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發願行道，他的生命關懷不是去發展家族，而是通過從事於教育工作，形成道統的延續，期望畢生能「桃李滿天下」，使得他由衷相信的大道（智慧）能持續傳遞下去。其實中國歷來常見這些聖賢豪傑，其關注的核心點不再是個人的家族，但還是一種家族的變相發展。在這種變相發展裡，老師常常會把某些學生視作弟子，將其當作家人，因該名老師看重的是道統的傳承，在這種關係裡，發生關聯的不再是血緣而是道緣，產生的感情不再是親情而是道情。這同樣是換個樣貌來讓個人短生命融入團體長生命，只是這個團體不再是家族，而是「道族」，於是這群師生共同醞釀出道統的意識，在歲月的長河裡不斷的綿延發展下去。 

譬如敝人在《心靈的學校：書院精神與中華文化》這本書第二章〈宋朝的書院〉談到：「范仲淹胸攬天下的興亡，感論國事常會涕泗縱橫，把自己俸祿捐出救濟四方清貧的讀書人，致使孩子還要易衣纔得出門，並置義田千頃照顧鰥寡孤獨的宗親，曾經在蘇州買得南園的土地，本來準備自己建築住宅，經陰陽家告知在這裡建築住宅將不斷生出公卿，他一聽就表示自己家固然可因此顯貴，但，如果跟天下的讀書人都能在這裡受教育，而使整個天下都顯貴相較，自己家的顯貴已經變得毫無意義，他隨即就將南園土地獻出建立蘇州府學，這個府學建築很壯偉，左邊為教室，右邊為公堂，前面有個泮池，後面座落學生齋舍，周圍環繞著高大的樹林與清澈的溪流，剛開始學生只有二十餘人，有人認為學校未免太大，范仲淹卻表示恐怕異日空間還會顯得狹隘，可見他規劃校舍站在很高的視野。他聘請胡瑗來掌理府學，各地有志於大道的學生由遠而至，日後果真養就數百位為朝廷扶持盡責的臣子。」（陳復，2005b：26） 

從范仲淹的例證可知，這就是老師擴大胸懷，心懷道統而從事於教學工作的展現。這裡講的道統的「道統」就是指「人道」。人權從個體的角度出發，而人道是從整體的角度出發，華人從血統發展出道統，這來自中華思想的不斷發展，更是孫中山先生沒有看見的角度。當然，因為孫中山先生主要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思想家，故很難思索到這麼細緻的程度。 

古人重視血緣自有其合理的原因，主要在於農業社會的人要從事耕種，生的孩子越多，勞動能量就越大，收成自然就會更豐富。當前華人社會都已進入到工商業社會，家族生活已經逐漸瓦解殆盡，當上個世代的前人開始思考準備交給下個世代的後人什麼資產，其承前啟後的紐帶，更需要具有精神性的意義。常見華人社會還有人對於生孩子有著強烈的需求，或者生孩子一定要生男孩，這種事情常見於家中的婆婆或先生，甚至不惜跟太太產生劇烈的衝突，可是我們應該正視這個事實：即便你生出男孩，在當前已經來到少子化的環境中，該男孩長大後不見得會結婚，即使結婚不見得會生育，即使生育都不見得會再生男孩。 

血緣系統關聯到家族系統，其背後的癥結就在於祭祀議題，前面徵引韋政通先生有關祖先崇拜的看法，敝人覺得其實的確有值得我們反思的空間，如果我們很在意血緣的傳承（我們不能完全忽略血緣傳承對某些人生命的重要性），敝人建議應該擱置「父系家族」的概念，轉型成「混成家族」的概念，意即每個人傳承自父系或母系，可按照各自實際的生命脈絡與價值反思來重新抉擇，這點敝人想拿自己家中的故事來談。 

敝人的外公陳秉貞先生籍貫在福建省福州市轄內的連江縣，本係明朝陳第將軍的後裔子孫，陳第將軍不只追剿過倭寇，曾經來臺踏查，寫出《東蕃記》這本第一部研究臺灣平埔族的文獻，更是精通音韻的文學家與藏書家。敝人的外公軍職退伍後就擔任教師，畢生熟讀古書，使得我自童年深受其影響，素喜文史哲領域的書籍，敝人的母親是長女，覺得我的性格與情懷最像外公，外公則不希望敝人稱他「外公」，直接膩稱他「公公」即可，但敝人素來有反叛性情，直到公公過世前都不願意這樣改稱謂，後來歲月漸長，對此常心中不無悵憾。 

