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19年的五四運動已屆一百年，它所揭櫫的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兩項標的，早已成為全球化與現代化的重要內涵，但也引發許多爭議。本文著重檢視五四時代的自由民主觀與憲政思想，分析其發展困境之根源所在，並針對當代憲政民主的運作及其挑戰，作一省察分析。 

關鍵詞：五四運動丶解放論丶愛國丶民主丶憲政

一、「五四運動」的指涉與界定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國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這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上所揭引的文字，是許多人耳熟能詳的1919年五四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由羅家倫先生起草。將它刊錄於上的原因，旨在強調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有著複雜的歷史、社會、政治與文化的影響，但其中最基本的一項因素，則是五四的愛國主義本質，「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這正是五四運動的核心價值。

• (一)「五四運動」的定義

關於「五四運動」的定義，周策縱先生在其所著的《五四運動史》書中作如下的界定：

「五四運動」是一個複雜現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運動，以及新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這一連串的活動是由兩個因素激發出來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條要求和山東決議案所燃起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是知識分子的提倡學習西洋文明，並希望能依科學和民主觀點來對中國傳統重新估價，以建設一個新中國。它不是一種單純不變，組織嚴密的運動，而是許多思想分歧的活動匯合而成，可是其間並非沒有主流。」[1]

筆者認為，五四運動在廣義上是一個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知識界啟蒙運動、學生運動、工商界罷工罷市，以及當時各種政治與社會改革的複雜歷史現象，有些人因此將「五四時代」當成「二十年代」的代稱。但是，從狹義的角度分析，五四運動卻被界定為「以學生運動為主的社會性抗議運動與愛國運動」。這也是五四運動的基本內涵。[2]

• (二)「五四運動」的研究範疇

有關「五四運動」的文字大概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回憶的文字，多由當年參與運動的人士執筆或口述，而記錄的也多半是當時個人參加運動時的隻麟片爪，此可以田烱錦先生的〈五四運動的回憶與平議〉為代表。第二類是感懷的、紀念的文字，或由參與運動人士，或由青年一代為之，內容則就當時運動的一些特徵，與為文時的一些社會、政治、文化現象，加以比較，抒發己見，此可以李璜先生的〈我所經歷的五四時代的人文演變〉為代表。第三類則是研究、探究的文字，此多係後人根據前兩類文字加以整理、研究，抽繹其共同性，再透過史料的整理，就五四時代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層面作系統的探究，此類著作，可以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為代表。

• (三)「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

1.周策縱先生的論點

周策縱先生所著《五四運動史》是以五四運動的背景、種因、當時運動的經過，與其後的發展及影響，這一縱觀的角度為經；復以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與思潮，如文學革命、意識形態、反傳統文化的潮流、新舊的衝突等議題為緯，就五四運動的來龍去脈做了詳實、廣泛的全盤性檢討，分析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之間的關聯。周策縱先生比較強調它的思想文化層面，但也特別說明它包含著重要的政治與社會改革內涵。[3]

2.陳曾燾先生的論點

陳曾燾先生將兩者做了相當明晰的釐清，他認為，五四運動是發生在新文化運動期間的一個運動，五四之前，是「先五四新文化運動」；五四之後，是「後五四新文化運動」，而五四正發生這兩個明顯的時期之間，也突顯了這兩個時期。但是，五四運動主要是指一個單獨的事件，即1919年(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的北京學生遊行，與六月間的全國抗議事件、愛國運動，也就是周策縱先生《五四運動史》中所指的「五四事件」。陳曾燾先生從狹義的觀點來界定「五四運動」，與五四當時使用此一名詞的原意是相符的。但是，必須強調，五四運動（五四事件）本身並不是由新文化運動所引起的。[4]

3.史華慈教授(Benjamin Schwartz)的論點

美國學者史華慈教授曾指出，「五四事件」主要是北京的學生發起的，他們等不及老師們所從事的的文化、思想的改造，乃直接採取政治途徑，而且，結果「學生們成功地使他們的一些教授們『轉向』了」。另外，新文化運動主要的參與者是知識分子與學生，早期他們並未與羣眾結合，而五四運動（五四事件）的領導者則充分認識到羣眾動員的重要性。[5]

4.胡適先生的論點

胡適先生強調這兩個運動不可混為一談，必須分殊處理。胡先生雖然承認在這兩個運動中，學生都佔了重要的地位，但他反對五四運動包括新文化運動這種解釋。[6]

