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到經濟議題，就不能忽略商人實屬華人社會累積財富的主體。「商人」一詞來源於商朝，商朝原本就是個游牧社會，在由漁獵發展到游牧的過程中因為要讓獵物或貨物獲得交易，於是就開始有商業運作。從事這類工作的人就逐漸形成我們後世所認知的商人。原本在周朝的封建制度下，人民應該各自在被配置的土地上認真耕作，可是有一些原本屬於貴族擁有的非耕地，會有一些農民去燒炭、伐木或獵捕等的事情，從貴族的視角來看，這種行為就是在偷盜，實屬違法行徑，可是這些農民在荒郊野外抓不勝抓與管不勝管，結果到春秋時期，這種情況愈演愈烈，貴族就索性開放禁地，允許農民去捕捉、砍伐與販賣，但貴族要在禁地的關隘抽取某種比例的罰金或稅金，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漢朝。 

西漢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平民建立的王朝，其政府的組成更是與農業社會息息相關，因西漢早期的政府官員幾乎全都是從鄉村出來的學者，他們常有的經濟觀點就是要繁榮農村與抑制商業，甚至朝廷禁止為官者從事商業。雖然工商業在漢朝時期獲得一定發展，但漢朝仍然認為農業纔是本業，非農業就是一種不法事業，是在牟取暴利。商人雖然有財富也不能過奢侈的生活，生前的住宅，死後的墳墓，都有規制不得逾越，這就是傳統的所謂「禮治」。 

孔子在《論語‧季氏》第十六有這樣一段話：「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意思是說：無論是諸侯有國都或者大夫有家室的人，不需要憂慮財富太希缺，只需要憂慮財富配置不平均；不需要擔憂人民太貧困，只需要擔憂人民不安寧。若是財富獲得平均配置，人民就不會有貧困的現象；讓人民情感和睦相親，財富就不會希缺；讓人民能平安過日子，國家就不會傾危。《禮記‧禮運》則有這樣一段話：「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人不能只贍養自己的父母，只撫育自己的孩子，更要讓天下的老年人都能安享晚年；讓天下的壯年人都能為社會效命；讓天下的孩子都能健康成長；更要讓年老卻沒有配偶或孩子的人，讓年幼卻沒有父母的人，還有殘疾人士都能獲得扶養，讓男人有工作且女人有歸宿（當然我們今天會覺得任何性別都應該要有工作與歸宿，或者這兩者缺一時都依然擁有幸福感）。人們與其任由財貨被浪費與棄置，不如善用卻不見得需要據為己有；人們都願意竭盡精神去奉獻於社會，卻不見得替自己謀私利。富有的想法不只侷限於物質層面，更反映在精神層面，這反映出儒家自來有著「大同」的均富思想。 

按照該思想來指導與發展，中國歷來的理想政府其實更應該成為一種「全民政府」，而不是專門在照顧某個社會階層的政府，因為不同的社會階層中，都會存在著「親，子，老，幼」，都會有「矜，寡，孤，獨，廢，疾」，政府要照顧的是人本身，而不是任何個別社會階層，這是種經濟政策，其「經濟」意謂著「經世濟民」，顯示出儒家本身就有被視作社會主義思想的元素。按照這種思想發展出的經濟政策，中國社會對於「均」字帶有高度的嚮往，孫中山在民國12年（1923）1月1日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中就表示：「歐美經濟之患在不均，不均則爭；中國之患在貧，貧則宜開發富源以富之。惟富而不均，則仍不免於爭，故思患預防，宜以歐美為鍳，力謀社會經濟之均等發展，及關於社會經濟一切問題，同時圖適當之解決。」（見《孫中山全集》第七卷，2011a：506） 

