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四運動102年的紀念日，台海兩岸的紀念文字不多，本文特別揭引孫中山先生對五四運動的看法，並根據一些新的歷史敍述，反思它的時代意義。
在《手著本三民主義》（1919）中，孫中山先生指出：「今回歐洲大戰，芬蘭離俄而獨立，波蘭乘機而光復，捷克士拉夫（Czechoslovakia)叛奧而建國，查哥士拉夫（Yugoslavia)離邦而合於塞爾維亞（Serbia)，亦民族主義之結果也。」「夫漢族光復，滿清傾覆不過只達到民族主義之一消極目的而已。從此當努力猛進，以達到民族主義之積極目的而已。積極目的為何？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冶之。」
在上文中，孫中山先生指明了三項重要的民族課題：
一丶中國是人口最多丶歷史悠久的民族，但卻是有民族而無民族主義，被異族奴役而不覺羞恥，而提振民族主義乃是當務之急。其具體作法，是對內要求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弱小民族自決；對外則是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世界各弱小民族一律解放！
二丶漢族對於其他民族，應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絕不可自尊自大，更不可有大漢族主義的想法，「民族同化」應是自願而不待勉強，絕不能以武力去征服其他民族，重蹈西方殖民主義的䨱轍。
三丶在一次世界大戰後，中東歐各國紛紛脫離帝國主義而獨立，這是民族主義昌盛的結果，也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民族自決」原則的體現。民族主義的勃興帶來了民族自決的風潮，許多新興的民族國家成立，國際秩序也因之重組。
當一戰結束後，奧匈丶德意志丶俄羅斯與奧圖曼土耳其四大帝國瓦解，但分裂根源迄今卻未泯除。巴黎和會中促成了許多國家的獨立。其中包括芬蘭丶波海三國（愛沙尼亞丶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丶波蘭丶捷克斯洛伐克丶匈牙利丶南斯拉夫等。法國將其稱為「防疫地帶」( sanitary cordon) ，意在防範東邊的俄羅斯和西邊的德國，因而出一連串的緩衝國（buffer states）。
雖然西方堅持「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s），強調自由丶民主丶平等丶人權，實際上卻以自我利益為中心，高度排他，恣意干涉各國內政和戰略選擇，並實施干預主義（interventionism）政策，迫其順從，終而導致戰禍頻仍，紛爭不斷。
自1989年的蘇東劇變到21世紀初葉的族群戰爭，從巴爾幹半島的波士尼亞丶科索沃丶塞爾維亞丶克羅埃而亞，一直延伸到高加索地區的亞美尼亞丶格魯吉亞丶納戈諾-卡拉巴赫等地，由於大國干預的陰影，民族衝突與族群傾軋持續存在，導致一百年後，依然形成國際紛亂之源。
至於中國，在一戰之前雖然表面上維持獨立，但卻面臨列強政治、經濟以及人口三種壓迫，喪失了自主權利。因此，孫中山在廣州演講三民主義時特別提出「次殖民地」的說法。他說，「以做一國的奴隸，比較做各國的奴隸地位是高得多，講到利益來又是大得多。故叫中國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對的。依我定一個名詞，應該叫做『次殖民地』」。他引越南與高麗為例，指出這兩國萬一遇有天災，作主人的還有來救濟的責任；而像次殖民地的中國遇到災難，反而沒有人會來救濟。
在《民族主義》第四講（1924）中，孫先生進一步指出：「當時威爾遜主張，維持以後世界的和平，提出了十四條，其中最要緊的是讓各民族自決。當戰事未分勝負的時候，英國法國都很贊成。到了戰勝之後開和議的時候，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覺得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開放，和帝國主義的利益衝突太大，所以到要開和議的時候，便用種種方法騙去威爾遜的主張，弄到和議結局所定的條件，最不公平。」
「他們想永遠維持這種壟斷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復興，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義，謂民族主義的範圍太狹隘。其實他們所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所以安南緬甸爪哇印度南洋群島以及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埃及與夫歐洲幾十個弱小民族，都大大的覺悟，知道列強當日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完全是騙他們的。」