5.羅家倫先生的論點

羅家倫先生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他認為五四運動代表著一種「社會制裁的精神」、「民眾自覺的精神」，是一種「二重保險的民眾自覺運動」。當五四運動的激流震撼中國之際，這些浪漫文人也開始擔負起改革社會、介紹新文化的「使命」了。由此可見，是五四運動強化了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7]

6.胡秋原先生的論點

胡秋原先生將「五四運動」與「五四時代的思想」這兩項加以分野，指出前者是一愛國運動、民族運動，而後者則是民主運動、科學運動、白話文運動，這代表著一種還給五四一個真實面貌的努力。[8]

由此可知，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雖有密切的關係，卻不可混為一談，兩者的性質與內涵各不相同。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之間，另外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分別，就是關於傳統文化與民族主義的問題，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基本上是持全盤否定的態度，而五四運動則是持民族主義立場的愛國運動。

二、五四運動與其他學運的異同

本文將從國際比較的觀點，檢討五四運動與其他學運的異同。

• (一)五四運動未受政黨利用

學生運動是青年對成年人政治世界與社會現狀發動抗議，表達不滿的一種管道。五四學運的最大歷史意義，乃在北京學界成功動員了許多其它的社會階層力量，逼使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有關山東權益的問題上，拒絕簽字，使得北洋政府的親日派（包括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受到極大的打擊，也使得當時媚日、親日的軍閥政客們，面臨頓挫。對於當時南方的國民黨政府和北方的進步黨人士而言，五四學運的影響無疑是十分積極的，而且以當時學生運動的規模和計畫安排的過程來看，除了攻打曹汝霖宅的暴動外（共有32名學生被捕），基本上都是在相當有秩序的範圍內進行。英國哲學家羅素，當時正在中國訪問，就曾在給他的女兒的信中提到：

「整個示威遊行是經過了細心的計畫，並且比他們預定的時間還要提早結束，原因是有一個政黨也要示威。他們的運動，如果在同一個時候舉行，會給誤認作是被政黨利用。他們要以學生身分獨立採取行動。想想（這些）孩子負起一個大清除政治改革運動的領導責任，並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慚愧而來加入他們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光就學生們避免受政黨利用這一點而言，五四學運在中國近代學運史上的地位就是罕見的，這在解嚴以來臺灣的學運中，也是罕見的。

五四是單純的愛國運動，其中並無黨派敵對的因素，也較少受到羣眾運動家的搧風點火。如果以青年學生與師生關係為討論範圍，五四運動的最大特徵，是領導學運的學生們成功轉化了他們的老師輩，得到他們的同情與支持。五四學運與日後學生運動最大的異同，則在於五四之後，在共產國際和其他國際勢力介入後，中國的學生運動也就日益複雜了。

• (二)五四運動對國際強權存有厚望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學生運動，同時也是近代中國第一次由學生運動的層面，擴及全民的一次全社會運動。五四運動從一開始由學生領航，進而影響到他們老師輩的知識分子，然後再擴及到一般的商人、市民、工人，成為一個都市各階層廣泛參與的全社會運動，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少見的。如果從階級成分來分析，五四運動無疑是一次跨越階級的全民運動（popular movement）。

就反傳統這一因素而論，1960年代後期在西方狂颷的新左派（New Left）運動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與五四時代打倒封建文化的激進標誌有相似之處，但兩者卻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就五四的抗議目標而論，它是藉由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鼓舞，期望透過社會覺醒的力量，迫使北洋政府採取對抗措施，以爭取國權，免於帝國主義的侵凌。但它同時也希望藉助國際間的正義力量，包括美國總統威爾遜揭櫫的濟弱扶傾丶國際正義原則，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日行動，不再侵淩內部分裂的中國。換言之，五四運動仍然對國際強權存有厚望，而西方的新左派卻是反建制丶反資本主義霸權，對國際強權也抱持強烈反對與批判的立場，可說是不存寄望。[9]

• (三)1960年代歐美學運強烈反對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體制

1960年代歐美學潮採取激進的反體制革命路線，是以西方整體的資本主義體制作為抗爭的對象。他們認為，無論是那一個歐美國家，都不可能真正支持人民大眾的正義訴求。於是，從反對「美歐帝國主義」的立場出發，學運變成了對抗國家機器與社會不公正體制的觸媒。1960年代的學運不但影響了整整一個世代的青年群眾，而且將民權運動、女權運動與激進學運三者滙流，使得校園丶知識界與社會運動中的自由風氣和抗議精神，長時期以來始終持續不衰。

