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虹破解掛谷難題,想到通心行為的最低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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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23日,王虹獲得國際數學最高獎“菲爾茲獎”,成為史上首位中國籍、世界第三位獲得此獎項的女性數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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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數學上的針,與通心三元件,看起來相距很遠。前者屬於幾何測度論,研究空間、方向、線段、維數。後者屬於行為科學,研究一個人如何清晰自己、理解對象並形成影響力。二者當然不能簡單等同,嚴格的數學定理也不能直接證明一種心理學理論。
但在了解王虹與約書亞·扎爾解決的三維掛谷難題後,我想到了一種相似的提問方式:
當一個系統需要涵蓋足夠廣泛的方向或情境時,它是否存在一個不能輕易省略的最低結構?
王虹和札爾研究的是,包含所有方向單位線段的集合,其維度能否持續降低。受此啟發,我們也可以重新追問:一個人若要面對多樣的物件和不斷變化的情境,較為穩定地形成影響,至少需要具備哪些彼此不可取代的基本功能?
這並不是說,掛谷難題已經證明了通心三元件。它只是提供了一種相當有啟發性的提問方式,使我從“通心三元件有什麼用”,進一步想到“為什麼是這三個元件,它們是否構成一種最低結構”。
一、掛谷問題究竟問了什麼?
日本數學家掛谷宗一最初提出的是一個「針的轉動問題」:一根長度固定的針,至少需要多大面積的區域,才能在其中調轉方向?
後來,數學家逐漸抽掉「同一根針怎樣連續運動」這個條件,把問題轉化為一個更抽象的集合問題:在一個集合中,如果每一個方向都能找到一條長度為1、與這個方向平行的線段,這個集合最低可以具有多高的維數?
這裡的「針」不再是現實中的鋼針,而是一條沒有粗細、長度為1的數學線段。對於不同方向,可以使用處在不同位置的線段。這些線段不必經過同一個中心,也不必由同一根針連續轉動而來。包含所有方向單位線段的集合,稱為掛谷集合。
2025年,王虹與約書亞·扎爾證明,在三維歐氏空間中,任何掛谷集合的豪斯多夫維數和閔可夫斯基維數都必須等於3。2026年,拉里·古思、王虹和扎爾又給出了一個更加精簡的證明。 (arXiv)
這個結論並不是說掛谷集合一定有很大的三維體積。一個掛谷集合的三維體積可以為零,卻仍然具有三維的尺度複雜性。也就是說,它在體積意義上可以被壓縮得極小,但只要它包含所有方向的單位線段,它的維數就不能降為二維或一維。
因此,王虹和札爾嚴格回答的是問題,也可以理解為:
三維空間中完整的方向要求,能不能由一個低於立體的集合來承擔?
答案是不能。
二、「一根針」並不對應某一個通心元件
把掛谷問題與通心三元件連結起來,首先要避免一種過於簡單的對應。 「一根針」並不會分別對應清晰自己、換位體驗或有效影響中的某一個元件。
在這個結構類比中,一條處在特定方向的單位線段,更接近於一個人在某個具體物件、具體情境中所採取的一條影響路徑。
例如,同樣是指出一個問題,面對不同的人,可能需要採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有的人適合直接說明,有的人需要先處理情緒,有的人需要看到事實和證據,有的人需要保留充分的自主空間,有的人能夠承受較強的反饋,有的人需要先建立信任,有的人則只能逐步接近問題。
這些不同的表達和行動,可以暫時類比為不同方向、不同位置的單位線段。它們的外在形式各不相同,卻可能來自同一個人的行為系統。
因此,可以作一種大致而非嚴格的一一對應:一條特定方向的單位線段,可以類比一條具體的影響路徑。不同方向,可以類比不同物件、立場、情境。包含所有方向線段的集合,可以類比能夠應對較廣泛物件和情境的行為系統。集合的最低維數,則啟發我們追問行為系統是否也存在不能輕易減少的基本功能維度。
這裡的關鍵不是尋找機械對應,而是把注意力從“一次行為有沒有奏效”,轉向“一個行為系統能否應對較為廣泛的變化”。
三、行為科學也可以提出一個類似的問題
現實中,大量行為都自稱出於善意。父母說:“我是在教育孩子。”管理者說:“我是為了單位負責。”輔導員說:“我是為了幫助當事人。”伴侶說:“我這樣做是為你好。”
但是,自稱積極並不能證明行為真正積極,主觀願望良好也不能證明影響實際有效。一次行為達到了目的,同樣不能證明行為者已經具備穩定的影響能力。
有時,對方只是暫時服從。有時,是權力發揮了作用。有時,對方碰巧適合這一方式。有時,是環境替行為者完成了大部分工作。有時,只是偶然說對了一句話,或是「瞎貓撞上死耗子」。
因此,行為科學不能只問:
這次行為有沒有產生結果?
