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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2
我1963年入讀皇仁書院。1968年我十七歲。中學會考剛過，暑假期間我參加了“青年世界”社團，“青年論壇”組織和“開放”文社，還有聯絡到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的編委兄姊，結識了一批較年長的新朋友，腦洞大開，深受啟發。預科的兩年，我主持皇仁書院學生刋物“文苑”，出任總編輯。因為負責學生報刊的關係，接觸到華僑日報岑才生社長。我們一群初出茅廬的毛頭小夥子，決定舉辦全港中學生出版人聯合會議，籌辦得有聲有色，取得空前的成功。因此接觸到香港九龍新界主要的名校學生精英（當年只有14間中學校有學生自治主理的學生報刊），亦因此積極參加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從1968到1974，前後共六年（皇仁預科二年，香港大學四年）是我積極參加香港學生運動的時期，所謂火紅的年代。期間我先後出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副會長，香港大學學生會副會長，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主席，亞洲學生協會香港區代表，還有就是保衛釣魚臺行動委員會主席。保釣運動是貫穿當年香港學生運動為主軸，激發了當年學界的家國情懷，其後發展出“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所謂“放認關爭”的學生運動路線，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中英聯合聲明之後，社會運動的目光才轉移到“民主回歸”的方向。
”放認關爭”的學生路線，十八個字提網挈領，現在看來於今仍然適用。我1974年踏足商界，隨後到日本工作和留學，展開人生新的一頁。自此在亞洲各地輾轉居停，於金融界活躍二十多年，1999年才最終回到香港發展，儘管和一起參予社運的朋友們的聯繫不曾須臾離，畢竟錯過了參予回歸前後香港社會變遷無比精彩的十六年（1983-1999）的歷史契機。
近日，新大學的老友們倡議寫文章回憶當年，本人數十年來一直筆耕不輟，過去數年更以“品評四方”的專胡樂欄活躍於時事評論，如今回首來時路，有話可說。五十年來走過，共此崢嶸歲月，春風牡丹亭院，無悔歲月山河。
大約半年前，相識長達半個世紀的老友鄭海泉兄離世。雖早有預期，仍不免傷感。近年同輩故人先後仙逝，思之惻然。回想2004年12月匯豐高層變動，最為矚目的是海泉兄出任香港匯豐的主席。他草根階層出身，大學時代和本人同樣，一度被當時港英殖民地政府的政治部列為十大危險人物之一（其餘八人，我全都熟悉），認為我們極端激進，須對之嚴加監控。然而，大學畢業三十多年後，這個當年「左傾」的年輕人卻成為炙手可熱、全港首屈一指的銀行大班。這無疑是香港特有的歷史現象，甚至可說是一個奇蹟。
海泉兄的擢升，九七回歸和中國崛起固然是兩大主因，更關乎個人命運、性格、才能、際遇和機緣。歷史的必然和個別的偶然，交織寫下香港傳奇的新篇章。其後海泉兄事業更上層樓，升任恆生銀行董事長後，最終以匯控集團執行董事的身份於2011年退休。
回首當年，正值所謂「火紅的年代」，本人和不少青年學生一樣，受席捲全球的反越戰運動影響，更由於國內紅衛兵運動的衝擊，在七十年代的香港，衍生出反殖的浪潮，對建制作出批判的反思。從「極左」的不斷革命論及無政府主義到溫和的社會改良主義，吸引大批年青人、特別是大專學生投身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集會結社、遊學辦報，不一而足，進而為了尋找民族文化的根源而提出「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行動綱領，前後凡十年（1966-1976），和內地的文化大革命相始終。不少現時已七十出頭、當年的大專學生或多或少都參加過這段「學潮」，有共同的集體記憶。筆者於1970至1973期間和海泉兄在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就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和保衛釣魚台運動攜手工作，樹立家國情懷，參予學生運動，關心社會事務，爭取學生權益，十分熱血活躍。現在回顧起來，這段歷史反映了一個時代遞嬗脈搏的躍動，象徵了現代公民社會的啟蒙，強調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不忘依法守禮和尊師慎行。澎湃的熱情，鼓動年輕人關懷家事國事天下事的雄心。
