和科學程序，擴展為東亞地區的政治文化、權力價值取向與民主持續性的整體研究，學術成果十分豐碩，備受國際學界的重視與肯定。
多年來，我一直為胡佛老師整理相關的文稿，並且大量閱讀雲漢院士的文章，對他們的學思歷程有著深入的理解。我發現他們在重視科學研究與科學精神之餘，始終堅守原則，並未陷入「唯科學主義」（scientism)的窠臼以及「西方優越論」的泥淖。而且還進一步深入中華傳統，掌握政治制度與文化的神髓，表達出深刻的人文關懷與對歷史傳承的重視。譬如說，胡佛院士對自古以來中國考試和監察制度十分重視，認為孫中山在三權之外增加考監兩權的五權憲法，是一種「創造性的繼承與轉化」，值得肯定並發揚。另外，雲漢兄對於西方中心論與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也得到知識界很大的反響。這都充分展現了他們推動科學研究，倡議自由民主，堅持護憲愛國的立場，持之以恆，未嘗稍歇！
這也正是最值得吾人珍攝的學術志業與人格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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