還可以進一步追問:
一個人如果不只想偶然說對一句話,而是希望在不同對象和變化情境中,較為穩定地形成對象(對方)能夠承接的影響,最少需要具備哪些彼此不可替代的功能?
更嚴格地說,可以把這個問題表達為:
在一類預先界定的影響任務中,一個行為系統若要面對不同對象和變化情境,以較為非偶然、可重複、可遷移的方式形成對象能夠承接的影響,最少需要具備哪些彼此不可替代的功能?
掛谷問題不是只研究一條線段能不能放進一個集合,而是研究所有方向能不能被覆蓋。相應地,通心三元件也不只是解釋某一句話為什麼偶然奏效,而是試圖解釋:一個人為什麼能夠在物體、情境和關係發生變化以後,仍然尋找較為適切的影響路徑。
四、通心三元件可能構成三個基本功能維度
通心三元件包括清晰自己、換位體驗和有效影響。它們不是三個機械排列的步驟,也不等於必須先完成一個動作,再依序完成第二、第三個動作。三個元件可以同時運行,可以相互交織,甚至可以集中在一句非常簡短的話、一個眼神或一次沉默之中。
但從功能上看,它們分別指向影響關係的三個基本面向。
- 1. 清晰自己:主體方面
清晰自己,是清晰自己的立場、情緒、狀態。
任何影響都有一個發出者。行為者正在憤怒、恐懼、焦慮,還是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他真正想解決的是什麼問題?他是在維護事實、保護自己,還是在報復、討好、控製或逃避?
如果這些內容不清晰,行為者很容易把自己的投射當成事實,把自己的情緒當成對方的問題,把隱藏的需要包裝成高尚目標。
清晰自己所要處理的是:
影響力從怎樣的主體狀態發出?
- 2. 換位體驗:物件方面
換位體驗,是站在通心對象的立場上,體會其立場、情緒、狀態、現實結構。
影響不是向一個抽象的人發出,而是向一個處於具體關係和現實處境的人發出。對方能夠理解多少?正在承受什麼壓力?有哪些利益、恐懼、資源和限制?他為什麼會抗拒?他拒絕的是影響目標,還是影響方式?
如果缺乏換位體驗,行為者面對的往往不是現實中的對象,而是自己想像、投射或預設的對象。
換位體驗所要處理的是:
影響面對的是怎樣的真實對象?
- 3. 有效影響:作用方面
有效影響,是在清晰自己和換位體驗的基礎上,選擇和實施影響方式,觀察對象的回饋,並根據回饋繼續調整,使對象能夠承接相應的影響。
為了避免循環定義,不能因為這個元件被稱為“有效影響”,就預先認定行為已經有效。在行為研究中,它應該被理解為一個現實作用和動態調節的過程。最後有沒有形成預期效果,仍然要由事實和結果來檢驗。
有效影響所要處理的是:
主體如何與物件發生現實作用?