1985年以後，美國各地的大學校園內又再度掀起了一股反對南非白人政權、抵制CIA在校園發展與活動的新學潮，承襲了六十年代抗議學風的遺緒。但是，新一代的學運參與者，體會到整體性的反對旣成的建制集團非但不智，而且也不必要。因此，1985年後的學運轉而以單一政策議題為標的，而非以整個既成建制作為抗爭的主題。相對的，五四學運主要是針對西方強權的偏私無情和北洋軍閥的顢頇無能，進行抗爭，而非整體性的反對資本主義的國家及其文化。

對於當代中國人而言，五四是一座象徵愛國丶自由丶民主的明燈，也是歷史記憶的豐碑。中共在五四運動之後崛起，最後進而成功的建立了共黨政權，而愛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則已成為當今中國大陸國家發展的核心主張。

至於當前的台灣，五四卻早已走入了歷史。五四當年揭櫫的民主與科學，雖然已逐漸奠基丶滋長，但卻因臺灣民族主義的勃興，強調不同於中國大陸的台灣主體性和獨立性，與中國民族主義展開全面的對抗，因此不再具備五四當時中國愛國主義的啓蒙意義。

如果深一層從觀念流變與制度變遷的角度觀察，我們當可發現，其實海峽兩岸的社會與人民，仍然深受五四時代自由民主觀的深刻影響，尤其是將憲政民主視為推進國家富強丶民族獨立的重要工具，以及強烈的反傳統主義色彩，則五四運動的後續影響仍然極為深遠。儘管時代的條件與國際的環境已然大不相同，但兩岸面對國家富強丶民族主義的基本思維，仍存在著明顯的賡續和傳承。

三、五四時代的民主觀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

• (一)杜威的「民主」觀念

德先生(即「民主」，當時也叫做「民治主義」)是五四時期新知識分子最常用的口號之一，但是他們對其具體內涵卻認識不足。首先用西方詞彙來分析這個名詞，並用中文白話發表相關理論的作者之中，以美國哲學家杜威的演講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在1919年冬發表的一次演講中，杜威把「民主」的內涵界定為四種：(一)政治的民主：以憲治和立法代表權為主。(二)民權的民主：如言論、出版、信仰、居住等自由。(三)社會的民主：消除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四)經濟(生計)的民主：平均分配財富。

杜威認為這些是我們應該掌握的、現代民主的本質，而這也正是五四時代忽略的，民主本身複雜而多元的內涵。[10]

• (二)五四時代民主觀的反省

在五四持續性的影響中，最明顯的一項就是從解放論（liberation）的角度詮釋民主（democracy）與自由（liberty）。解放論與自由民主之間最大的差異是，解放是以民主抗爭為手段，卻以推翻舊體制、建立新政權為終極目標。換言之，民主只是一種工具，而非基本的理念。

憲政自由主義（constitutional liberalism）的基本概念，是以憲法與憲政秩序為中心，主張限制政府權力（limited government），以保障公民權利，爭取最大程度的自由與人權。憲政涉及兩種關係：一為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係，即權力（power）與權利(rights)的關係；二為政府各部門之間的關係，即權力之間的橫向或縱向關係[11]。基於此，憲政民主不但規範著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係，即權力與權利的關係，主張人權保障丶主權在民丶多數統治丶有限政府丶法治(rule of law)丶程序正當性(due process)等核心價值。另外，憲政體制也要規範政府各部門之間的關係，建立分權(division of power)和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機制，並落實憲法優先性(constitutional supremacy) 原則。這一系列的政治規範與思想內涵源自於西方民主國家，而非中國自古即有之。換言之，憲政民主本係西方的舶來品。

但是，五四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國難方殷與民族危機的處境下，卻多將憲政民主和自由主義視為達成國家富強之工具，並視為推翻傳統束縛的解放工具。他們不但寄望「好人政府」丶賢人政治，同時也相信只有國富民強的「大政府」，以及將權力集中於少數強人之手，才能挽救中國免於危亡。

基於此，對於中國知識份子而言，自由主義本身不是不可替代的基本信念，而有限政府丶分權制衡等主張也就被輕易的拋棄。唯有不計一切手段爭取勝選，進而大權在握丶勝者全拿，才是建立民主的真實目的。此一現象至今在選舉型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的體制下十分盛行，也就是將憲政自由丶轉型正義與民主選舉當成奪權的工具，而不是以分權制衡丶共享權力與促進憲政民主為目的。