敝人的名字會取名「復」，其中一個涵義就是紀念陳第將軍「夢雷震而出生」。由於敝人的父親與母親都姓陳，後來希望彌補這個遺憾，我就在臺北家中正廳合立「陳姓祖先牌位」，不再區隔內外，過年時節合祭兩家祖先，如果有人再問我祖籍哪裡，我會告知不論是我的爺爺或公公，他們的故里全都是我的祖籍（爺爺故里則是福建省南平市，同樣曾生活在福州市），甚至我的奶奶或婆婆，他們的家族故事都是我會認真告訴孩子的生命傳承，這包括我的奶奶祖先本係太平軍將領的孩子，父母被殺後漂泊無依，卻被清軍將領發現而悉心扶養長大；或者我的婆婆家中曾有人響應護國戰爭，反對袁世凱稱帝，這些都是我們祖先的故事。現在臺灣社會在《民法》第1059條早已規定「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 

如果從中華本質論來思考中華文化的自我更新，「父母的父母」何須要「內外有別」呢？當我自己生養兩個女兒後，從女兒的角度來看社會，敝人就對於女人結婚是「嫁出去」的想法頗覺得需要反思，臺灣社會常有人嚴正對外聲稱反對中華文化，但面對自己實際利益時，還是覺得應該遵從父系思想，孩子就是父親家族的香火，女兒生的孩子就是「外孫」，殊不知這種想法不去除，成年女人不婚與不育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誰說中華文化就只會「壓迫女人」，而不能順應當前社會環境的變化做出合情與合理的調整呢？姓氏的確涉及人的認同問題，然而，為何人畢生就只能認同自己的父系祖先，而不能單純認同母系祖先或共同認同兩系祖先呢？如果某人覺得母系祖先更帶給自己生命的榮耀感，他從母姓並稱母親的父母為「祖父」與「祖母」，本來應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應該冠上污名化的概念。 

在婚育日漸降低的當前時空背景裡，不只姓氏應該尊重父母兩人甚至孩子成年後的自由意願，稱呼祖父與祖母同樣不應該再有內外，甚至人是什麼族群或什麼祖籍都應該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不應該再拿任何認同的大帽子套到與你不一樣的人身上，如此家庭與社會纔能獲得更開闊的發展空間，關於這點，具有漢族血緣者或許可率先在家中展開社會實踐。 

不過如果只從血緣的角度來確保自己的子嗣綿延不盡，這其實是很不具有現實性的執著，還不如擴大自己思考的意境，提高自身的涵養，讓自己留下精神性的內容，繼續傳遞值得思索的觀點或值得珍藏的價值給後人，這些人不見得是你血緣的子孫，但當他們在談論某個問題時，都需要討論你主張的觀點或實踐的價值，甚至會依循著你對此問題的階段性成果來繼續思考下去，這纔具有精神性意義。 

中國的古聖先賢就已經示範出從血緣意義轉到道緣意義的精神傳承，我們活在這個時空裡，更沒理由執著於血緣，而應該要重新懷有「天下一家」的格局和視野，正如王陽明在《大學問》中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但如果將「中國」視作「一人」，「天下」則是「一家」，這反映出陽明先生尚未意識到「中」字的本意，當我們將「中國」的概念恢復其本來意指「心靈的國度」，則我們應該完成「天下即中國」這一恢弘的理想。 

道脈的傳承需要明確師承，在日本，不論是東京大學或京都大學，直到現在都各有研究漢學的學派，其學風雖有不同，卻都有著嚴格的師承，任何一個博士生沒有跟老師學習八年至十年並稍有所成，老師絕對不會把你當作入室弟子，將治學與做人的真本事傳授給你。但在華人社會，隨著文化斷絕，縱然還有中華思想與中華文化的學術單位，卻都已然跟著西洋學術風格，因「理性化」而跟著「世俗化」，不再有嚴格的師承脈絡，學生來讀書只是企圖獲得學歷，而不在意老師是否有傾囊相授，師生除課堂上講授知識的關係外，沒有其他具有生命意義的關係。 

師承的重要性不在於你加入某個學派就得到某種保護，學派不是教派，更不是幫派，加入某個學派會讓外人特別拿該學風的角度來觀看你的研究，如果你真覺得自己繼承這個學派裡的師承，就不能只有榮譽感，還意謂著你對這個脈絡裡的思想，有責任繼續將其探討得更細緻，繼往開來並將其發揚光大。黃光國教授在《儒家文化系統的主體辯證》中將本土心理學區隔出四層主體：儒家思想學者的主體、儒家學術社群的主體、面對心理問題的主體與儒家文化系統的主體（黃光國，2017：自序）。這個觀念很適合拿來探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的議題，尤其當中華思想自先秦時期成熟後，其開展出的文化系統對本土心理的發展自會帶來深刻影響。 