由此看,通心三元件分別涉及影響的主體、影響的對象,以及主體與對象之間的作用過程。這為三元件的劃分提供了一種結構上的理解,但它本身還不能取代進一步的理論分析和經驗檢驗。
五、一次成功不能證明行為結構已經完整
只在一個集合中放進一條單位線段,不需要三維的複雜結構。真正使掛谷問題變得困難的,是這個集合必須包含每一個方向的單位線段。
行為也有類似情況。一個人即使缺少換位體驗,也可能透過命令使下屬服從。一個人即使沒有清晰自己的真實情緒,也可能碰巧說對一句話。一個人即使理解對方,卻不善於把理解轉化為行動,也可能遇到一個能自行改變的對象。
這些特殊條件下的成功,無法證明某一元件沒有必要。同樣,某一次失敗,也不能立即證明三元件無效,因為現實結果還受到能力、資源、時機、制度和對象選擇等多種因素影響。
因此,如果提出“通心三元件具有最低結構意義”,它並不是說:
每一次行為只要缺少一個元件,就一定立即失敗。
更審慎的假設是:
當影響任務需要面對足夠多樣的物件和變化情境,並且要求效果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可重複性和可遷移性時,清晰自己、換位體驗和有效影響可能是三種不能輕易省略的功能。
這也是掛谷問題帶給我的一個重要提醒:不要用一個方向上的成功,判斷一個系統是否具備應對廣泛方向的能力。
六、外在形式可以很短,內部功能卻可能較為完整
掛谷集合最反直覺的地方之一,是它的三維體積可以極小甚至為零,但它的維度仍然必須是3。這說明,外在佔有的體積和內部所具有的維數,不是同一個指標。
在通心行為中,也可以作一種謹慎的類比。一次行為的外在形式可以非常簡短,但它所包含的功能未必簡單。
例如,輔導者對一個急於作出決定、內心卻仍然充滿衝突的當事人說:
“你現在還不能作出決定。想到這裡,還有什麼不舒服?”
這句話很短,卻可能同時包含對輔導目標和自身位置的清晰,對當事人當前狀態的換位體驗,以及以對方此刻能夠承接的方式繼續推動輔導。
反過來,一個人說了一個小時,列舉了大量道理,也可能始終沒有進入對方的真實處境,只是在單方面輸出。
因此,在行為研究中,需要區分外顯行為的數量與內在功能的結構。行為數量少,不等於功能一定貧乏。行為數量多,也不等於功能必然完整。
通心三元件可以在同一個行為中高度交織,但這並不代表三個功能已經彼此取消。
當然,這只是一種結構上的啟發。掛谷集合中的維數與行為中的功能結構並不是同一種可以直接換算的「維數」。
七、「單位長度固定」帶來的方法論提醒
掛谷問題中的線段長度被固定為1。不能在容易處理的方向放入長度為1的線段,遇到困難方向時,就把線段縮短為0.1,然後仍然宣稱已經覆蓋了所有方向。
這也為行為研究帶來一個方法論上的提醒:評價標準不能隨著物件和結果任意改變。
面對容易溝通的人,行為者把「有效」定義為對方真正理解並形成改變。面對難以溝通的人,他卻把「對方暫時沒有反抗」也稱為有效。這樣一來,所謂「有效」的標準其實已經被暗中降低。
因此,在研究通心三元件時,需要盡量預先規定任務和結果標準。例如,對方是否真正接收影響,是否能夠理解和承接,是否形成預先界定的變化,變化能否維持一定時間,行為者能否根據回饋作出修正。
這可以類比為給行為科學中的“針”規定相對穩定的長度。如果評價標準可以隨意伸縮,幾乎任何行為都可以被宣布成功,三元件是否必要也無法檢驗。
八、關鍵不在於兩邊剛好都是“三”
掛谷集合必須具有三維,是因為它處在三維歐氏空間中,並且要包含三維空間中的所有方向。通心三元件之所以被概括為三個,則來自對影響活動的長期觀察,以及對主體、對象和作用過程的區分。
兩邊都出現了數字“三”,本身沒有任何證明力,也不能因此斷言二者俱有數學上的同一結構。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它們都促使我們追問:
一種系統要應對足夠廣泛的可能性,其基本結構是否可以任意減少?
掛谷問題研究的是完整方向要求與幾何維度之間的關係。通心三元件則可以放在另一個尚待研究的問題中:面對廣泛物件和變化情境的影響能力,是否也有某種不能輕易省略的最低功能結構?
所以,不能說王虹的數學證明驗證了通心三元件。更準確的說法是:
王虹和札爾解決掛谷難題,為我重新思考通心三元件提供了一個提問範式。
它使我們不再滿足於說明三個元件分別有什麼作用,而是繼續追問:為什麼是這三個元件?缺少其中任何一個,會喪失哪些影響能力?三個元件能否合併為兩個?是否還存在一個始終不可缺少、又不能被三元件容納的第四個元件?
九、怎樣檢驗通心三元件的「最小完備性」?