質言之，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對弱小民族採取的策略，是分化丶施壓、強制與宰割，亦即「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也正是一次大戰後巴黎和會的寫照。在巴黎和會中，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主導和會的進行，被稱為「三巨頭」，也就是實際的決策核心。與會各國原本充滿對和平的樂觀期待，而首次參加歐戰的美國帶來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計劃，頗受好評。
《十四點計劃》的具體内容是：一丶無秘密外交。二丶航海自由。三丶消除國際貿易障礙。四丶限制軍備。五丶平等對待殖民地人民。六丶德軍撤出俄國領土。七丶恢復比利時獨立。八丶德國歸還亞爾薩斯及洛林予法國。九丶根據民族原則，重塑義大利邊境。十丶奧匈帝國的民族自決。十一丶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及蒙特內哥羅獨立；巴爾幹諸國的政治及經濟獨立和領土完整應透過國際條約予以保障。十二丶鄂圖曼帝國的民族自決。十三丶恢復波蘭獨立，並獲得波羅的海出海口。十四丶成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即國聯）以維持世界和平。
但是，不同於威爾遜鼓吹民族自決的理想，英丶法等國所想的卻是本位的地緣政治和戰略利益，而不是恢復殖民之前各國的民族獨立。因之，威爾遜揭櫫的民族自決理想，雖然陳義甚高，但碰到英法等國的國家利益，往往就無法堅持，甚至退步不前了。
另外，美國雖簽署了條約卻未通過國會批准，未能參加國際聯盟，主導戰後世局。威爾遜的理想迅速被戰勝各國劃分勢力範圍的企圖所壓倒。近年來的一些研究著述，印證了如下的歷史印記。
1918年11月11日一戰結束，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華民國在1919年1月18日派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要求德國應返還青島以及在山東的權益，卻遭到日本峻拒。日本政府要求以戰勝國的身份接管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當時年僅32歲的中國代表丶駐美公使顧維鈞力陳，中國決不能放棄孔孟之鄉山東；如果山東落入外國的控制，等於是留下一把「刺向中國心臟的匕首」。他強調應按照威爾遜的原則，尊重民族自決與領土完整，將山東還給中國。
顧維鈞的慷慨陳辭立即扭轉了輿論形勢，並得到列強的同情。美國駐華大使芮恩施向華盛頓方面滙報了日本在中國的惡行，包括挑動叛亂丶販賣鴉片丶賄賂官員等，這一切都是為了統治整個東亞。他特別警告「如果日本無所顧忌，而且它的任何作法都被解讀成對日本特殊地位的承認，那麼嚴重的武裝衝突在這一代就不可避免了！」(參見：鄧峰譯，麥克米倫著，《締造和平：1919巴黎和會及其開啓的戰後世界》（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頁441-470。）
但是，儘管美國基本上反日，而且十分厭惡日本軍國主義，但日方卻堅持山東是日本和德國之間的事情，在討論時根本沒有必要讓中國參加。後來，由於義大利因南斯拉夫領土問題退出了和會，美國丶英國和法國害怕日本也進一步威脅退出，導致巴黎和會流產；於是姑息以對，決定犠牲中國。
其實早在1917年初，日本即與英、法、俄、意四國達成秘密協議，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對德宣戰，成為一戰參戰國，並派送華工約十萬人到歐洲清理戰場。1918年初，日本向北洋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協助組建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於第二屆國會（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
1918年9月24日，駐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外務大臣後藤新平交換了《中日參戰借款合同》，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簽署了《中日密約》，重申1915年5月的協議，其主要內容為：「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章宗祥說他的政府愉快的接受這些照會，這成為後來日本在巴黎和會上強占山東的藉口。但顧維鈞等人卻表示對此一無所知。
在美國方面，為了取得日方對國聯的支持，威爾遜採取妥協態度，決定屈從日本要脅。他說了一些無關痛癢的話，並表示日後國聯會確保中國免遭侵略。但其結果卻是，美國國國會拒絕參加國聯，而日本則展開全面的侵華行動，引發慘烈的中日戰爭，最終造成中國軍民逾三千萬人的死難。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會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益轉讓予日本。此一消息在決議前一天即在巴黎華人圈中傳開，當時一位與會代表在絕望之餘，癱倒在地！另外還有些人想立刻離開巴黎，拒絕簽署條約。至於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則是群情激憤，強烈批判西方各國違背良知，出賣中國，同時也對威爾遜高度失望。他們指責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終而導致「山東問題」重大失敗，而且是一敗塗地。