因此，過去毛澤東統治大陸社會，早在西元1953年12月，有關〈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中，毛澤東就已提出「共同富裕」這一概念，儘管他的願望並未實現，而由鄧小平（1904－1997）深化實施於社會（余永躍與王世明，2012：120—123）。在同一時期的臺灣社會，從蔣中正（1887—1975）到蔣經國（1910—1988）卻極其重視均富，意即希望能抑制資本家，在發展經濟的過程裡，最富的人和最窮的人每年所形成的平均差要拉得很低，窮要有窮的最低限度，富要有富的最高限度。臺灣社會在民國三十九年（1950）時的貧富比值高達15倍左右，民國五十三年（1964）的比值降到5.33倍，到民國六十九年（1980）更降到4.17倍，但從民國五十二年（1963）到民國七十八年（1989年的二十六年間，臺灣卻一直保持8.5％到10％的高度成長，這期間的臺灣經濟奇蹟李國鼎（1910－2001）是重要的推手（莊祖鯤，2014）。中國傳統的經濟政策不僅是要救貧，而且要抑富。臺灣經濟最繁榮的時期，正值社會跟傳統文化高度連結的時期，可是當臺灣社會開始自我否定傳統文化，臺灣經濟就跟著衰落了；現在大陸社會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經濟最繁榮的時期同樣正值高度提倡傳統文化的時期，顯見復興文化與經濟繁榮呈現正比關係。 

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一講中說：「我現在就是用民生這兩個字，來講外國近百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個最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孫中山，2011b：159）換個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可取得大陸的領導權，其實跟華人傳統心態具有社會主義傾向有關，傳統農業社會原本崇尚順應自然，從而形成穩定的社會秩序，對不按照穩定的社會秩序來運行的事情常深懷戒懼，譬如經商常常就是在流動的狀態裡獲得大量的利潤，甚至，經商常不在政府控管的範圍，有各種隱藏性收入的機會，這就讓大家產生「無奸不商」的印象。 

因此，華人對商人有種緊張跟排斥的心理，對農人卻有著天然的同情，總覺得耕田者纔是靠天吃飯的辛苦人，經營者則總給人有點不勞而獲的成見，在思考經濟政策時，政府總希望能「重農抑商」，這是華人兩千五百年來慣有的文化心理。從這個角度我們就可理解中國國民黨當年在大陸的統治「注定要失敗」，因為國民政府當時跟商業階層有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並且支持國民政府者都是軍公教這些參與政府的人員與眷屬，這些人在整個中國社會裡畢竟不是居於多數，因此當共產黨訴諸工農兵這些「無產階層」要翻身，在當年就會契合於主流社會結構的需要。但，如果社會只重視經濟層面而不重視文化層面，同樣會形成偏頗的發展，因此中國社會有個常態：當經濟發展到某個相當程度後，接著文化就會獲得發展，大陸社會現在整體經濟條件大幅改善，接著就會想要往傳統文化回歸。 

即使是商人，當他日常生活變得富裕，他還是要有文化來滋潤生命，只有錢依然會有種虧欠和不足的感覺。商人絕對不會希望被人視作「土豪」，因此有種常態現象：商人只要變得富有，通常就會蓋很有文化品味的房屋，來讓文化充實他內心的空虛，這在臺灣社會就會稱作「起家厝」，意即這是商人家庭的發祥地。並且，只要經濟不再有問題，孩子還是要讀書，《漢書‧韋賢傳》卷四十三中有這段名言：「黃金滿籝，不如遺子一經。」意思是說：與其把滿筐黃金傳給你的兒子，不如交給他一本經書。甚至漢朝規定商人不能穿絲綢衣服和乘坐馬車，這讓富人有錢都沒處花，還不如鼓勵子弟做好學問，如此纔能承先啟後，持續讓家業興旺。多數華人的商人階層都會直接把「事業」視作「家業」，意即最終都要交棒給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專業經理人，因此都會很看重孩子的教育，形成老一輩的商人可能目不識丁的白手起家，其孩子卻可能在國外念到企業管理的碩士甚至博士，然後跟老爸有著完全不一樣的企業經營理念。

 （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三章〈中華文化的五觀：中道不二的生命態度〉，第四節「承先啟後的經濟觀」。）

_{♦ 本文內容刊載於 2026/6/25，不代表本站立場。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