要使這種想法從理論直覺走向行為科學,至少需要接受三類檢驗。
第一是缺一檢驗。分別減少清晰自己、換位體驗或有效影響,觀察是否都會出現一類重要情境,使影響的穩定性、可遷移性或持續效果明顯下降。這不是要求刪除一個元件以後每次都失敗,而是要檢視:無論刪掉哪一個,行為系統是否都會失去一部分不可取代的適應範圍。
第二是合併檢驗。需要考察三個元件能否真正壓縮為兩個。例如,能不能把清晰自己擴大到同時包含對象?如果這樣做,清晰自己實際上已經把換位體驗包含進去,只是改變了名稱。也不能把有效影響定義成“一切最終奏效的行為”,否則清晰自己和換位體驗都會被偷偷裝進有效影響之中。概念一旦相互吞併,就失去了區分和研究的價值。
第三是第四元件檢驗。也要追問,是否存在一種對各種通心任務都不可缺少、又無法歸入三個元件的獨立功能。例如,行動、回饋和調整,可以放入有效影響。現實條件的識別,可以分別進入清晰自己和換位體驗。價值方向非常重要,但它主要回答影響目標是否正當、後果是否有利於更大的關係和系統,不一定屬於第四個運行元件。
只有經過這些理論分析和經驗檢驗,才能更有根據地判斷三元件是否構成通心行為的最低完整結構。
因此,現階段比較審慎的提法是:
通心三元件的最小完備性假設。
十、一個有待檢驗的行為科學命題
根據以上討論,可以嘗試提出以下命題:
在預先界定的一類通心任務中,一個行為系統若要面對不同對象和變化情境,以相對穩定、可重複、可遷移的方式,對通心對象形成其能夠承接的影響,至少需要清晰自己、換位體驗和有效影響三種彼此不可替代的功能。三者可以同時發生並相互作用,但不能在功能上彼此取代。缺少任何一種,行為仍可能在特殊條件下偶然奏效,卻難以保持較為廣泛、穩定和可遷移的通心能力。
這裡使用「可能」「假設」等限定,並不是削弱通心三元件的意義,而是區分理論提出與科學證明。一個理論只有允許別人質疑、分解、比較和檢驗,才可能獲得更堅實的發展。
這個命題也沒有宣稱,三元件齊備以後,任何影響都必然成功。現實結果也會受到個人能力、資源、權力關係、時間窗口、制度環境以及不可控事件的影響。
它同樣沒有宣稱,結構較為完整的影響就一定具有道德上的積極性。通心可以發生在合作關係中,也可能發生在利益相爭甚至敵對關係中。行為目標是否正當,短期效果是否造成長期損害,仍需要獨立的價值評估。
通心三元件首先試圖回答的是:
一個影響行為要形成較為完整的運作結構,需要處理哪些基本面向?
它提出的初步回答是:行為形式可以非常簡短,影響方式可以千變萬化,但影響者自身、影響對像以及二者之間的現實作用,可能是三個不能輕易繞開的基本面向。
結語:一根針帶來的一種提問方式
王虹與約書亞·扎爾沒有用一根針解釋人的行為,通心三元件也不能藉助一個數學定理自動獲得證明。兩者之間目前能夠建立的,主要是一種提問方式上的連結。
掛谷難題讓我們看到,真正深刻的問題不只是一個集合裡能不能放進一條線段,而是一個集合如果要包含所有方向的單位線段,最低必須具有怎樣的結構。
相應地,行為科學也可以繼續追問:一個行為系統如果要面對較為廣泛的人和情境,並持續尋找對象能夠承接的影響方式,它是否也存在某種不能輕易省略的最低結構?
王虹和札爾已經在三維掛谷問題上給出了嚴格的數學證明。對於通心三元件,我們目前所能做的,就是藉助這種問題意識,重新檢視它的結構,提出可供分析檢驗的假設。
通心理論對此提供了一個嘗試性的回答:
清晰自己、換位體驗、有效影響。
三者是否確實構成通心行為的最低完整結構,是否仍能進一步合併,或是否存在不可缺少的第四個元件,仍需要更充分的理論研究與實務檢驗。
對我來說,一根針的意義就在這裡。它不僅顯示了方向要求與空間維數之間的深刻關係,也促使我重新追問:
人的影響行為如果要面對廣泛而變化的現實,是否同樣需要一種最低而不能輕易省略的功能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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