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係敝人的太老師，敝人素來敬重其人格與學問凝聚出來的觀點，他在《中國文化史導論》第二章〈國家凝成與民族融和〉中表示，西周封建制度包含著兩個系統：一個是家族系統的政治；一個是歷史系統的文化。家族系統通過封建產生空間上的拓展；歷史系統的文化是屬於時間上的綿延（錢穆，2011：28—29）。封建制度的作用就是要把天下視作為一個大家庭，在該秩序中完成統治的穩固。這促成華人後來喜歡稱兄道弟，總是希望把人與人的關係家庭化，甚至在大學中都還有學長姐與學弟妹這些概念的稱謂，來讓彼此的關係變得更緊密，這來自華人對家總有種溫暖感與永恆感的眷戀，這屬於對「共同體的想像」，其實就是西周封建制度形成長期的文化集體潛意識，對華人心理持續產生的影響。在心理諮詢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人與人只要願意建立模擬家人的關係，諮詢關係就比較容易發展出流暢的溝通狀態。

通過民族的融合與國家的凝成，中國上古時期的歷史計有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禪讓制度，這是唐虞時期；第二個階段是王朝制度，各族共認的王朝，父子相傳或兄弟相及，這是夏商時期；第三個階段是封建制度，諸侯由王朝所建立，而非王朝由諸侯共同尊認。這是西周時期；第四個階段是聯盟制度，由諸侯中互推霸主，團結對外，王朝存在卻沒有實際的統治權柄，這是春秋戰國時期；第五個階段是郡縣制度，全國只有一個王朝，不再有諸侯存在，由中央統治各郡縣，這是秦朝建立後的發展。錢穆先生覺得在國家體制逐漸完成的過程裡，民族的界限就逐漸消弭（錢穆，2011：35—36），該國家體制是就廣義而言，說明中國最早如何完成大一統的政治體制。

西周時期中國已經有統一的政府，只是其屬於封建制的統一，但在大陸社會使用「封建」這一詞彙帶有負面意義，已經扭曲「封建」的本意。「封建」的英文係feudalism，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和西周的封建制度各有自己嚴謹的定義：歐洲封建制度有三大最基本的特徵：領主、封臣和采邑，封建制度的結構由這三大元素配合。領主是擁有土地的貴族，封臣是擁有領主分封給他們土地的人，這些被分封出去的土地就是采邑。封臣要替領主戰鬥，領主則給予封臣采邑作為回報。領主、封臣和采邑間的關係與責任，共構成歐洲封建制度的基石。

西周封建制度則是「分封眾建」，《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說：「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意思是說：周公意識到二叔（管叔與蔡叔）的不賢（咸），因此把親戚（包括親信在內）分封出去，建立諸侯國，用來屏障周王室。這表示封建制度本來是指周王室把自己疆域內土地劃給諸侯管理的政治制度，諸侯擁有分封土地的全部資源與其收益，只要每年向周王室進貢，並在周天子有事時幫忙出征。諸侯的土地在其死後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配置，但實際作法是世襲給嫡長子。因此，在中華文化的本來脈絡中，封建制的統一只是在客觀描寫西周時期的政治制度，可作為對比的是後來秦始皇（嬴政，259B.C.—210B.C.）所實施的郡縣制的統一。因此「封建」本來是個嚴謹的詞彙，不應被理解成帶有負面意涵，藉此批評某個人食古不化或保守頑固，這種說法已經讓原意扭曲，變得沒有實質意義，更會對於華人心理產生不恰當的認識。

如果沒有對中國大一統的政治有深刻且相應的瞭解，想要瞭解華人的心理同樣會有困難，可能會覺得華人好像太過於逆來順受，尤其對於政府的控制跟管理，習慣性視作理所當然，而且無可質疑，甚至覺得自己犧牲掉某些自由都無所謂。各位可能會覺得這種風格是大陸華人的日常，但臺灣華人何嘗不如此？我們這些年來面對新冠肺炎的肆虐，聽命於政府單位的各項統一規範，卻不太有人會去質問這些規範是否符合憲法，有沒有限縮或妨礙人的自由？甚至，只要能「保衛大臺灣」，現在的政府與政黨，不論什麼光怪陸離的政策，多數時候都不會引發多數人質疑，甚至會無條件支持。西洋人對這一點完全無法理解，這使得他們對於是否戴口罩一直採取每個人自由心證的放任態度，但華人這種服膺於領導的思維，需要從華人的文化集體潛意識來理解：華人長期經歷戰亂，卻早在兩千年前就已經有大一統的經驗，皇帝通過設置郡縣，在縣長這一層就能直接布達命令與管理人民，這是高度集中的統治型態。這種統治歷史使得中國的社會特別需要有「領導」，而領導需要有德性。