進一步，我們將對照西方自由主義與五四時代民主觀的異同。如前所述，杜威強調「民權的民主」，包括言論、出版、信仰、居住等自由權的保障。民主信念必須建基於整體的自由環境與政治文化之中，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形式，一種解決權力分配與政治衝突的手段，而且也是一種具體而微丶貼近社會大眾和常民文化的生活方式。換言之，穩定的民主文化不僅僅表現在議會、政府與公共團體之中，而且在老百姓日常生活和整體的政治社會化環境中，也都必須展現民主丶寬容丶自由的基本精神，這也就是「民主即生活」的真諦。

但是，在五四時期以反傳統、反封建為基礎的解放論思維，卻忽略了人本身不可能與自己的文化傳統真正割離；每個人都無可避免會夾帶一些從小到大的文化習性和成長經歷，也絕不可能與自己的過去一刀切，變成不相統屬的兩橛。這種反傳統的解放論思維模式失之粗率與魯直，而它與自由民主信念最大的差異是，解放論企圖把民主當成工具和口號，只想藉民主之名推動革命與奪權的手段，並以推翻舊體制、建立新政權為號召。換言之，在解放之後能否真正建立起自由民主與憲政體制，殆成疑問。

因之，解放論非但未能積極為當代中國建立起真正的自由民主，也未能形成與傳統文化相銜接的民主文化，未從批判與繼承的角度，銜接儒家傳統的民本思想與西方的憲政民主，未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進行梳理丶反省丶揚棄丶創新與改造，進而開創出憲政民主的新局。

從自省的角度檢討我們當今所立基的文化傳統，此一傳統既包括了五四之前帝制與王權的封建傳承，也包括了五四以後強烈的反傳統主義和解放論思維，亦即高度抗爭性與反叛性的「新傳統」。而其具體指涉，不但包括五四時期的「疑古論」丶文革時期的「批孔揚秦」，也包括近年來的「去中」、「反華」丶「轉型正義」，以及「顛覆價值體系與扭轉人倫關係」的文化革命新論述。這種徹底而尖銳的反傳統思想和解放論思維，反映出西方自由主義與五四以後民主觀的重要分歧。前者強調的是自由丶人權丶憲政丶法治與民主，後者則重視解放丶顛覆丶革命丶否棄與激進。近年來，在台灣有一些人主張應將「激進」（radical）譯為「基進」，正反映一種從思想基礎上追求進步，並與過去傳統徹底切割的心態，這也正是獨斷丶決裂丶絕不容情的具體表徵。[12]

綜而言之，西方自由主義與五四時代民主觀的分歧，不僅在於工具論的機巧與解放論的執拗，也不只是對傳統文化的激烈否定，而且還企圖從文化上割離傳統，告別過去，徹底決裂。這種激烈而基進的思維，將自由與民主視為建國丶富強與樹立新認同符號的工具，一旦有更高層次的目標出現，則個人自由丶基本人權與有限政府等核心價值，也就自行讓位，甚至被全然犧牲了。這也是近年來民粹主義（populism[13]）丶強人政治丶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14]）與民選的獨裁（electoral autocracy），取代自由民主與憲政主義，在各地大擅勝場的原因了。

• (三)菁英論與大眾民主

五四時代民主觀與西方自由主義觀的另一項重要分野，是中國自由主義者高度的精英主義色彩。換言之，與西方國家重視自由民主的社會經濟背景和中產階級的角色不同[15]，中國自由主義者卻更重視「人」的因素，強調知識精英和「好人」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他們卻忽略了社會基礎與經濟背景對民主發展的重要影響。

1922年5月，蔡元培、胡適、梁漱溟、王寵惠等先生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主張組織一個「好政府」作為改革中國政治最低限度的要求。提出改革政治的三項原則：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一種「有計畫的政治」。他們主張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出來和惡勢力奮鬥，組織「好人政府」，這是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他們在宣言中認為，一個好的政府，在消極方面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方面則應包含兩點：（一)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二)充分容納個人自由，愛護個性發展。[16]

1922年9月，由吳佩孚主政，延請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等精英分子出面組閣，並任命王寵惠為國務總理。他們當時都被認為是無黨無派的「好人」，這個政府也被稱之為「好人政府」，但實際上卻是聽命於吳佩孚。「好人政府」的壽命很短，只存在72天就垮臺了，主張也隨之而破產。這反映出五四時代自由主義者著重精英角色，卻忽略自由民主的社會與經濟基礎。1980年代以後，臺灣民主化與自由化運動的快速發展，正是由於社會與經濟條件具備，進而促進民主的穩定成長。