當消息傳回國內，1919年五月四日起，從北京到上海，全國各地群眾上街遊行丶示威抗議以表達不滿，提出「外爭主權丶內除國賊」的口號，強烈指責日本對中國之欺凌，以及西方列強的罔顧正義。他們嚴詞譴責北洋政府媚日賣國，並且火燒趙家樓，還打傷了駐日公使章宗祥，這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五四愛國運動。
當五四運動爆發時，北京學生衝入交通總長曹汝霖宅並予火焚，他和貨幣局總裁陸宗輿丶駐日公使章宗祥因親日而被指為「三大賣國賊」。後來曹汝霖在1963年撰寫《五四運動始末》一書，指出：「其時政府已電代表簽字之訓令，而代表仍不遵令簽字，英國代表似有所聞⋯⋯隱相詰責，顧代表（顧維鈞）諉以政府訓令，係令保留簽字，對方亦無從證實。」「日本代表，擬打開僵局⋯是日本方面似有轉寰之意。假使我代表趁機與日本代表作進一步之磋商，或可能有解決之辦法。」
曹汝霖在書中也對他當時的角色有所澄清，「國人既懷恨日本，遂益遷怒於親日之人，甚至張冠李戴，謂廿一條由我簽字；其後巴黎和會失敗，亦歸咎於我；於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風潮，指我為賣國賊，大有不共戴天之慨。然而事實經過，何嘗如此！清夜捫心，俯仰無愧。」（參見：曹汝霖，《曹汝霖回憶錄》，台北：新銳文創，2019）
對於五四運動，當時正在上海閉門著書的孫中山去信給學生，表示勉勵。他在信中指出：「文雖奮鬥呼號，而素志未成者，徒以國人判別是非之心，尚嫌薄弱。文倡於前，而乏群眾以盾其後，故犠牲雖巨，而蔪向猶虛。遜清末造，其能力肩革命之任務為主動而卒建今日之民國者，亦端賴海外學生數十人，內地學生數百人而已。」「吾國之一缐生機，繫之君等，並望諸君好自為之。」由此可見，孫中山對五四運動參與者寄以厚望，期待將他們納入國民革命行列，推動國家的統一。五四學生領袖羅家倫也指出，「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前後，從五四運動裡吸收幹部眾多，造成國民革命一個新局勢。」（參見桑兵主編，《孫中山史手編年》，第六卷，2017，頁3373-3374。）
五四運動以鮮明的民族主義與愛國運動為主軸，在國人對西方極度失望的處境下，一部分人轉而「以俄為師」，模倣蘇聯的體制和經驗，在1921年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自此開啟了中國近代史的另一段篇章。
對此，著名的中國思想史家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指出，民族主義是五四時代最顯著的激情，也是瀰漫並支配當代三支重要思潮──自由主義丶馬列主義與新傳統主義的普遍傾向，卻與這三者相區隔的意識形態。（參見：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頁279。）這凸顯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強烈的反帝國主義丶反傳統主義與愛國主義的特質。而究其因，實與巴黎和會各大國交相爭利丶漠視國際正義，密切相關。
1919年5月6日，中國代表團團長陸徵祥在巴黎和會上聲明，不能承認對德和約中有關山東的條款。6月28日，北洋政府代表在留學生和華僑的強烈要求下，拒簽和約。陸徵祥離開了巴黎，在離開前他發給威爾遜總統一份照會，寫到：中國對「十四點計劃」曾抱以信心，「我們在自己的訴求上是信賴正義和公平的。然而我們得到的結果太慘痛，太讓人失望了！」
在駐美公使顧維鈞的堅持下，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使山東問題成為懸案。而日方也感受到強大的反日風潮，考慮將山東租界歸還中國。1920年年初，日本曾試圖與中方對話，但終未果。一直到華盛頓會議召開後，在英美調停之下，1922年2月4日，中國和日本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收回山東的全部主權，青島海關及膠濟鐵路歸還中國。1922年12月10日，中國政府收回青島，同時日本也從山東撤出軍隊。
但中日關係卻已蒙上嚴重的陰影，山東真的成為「刺向中國心臟的匕首」。1928年5月，日本以保護僑民爲名，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炮轟濟南城，造成著名的濟南慘案。日軍殺害了外交部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17人，這是對日抗戰（1931-1945）的導火線，引燃了二次大戰遠東戰場的火苗。這是巴黎和會留下的另一道傷痕，也開啓了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全面對日抗戰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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