有德性的領導，大家纔會服從，進而願意犧牲個人的不適感，從而形成紀律嚴明的團隊，如果領導不具有德性，則個人就會擴大自己的不適感，多數人民到達忍無可忍的時候，終究會激發民怨集體推翻他，如同秦始皇暴虐無道，就有陳勝與吳廣在大澤鄉揭竿起義，終至於漢朝的建立，展開相對寬鬆的黃老統治。《孟子‧梁惠王上》記載梁襄王（魏襄王，魏嗣，？―296 B.C.）與孟子的見面：「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已針對何謂「大一統」做出很精確的解釋，那就是不喜歡殺人的王者，最終纔能完成真正的一統，這就是仁民愛物的德性。相對於制度，華人更相信人的德性，制度只是配合人而設立的措施，這使得華人對於紙面上的規章制度通常不會很在意，而比較在意這個人的實際做法。這個人如果有德性，就會形成風行草偃的接納效應；反過來說，如果沒德性，就不會獲得他人的認可，但西洋人認為文字是比照個人與上帝的契約關係，因此非常在意文字究竟在說什麼內容，總要將其定義得清晰且條理，不容有任何漏洞。

有人會憂慮華人對制度的相對不重視（或者說常習慣於便宜行事），會導致社會秩序的不穩定，但，首先中國如此龐大的政治疆域能獲得統治，歷朝就是靠著嚴謹的制度在維繫，便宜行事常呈現在亂世而不是盛世。就事實來觀察，華人相信德性，並重視德性來作為維繫社會的紐帶，這不見得會比靠制度維繫社會來得更動盪不安，因為華人認為人纔是全部問題的根本，解決問題先從人本身開始著手。美國這麼重視制度，法律制訂得鉅細靡遺，建國兩百年多年到今天逐漸開始衰落，這不過只是中國一個王朝從開始到結束的時間而已。中國在一百六十年前，因科技太落後，被西洋各國的船堅炮利打得一敗塗地，這固然是中華文化的主軸裡從來沒有西洋人的那種科技思維與研發成果所致，但更癥結的因素在於中華文化在清朝時期已經不具有「內聖外王」的本質，只在現象層面固著於某些道德規範的維繫。道德規範畢竟只是種教條，並不是來自心體的德性，這來自於敝人所說「明朝人的困惑」（詳細內容請見《聖人的丹爐：中華思想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九章 明朝心學的狂飆與困境（下））。

現在的情況已經與一百六十年前大不一樣，華人在科技上已經在突飛猛進，且中國的科技只要保持相當的水準，不再有強烈的外患，國家興衰的關鍵因素就會重新回到德性議題。讓華人恢復修養德性的意識，反倒是現在的中國在維護社會秩序最應重視的層面，畢竟從中華本質論而不是中華現象論的角度來看，這纔是中華文化歷久不衰的泉源能量，中國社會始終是「德性不滅」的社會。如果華人的心靈感到痛苦，需要做心理諮詢，常見的核心問題莫過於當事人的領導在管理層面出現問題。譬如說，在家裡父母是領導，但父母在教養孩子時出現問題；或者太太把先生當成領導，可是先生在對待太太的態度出現問題；或者在職場裡，領導管理的技術很差，導致整個公司運作很混亂，於是員工對領導的管理風格產生怨懟情緒。華人總是期待領導有德性，但領導如果沒有德性，作為下屬本人，比較有智慧的做法就是「反求諸己」，自己來修德性，不只靜待有德性的領導人出現，或甚至時機一到，就直接站出來「撥亂反正」，取替「敗德者」，自己成為某個部門的新領導人。

如果你不能改善環境，最起碼你還能夠改善你自己。從某個相對比較層次的角度來看，社會秩序與個人幸福尚有一段距離，領導者有無德性，終究只是每個人身外的事情，當天下無道，華人就會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覺得世局發展至此，跟自己已沒有太大關係，他冷眼笑看世局，最起碼做到自我保護即可。孔子（孔丘，551B.C.—479B.C.）說：「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第七）並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第八）顯見其未嘗沒有退隱的想法。如果人置身無道的環境裡，那就讓自己處於隱藏的狀態，不要太凸顯自己，這時就可多做些修養內在生命的事情，徹底讓自己變成一個「世內高人」或「世外高人」都無不可，譬如多讀些經典，平日寫書法、彈古琴或練太極等，這些事情可能看起來跟你外在的工作沒有太直接的關係，卻能真實滋養你的生命。

工作對很多人而言，可謂是一種在現實中獲得生存的辦法，因為人只要想活著養家餬口就不得不工作，如果這個工作處於「無道」的狀態，那就保持一種深度的安靜，不生波瀾，把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情處理完即可，避免被無道的事情牽扯精神，這樣就可有更大的精神來做更有意義的事。作為一個具有修養意識的心理諮詢師，當然要鼓勵當事人通過修養德性來解決他面對生命的各種困惑，但不要把修養德性平面化，誤認只是簡單做好人做好事就圓滿了，修養德性其實是擴充心量，更是從中獲得遼闊的視野，這需要去開拓自己文化知識的含金量，更要通過自我內在的鍛煉，來提高自己對心體的領悟。

_{（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二章〈中華文化的源頭：本土心理學的詮釋〉，第三節「德性不滅的華人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