歷史的發展就是如此吊詭。有這樣一種說法：三十歲以前不嚮往理想主義的人不足觀。三十歲以後仍唸叨政治口號的人不足畏。不管對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理想」所指為何，對年青人的追求和熱忱，作為長輩的社會人士應採包容、諒解及團結的態度，予以引導、開解和啟迪，並使之納入正軌，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反思社會有負於年輕人的容或不足之處。這是人類世代興替的新陳代謝的精髓，也是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開明政治及以人為本的要求。
時代的洪流不斷向前。世界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永遠是屬於年青一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當年的港英殖民政府，一方面雖然煞有介事地列出他們認為要警惕的年青一代「危險人物」，另一方面仍清醒地理解到，他們並無違法，不是從事暴亂，本質上是社會的改革先行者，由於社會歷練及人生經驗不足，對時代發展的趨勢有超前趕進的思維，當時或不為世用，但如因勢利導，今天反政府、反建制的，知守法有分寸的年青人，明天可以成為社會的棟樑、國家的領袖。此所以古人有所謂「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的感慨。對年青人的「偏激」言論和行為，宜把眼界放長遠一點，對他們耐心一點、愛護一點、容忍一點，不可一棍子打死，或過早地斷定對錯，以至扼殺了社會上新興的、有可能代表新時代前進方向的，本質上是愛國愛港的前瞻力量。當年學運青澁純真，還未有被顏色革命滲雜的大國博弈，固不可同日而語，這是另一話題，於本文不提。
這類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年青人，除了海泉兄之外，還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人士，或者在學術界嶄露頭角，或者在工商界業有所成，甚至有些在政經界已有相當位績。不問他們當時「激進」的或多或少，他們都曾被學潮沖擊過，接受過時代洪流的洗禮。梁錦松是一個大家熟悉的名字，陳毓祥魂斷釣魚台，更是令人扼腕。還有一大串，各有不凡際遇，在那火紅的十個年頭，筆者少說也可列出近一百個對時代有期盼的、有理想的、鮮活的當年「戰友」，包括在臺灣和海外留學後來有部份回流歸來的"同期之櫻"。他們大都各有歷練，多年來各奔前程。不少散處世界各地，也有不少多年後又重聚香江。他們相互組合及彼此之間都有過刻骨銘心的交往，或曾徹夜不眠雄辯滔滔，或曾聯袂出遊踏遍祖國大地以至歐美亞非拉。
筆者曾於七二年與海泉兄代表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出席在印度孟買召開的第二屆亞洲學生協會周年大會。我們首先乘飛機輾轉經仰光抵加爾各答。由於自籌經費不足，坐最便宜的慢速硬座長途火車，經四十四小時的旅程，停數十個站頭繞道新德里去孟買。時值印度與巴基斯坦剛打完一場浴血戰爭，途中滿目瘡痍，而人民顛沛流離，困頓無依、哀鴻遍野。鄭海泉因小時候不幸患上小兒麻痺症，走路時較常人略為吃力，長途跋涉中其堅毅的一面，至今仍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當年我們在飛住印度次大陸途中，猶記得海泉兄曾靦覥地向空姐提出要求多吃一份便餐。筆者緬懷當年情，一介書生，無路請纓，期盼譙樓初鼓，定天下安民心，祈願當政者以萬物蒼生及黎民百姓為念，願印巴的士兵都能解甲歸田，言笑晏如。大地美好，我們年輕﹔毋負風華正茂、結伴同遊、為天下憂、嫉惡如仇的好時年。今番回思前事，壯懷不減，無怨無悔﹔追思海泉兄的豐盛人生之餘，至今仍激蘯著筆者以人民赤子之心為心的良好願望，與及對祖國繁榮富強未來的浪漫憧憬。
海泉兄畢業於中大新亞書院經濟系，曾任中大校董會主席，於中大的發展貢獻良多。如果他在過去三年黑暴動亂期間仍然在位，估計中大不會變成暴大，中大領導層如今亦應有所改變，更換和重組。斯人已矣，如今香港在新一屆特區政府的領導下，希望在高等教育界能夠承先啟後，開拓未來，不負七十多年來中大人畢路藍縷的辛苦耕耘，尤其是以牟宗三，唐君毅和錢穆為代表的新亞精神，以慰海泉兄在天上之靈，以續昔年戰友們的赤子初心。
1971年12月，北京頤和園。香港大學學生會赴內地參觀訪問學習。照片由關品方提供，當年他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副會長兼保衛釣魚臺行動委員會主席。
1972年12月，湖南韶山沖。香港大學學生會赴韶山井岡山參觀訪問學習。照片由關品方提供。當年他是香港大學學生會副會長兼亞洲學生協會香港代表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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