• (四)民主化丶自由化與政權轉型

所謂自由化（liberalization）是指人民從專制者或當權派手中，獲得憲法或法律所賦予的各項基本人權與自由權利，使它們能夠重新生效，並成為人民權利真正的保障。因此，自由化也可以說是人民重新掌握自由權利的一段過程。[17]

至於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則是指人民重獲得公平、公正的參政權，而且也允許獨立的政治丶社會團體獲得公平的參政管道與機會。因之，在一個公平的選擧制度之下，獨立的政黨或政治團體，有可能經由這樣的參與管道，讓執政者在民選擧中被淘汰出局。換句話說，民主化就是藉由和平與民主的途徑，促使政權轉換。從這樣的角度看來，民主化是比自由化更高一層的權力開放與民主發展的過程。

根據上述觀念進一步的分析，我們不難瞭解，許多國家和地區所進行的政治改革，止於人權與自由層面，其實只能稱之自由化改革，它的範圍尚未擴及到民主參政與爭取執政等層面。擧例來說，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香港人民雖然擁有廣泛的自由權利，但是卻只擁有很少的民主權利。就此而言，香港是一個高度自由化的地區，卻是民主化程度甚低的地區。同理，在五四時期，由於軍閥統治重視的是對政權的實際掌控，對政治上的反對派監督甚嚴；但對言論、出版、信仰自由往往比較不在意，這也說明自由化的程度實遠高於民主化。

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在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等地區，民主化的發展與成長並不是呈現直線推進的形態。相反的，它卻是在從民主到威權、又從威權擺盪回到民主，亦即如鐘擺一樣徘徊在兩者之間。1989年以後，由於東歐的劇變與蘇聯的解體，極權政體也開始鬆動，逐步放寬自由空間丶走向威權政體，甚至或進一步展開民主改革。而中國大陸從1978年推動改革開放，告別文革，逐漸轉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種較溫和的威權政體已然呈現。

這也就意味著民主轉型出現了兩種不同形態，其一，從威權到民主，又從民主擺盪回威權。例如1990年代以後的俄羅斯，2010年以後的匈牙利與塞爾維亞均屬之。其二，則是從極權轉向威權，並開展廣泛的市場化丶自由化改革，如東亞和拉丁美洲。換言之，我們不能再用過去進步主義的觀點，以為民主是一條不歸路，是不可扭轉的進程。質言之，民主的成長與衰敗都不是不可逆轉的。

近年來，專門負責監督全球民主發展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對世界各國民主自由的發展進行年度評鑒，結果發現，從1988年到2005年，列名「不自由」的國家佔全球的比例從37％降低至23％，而列名「自由」的國家，卻從36％成長到46％。但從此以後，卻是連續十餘年下滑。其中，「不自由」國家增加至26％，而「自由」國家則減少為44％。

在過去13年裡，有23國從「自由」國家之列，降格為「部分自由」國家。另外，也有將近三分之二的國家（61％），自由化程度逐漸降低。至於美國的表現，也是越來越差。尤其是在川普就任總統之後，對法治與媒體自由的攻擊和威脅，已越來越惡化，導致美國民主發展的頹勢日益明顯。

•  (五)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五四運動是反傳統丶反專制丶爭民主的愛國運動，其中愛國主義的本質是愛中國但反北洋政權，並將民族（nation）丶國家（state）丶政權（regime）三者進行了分殊的處理。亦即，對國家丶民族効忠，對政權則持批判與監督的立場。

但是，1921年以後，由於受到蘇聯共黨革命的影響，國丶共兩黨合作，建立起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Leninist Party-State System)，並倣傚紅軍的建制，建立起「黨-軍」制度。自此以後，「黨國民族主義」（party-state nationalism）就成為愛國主義的核心，愛國就變成愛黨了，也就是對「黨國」體制効忠。

但是在台灣，1987年解嚴之後，隨著民主化與自由化進程的快速推展，國民黨的黨國體制逐漸式微，新興的民進黨則積極推動台灣國族主義的發展，並透過修憲，逐步否定原先憲法的「中國性」。此外，並透過民主選舉與群眾動員，樹立台灣本土意識，以取代過去的中華民族主義，成為新的國家認同標誌。民進黨政府在第二次執政後，進一步掌控大眾媒體丶主流媒介與國民教育機制，加速培養「天然獨」，藉此對抗中華文化丶推動價值解構，並否定台灣人是中國人。