敝人依據其說法來做更精確的闡釋，譬如心學是儒家文化裡的一支，拿其發展過程來檢視本土心理學，就會有四層主體：（一）個人主體：提出心學的思想家，這些人的思想內容各具特點，訴說該觀點的個人本身就是個主體；（二）社群主體：思想家交相探討的議題，彼此有著內部共通的學術語言，其組成的社群就是個主體；（三）現象主體：該社群發展出來的學風，對社會產生的系統性影響，從而構成的文化現象就是個主體；（四）對治主體：社群成員從事生命涵養的教學或心理諮詢的工作，其面對有困惑的當事人就是個主體，如何從這四個角度來觀看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我們將會在後面的章節來討論。 

組建家庭的本意是通過家庭成員間的互相扶持，讓彼此的生命因此變得更美好。可是如果都不瞭解人該追求怎樣的美好，卻急著找對象組成家庭，結果新鮮感過去後彼此開始吵鬧，甚至離婚，這種無明的狀態，使得生命平白遭受非常大的損耗。民間有種說法叫「歡喜冤家」，好像夫妻不爭吵就不適合組成家庭，這種觀念其實會導致人跟人的一種惡質對待被合理化，最終包括離婚都是自然而然的結果，這是值得省思的問題。 

《大學》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修身排在第一位，接著纔是齊家、治國與平天下，如果我們沒有修身的意識，只是拼命賺錢養家糊口，誤認這就是善盡責任，卻無視自己正拿一種粗放的態度在對待自己和家人，覺得這就是率真，卻導致家庭變成自我孤立與彼此冷漠的環境，這會使得家庭機能日漸不彰。尤其當前科技不斷在飛速發展，每個人手中一部智慧手機，家人間交流的機會更顯得不易。 

當人沒有修身的意識，就會對人與人需要有溫度的交流毫無警覺，於是科技的氾濫只是在助長人的粗放，卻美其名曰「解放人性」，其實只是在解放人的貪慾，於是人就變成只會善用科技的怪獸，殊不知這種粗放狀態首先傷害的是自己，因為沒有修身的意識，人連自己都不會善待，這就是現代人的悲哀，譬如我們現在常見年輕人即使住在家中，每天都把自己關在臥室中玩電動遊戲，日常生活作息失調，不只晚睡晚起，或暴飲暴食或不飲不食，行徑違背宇宙自然規律，時間一久，人變得精神恍惚，甚至罹患所謂的心理疾病，其實就是家庭失能的後果，但問其源頭，常就是父母不修身，無法善盡齊家的責任。 

家和萬事興絕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如果人不去探究促成這種和諧背後的脈絡究竟是什麼，很可能就只是一種掩蓋問題所形成的假和諧現象，臺灣社會現階段的反儒家傾向，某種角度來說，何嘗不是戒嚴時期政府倡導「復興中華文化」卻常在虛應故事的後果？譬如人際關係中常有各種虛情假意的應對進退，卻常會套上禮教的形式主義來勉強人配合，不問心體的究竟，最後社會集體產生大反彈，遂有我們現在看見這種去中國化的浪潮。 

真正意義的家和萬事興，需要藉由涵養自性的意識持續開展，家庭成員間真誠的分享和討論，共同思考怎樣的身心狀態更適合於自己與親人，由此形成深刻而和諧的家風。這樣的家風具有內在性，而不再是種表面的和諧。我們常提倡要做好人好事，可是沒有心靈的覺醒，人無法做真正意義上的好人，殊不知真實的情況反而常是好人在辦壞事，誰不自認是個好人呢？問題是說，當我們做的事情卻實際在傷天害理，尤其是盲目從眾形成對社會的巨大傷害，往往要花數代人的時間去療癒，這就是沒有自性帶來的苦果。 

並且，認識自性還遠遠不夠，更需要將自性的智慧發展成能解決社會問題的知識，這就需要人懂得「轉道成知」，意即把智慧變成知識，從而型塑出一個能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這樣纔能做一個能真正意義的好人。當我們有比較寬闊的視野、開放的胸襟和深厚的知識，從而形塑出我們的社會實踐，就如《中庸》第二十九章說：「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我們需要共同型塑出一批新的知識菁英（新的士人），纔能共創一個心靈覺醒的世紀，這就需要有天下觀，自性的涵養能幫忙人把事情做得更加精緻而精確，這對於恢復盛世極其重要。

_{（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三章〈中華文化的五觀：中道不二的生命態度〉，第五節「天下一家的道統觀」。）}

_{♦ 本文內容轉載自 2026/7/3 陳復臉書，不代表本站立場。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