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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20
現在我們來認識兩漢魏晉時期的書法。漢隸是書體演變過程中的一大關鍵發展,其終結本來不斷變異中的書寫系統,共構「行,草,楷」這三種書體的基本樣貌。康有為(1858—1927)在《廣藝舟雙楫》中說:「吾謂書莫盛於漢,非獨其氣體之高,亦其變製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飛白,劉德升作行書,皆漢人也。晚季變真楷,後世莫能外,蓋體製至漢,變已極矣。」大量考古文物資料表明,如果說古文時期的書體演變是按照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的順序線性單向發展,那麼今文時期的書體演變則是按照「隸書而草書」、「隸書而行書」、「隸書而楷書」這三條路線在發展,因此可說隸書是今體書的鼻祖(王太雄,2014:180)。
東漢末期玄學的興起,使得藝術開始逐漸擺脫禮教的束縛,邁往個體化的路向,這促使書法作為藝術呈現多樣化的發展。這一時期政治上倡導「以書取仕」,收藏與鑒賞名人書法的風氣盛行,書法的獨立性開始獲得確立,許慎(58—147)《說文解字》的誕生即為其中的標誌性事件,反映出「字」的意義《說文解字》替流傳到漢朝時期的文字做出總結,在中國書法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其中「書者,如也」的觀點,對後世書法理論產生重要影響,「如」就是「象」,意即寫書法要從臨摹開始著手。尤其造紙術的發明和毛筆製作技術的成熟,都替書法的蓬勃發展奠立物質基石(張樹昌,2007:97—98)。
西漢已經開始出現書法評論,這種評論雖然還不能說是理論,卻已經是具有自成系統的觀點。譬如揚雄(53B.C.—18)在《法言‧問神》中說:「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意即言語是心靈流露出的聲音;書法是心靈流露出的繪畫;從聲音和繪畫的軌跡中可看出一個人究竟是君子還是小人。中華書法理論發展過程中,目前最早可見的理論探索對象不是篆書與隸書,而是草書,崔瑗(78—143)寫〈草書勢〉實屬第一篇作品,他覺得草書產生的原因來自於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王振遠,2009:7—9),崔瑗表示:「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其大致意思是說:草書的書寫方法比較簡略,主要在因應曉喻百姓的政事繁雜,導致文字書寫更有時間緊張性,讓隸書與草書兩者兼用於不同狀態,能更愛惜光陰與減省精神,這是純粹基於節約與效益角度而做出的權宜措施,哪裡必然要遵循古法來寫字呢?顯然當時社會對於草書的書寫容有不同的意見。
第一個具有理論批評意識的人是東漢趙壹(生卒年不詳),其寫〈非草書〉持著強烈反對大家正流行使用並特別看重草書的觀點,他說:「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為哉?」他覺得寫草書本來是為求簡易而迅速,但因大家都推崇草書,使得寫字反而變得既困難而緩慢,這是嚴重失去其本來存在的意義了。畢竟每個人的氣血與筋骨都不太相同,心思有粗糙與精密有區別,運筆的手更有巧妙或鈍拙的差異,因此書法的美與醜,有賴於寫字者在心思與手指的靈活度,怎能勉強大家都寫草書呢?
這段文字替我們保留住草書剛開始發展早期展現社會學習熱潮,儘管趙壹反對書法的藝術性而強調書法的實用性,並覺得寫草書對於經國濟民毫無效益,然其展現得反思卻恰恰開拓出書法理論的先聲,使得其批評內容與批評方法有著很奇怪的絞合(陳振濂,2018:29—36),這的確是書法理論本身的里程碑突破,敝人覺得強調書法的實用性本身並不是在反書法,畢竟趙壹只是反草書而不是反隸書(後者是當日的政府文書),但更要注意趙壹本人同樣精於草書,他只是意在指責那些「因書廢道」,只在意書法工拙的人(王鎮遠,2009:11—12)。
東漢蔡邕在〈筆論〉中說:「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意即寫書法的重點是抒發懷抱,先讓自己的性情淋漓盡致的展露,接著纔能展開書寫。如果只是急著完成書寫,即便使用中山兔毛做的毛筆,都無法寫出佳品。《論語‧學而》第一記孔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學智慧不能口中說智慧,生命不實踐智慧,練書法實際就是在練「書道」,通過書法來琢磨智慧,就可發揮療愈人心的能量。書法是中華文化的精華,認識書法對於認識智慧是極其重要的路徑。書法常常注重空白的經營,強調在無墨的紙張中施展才華,這就像做家庭系統排列或良知導引術的時候,很多空間要留白,因為要有這種留白的空間,人纔可形成排列。