基於此，在台灣，五四所珍視的愛國主義課題已逐漸演變為「與中華民族全面對抗」的台灣國族認同。這是對五四愛國主義的背反，也可視為一條告別五四丶拒絕中華的不歸路。而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究竟是和？是戰？也增添了不確定的變數。

參考文獻

• 周策縱，1989，《五四運動史》(上)，臺北：桂冠。
• 周陽山，1980，〈五四與中國——論有關五四的研究趨向〉，《五四與中國》，臺北：時報文化，頁699-711。
• 周陽山，1989，〈五四時代的民主觀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從五四到新五四》，臺北：時報文化，頁445-457。
• 周陽山，1989，〈五四談學運〉，《從五四到新五四》，臺北：時報文化，頁144-151。
• 周陽山，1989，〈艱難的民主路：從五四到新五四〉，《從五四到新五四》，臺北：時報文化，頁11-28。
• 鍾玲譯，1980，〈五四運動的發展：觀念上和政治上的分裂〉，《五四與中國》，臺北：時報文化，頁185-223。
• 塔蒙（Jacob Talmon），1951，《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 Fareed Zakaria, 2007.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New York:W.W. Norton).

[1] 周策縱，1989，《五四運動史》(上)，臺北：桂冠，頁6-7。

[2] 周陽山，1989，〈五四談學運〉，《從五四到新五四》，臺北：時報文化，頁145。

[3] 周陽山，1980，〈五四與中國——論有關五四的研究趨向〉，《五四與中國》，頁700。

[4] 同前註，頁701。

[5] 同前註。

[6] 周陽山，1980，〈五四與中國——論有關五四的研究趨向〉，頁701。

[7] 同前註，頁703-704。

[8] 同前註，頁704。

[9] 周陽山，1989，〈五四談學運〉，頁147-148。

[10] 摘錄鍾玲譯，1980，〈五四運動的發展：觀念上和政治上的分裂〉，《五四與中國》，頁202。

[11] 參閱田亮，2015，《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頁265。

[12] 周陽山，1989，〈五四時代的民主觀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從五四到新五四》，臺北：時報文化，頁449。

[13] 歐美國家新型民粹主義是民主機制出現困境時，底層社會的另類選擇，也可視為中下階層民眾對主流菁英的激烈反撲，有其客觀的社會經濟基礎。在美國，川普現象凸顯了白人男性丶低學歷及低就業率民眾普遍的貧困化現象，他們試圖藉「美國優先」丶「白人優越」等訴求，搶回主導權，並對主流建制集團進行全面反擊。其具體主張是反自由主義民主丶反全球化丶反移民丶反國際建制，以及否定1968年的民權運動及其遺緒。至於當前歐洲的民粹反撲，則是反對歐盟權力的集中化。由於中東丶北非穆斯林難民的大量湧入，衝擊了基督教社會的安全與福祉，他們憂慮歐盟新型帝國的崛起，導致傳統民族國家的式微，於是揭舉基督教價值與民族主義訴求，對抗自由主義民主強調的普世價值。

[14]「自由民主」的基本內涵包括：有限政府，分權制衡，政治自由，人權保障，法治，代議制度，自由市場，公民社會等。而「不自由的民主」指的是雖然開始實行民主選舉，但國家整體上並未呈現充分的政治自由，人權保障，法治，分權制衡和經濟自由化，市民社會的自主性也不充分。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國內享有很高的聲望，而且在選舉中一再勝選連任，但西方輿論卻指責他獨攬大權，威行專政，是一位民選的獨裁者(electoral autocrat)。這也充分說明選舉式民主的確迥異於自由民主。參見：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New York:W.W. Norton,2007)

[15] 民主的社會經濟基礎是政治學探索的重要課題，也是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重心之一。一般來說，當平均國民所得超過美金6000元時，社會結構趨於分殊化與多元化，將會促成民主政治的發展。相對的，如果平均國民所得低於美金1700元，推動民主選舉往往會造成族群分裂和社會分裂，反而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和族群的整合。

[16] 周陽山，1989，〈五四時代的民主觀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頁450。

[17] 周陽山，1989，〈艱難的民主路：從五四到新五四〉，《從五四到新五四》，臺北：時報文化，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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