在家庭系統排列中,空白處有時意味著缺位,有時則是使者朝向的位置,而該位置往往就是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的地帶。練書法和做排列或做導引其實是同一件事情,都遵循「虛實相間」的原則。有墨處是字,無墨處同樣有字,有字的位置固然很重要,無墨的位置更重要。黑是白的依據,白是黑的憑藉。黑與白相輔相成,虛是實的參考,實是虛的映照,虛和實互相聯繫,這就是老子既對立又統一的思想,被書法表現得淋漓盡致,心體就是這虛實兩極的軸心點,故意或片面強調視覺藝術,會忽視書法對身心的修養意義,會模糊掉人在練習書法過程中的主體地位,更不瞭解書法是驗證心體的重要工夫,人一出手就知虛實,無法矇騙任何人。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法得到空前發展,其最重要的特點就在於書法理論的空前發展,使得當時的書法家已真正意識到自己在從事於書法創作(陳振濂,2018:6),會有這種現象主要原因在於經學統治的衰落,思想獲得解放,人們不再從實用與否來衡量書法的價值,於是書法從政府文書發展到日常文書,各種書體日益完善,就進入到藝術的層次,書法作品百花齊放。尤其魏晉玄學的發展更有益於理論思維的開拓,使得玄學的觀念,如自然、通變、虛靜與形神,都成為書法論析中的命題,書法理論接續提出,促進書法創作向更深的層面發展(鄭軍健,1995:56)。隨著楷書在這一時期的興盛,隸書被更簡化的楷書取替而退出實用狀態,可說楷書已變成「隸書的行書」。唐朝時期儘管還是有隸書,此時的隸書已不是該一時期的精神象徵,風格比較浮華,沒有個性化特點。
魏晉南北朝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楷書作品當屬王羲之的〈黃庭經〉、〈樂毅論〉與〈東方朔畫贊〉,其特點是清秀、簡潔與大器,雖是楷書但不呆板,既保有傳統風格,卻靈活變化,每個字都有其鮮明的「個性」。王羲之師法被譽為楷書鼻祖鐘繇(151—230),相對於鐘繇楷書還遺留著寬鬆的字體,帶有隸書的扁平特點,王羲之的楷書則字體結構緊湊且修長挺拔,去除隸書的既有痕跡,使得楷書的基本型態獲得徹底完成(王志軍、張明慧、永年,2015:312—313)。
王羲之寫書法強調「意在筆前」,他在〈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中說:「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意即在寫書法前,先專心研墨,聚精會神屏息思慮,事先觀想字形的大小、筆勢的仰和臥、平和直暨振和動,讓字的筋肉與氣脈貫通,在下筆前就先構思好字的整個架構和脈絡,然後再書寫成字,這段全過程就敝人的理解與體會而言,就是涵養心體做工夫的過程,其《筆勢論‧察論章》第十一說:「若不端嚴手指,無以表記心靈。」意思是說:能端莊嚴肅的全然掌控自己手指的運作,就能自由表記心靈。顯見王羲之的確已有這層意思,雖然有人覺得這只是從嚴格法度的角度來談記錄心靈,立論並未站在心靈本身(陳振濂,2020:2),敝人覺得縱然如此,書法與心靈二者首度被連結起來討論,實屬開創性的觀點,並且,王羲之的書法教學很適合當作諮詢師引領當事人展開書法治療的辦法。
魏晉時期中國書法有「南帖北碑」的說法,當時南方擅長行草為主的帖書,北方則擅長隸書為主的碑書。帖書就是把書法寫在紙上或絹上,然後用活字版印刷出來;碑書則是刻在石頭上然後拓印下來。南方的帖書更多的是生活裡來往的書信,展現出平民日常生活的層面,主要用於抒發情感;北方的碑書常都是用於寫墓誌銘,或埋在墓裡面,或立在墓道上,主要用於記載事蹟,因此士族的宗教氣息比較重。練習楷書最忌諱純粹依葫蘆畫瓢模仿他人,其實練習任何書體都重點在掌握其精髓與神韻。元朝書法家鄭枃(生卒年不詳)的著作《衍極》卷二記載鐘繇說:「筆跡者,界也;流美者,人也。」意即筆跡只是一種形象,能否感受到美感,則由人的心靈創造出來。張懷瓘在他寫的〈文字論〉中說:「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意思是說,寫文章要費盡辭藻纔能表達出完整的意思,但寫書法只要寫一字,就能看到書寫者的心靈。
行書是五種書體裡最符合日常生活書寫要求的書體,行書與楷書相比更簡易且流暢,與草書相比則更容易識讀,其具有很強的兼容性,若跟楷書結合就稱作「行楷」,若偏向草書則稱作「行草」(王志軍、張明慧、永年,2015:233)。行書到今天都還在使用,與這些優點高度相關。東晉時期社會的文化氛圍開始轉向內在和精細,人的個體意識開始覺醒,並這使得行書開始變得日漸成熟,更說明行書是種很適合涵養自性的書體。後世的共識皆謂天下第三行書是北宋蘇軾(1037—1101)的〈黃州寒食詩帖〉;天下第二行書是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天下第一行書則是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書法通常要求佈局均衡,可是寫到某種意境時,字的大小不見得均衡,〈蘭亭集序〉的佈局就是字的大小不一,過程不斷變化,呈現出一種灑脫與率真,可見行書跟人呈現自性其實可高度結合。
(本文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八章〈盛衰交替:兩漢魏晉文學與藝術的風華〉,第一節「文學與書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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