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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中旬的時候，當我在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訪問的時候，我非常高興見到了老朋友于淥院士。我也不太記得什麼時候見過他，大概都是在80年代的時候，不過一定在1986年前當他受聘於聯合國（義大利）國際理論物理中心為凝聚態理論部主任。
見到了於淥令我想起了我跟理論物理中心的另外一位元教授的往來。在1981年，當我剛從丹麥哥本哈根的玻爾所回到美國費城的時候，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是來自我的一位新加坡老朋友章禮南。當時章禮南是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的物理教授。電話裡他告訴我說他們那邊有一位訪問者來自北京，是一位物理學家。禮南也告訴我過了幾天這位訪問者會離開他那裡，轉去紐約市立大學去訪問他的哥哥章義朋，也是物理教授。章禮南接著說費城剛好在維珍尼亞州跟紐約的當中，而且費城又是美國的立國古城， 所以我願不願意接待這個訪問者跟他的夫人在我家住幾天，同時陪他們看看費城的風景。我毫不猶豫答應下來。我甚至沒有問他這位物理學家的名字，也沒有問他是在中國的哪一個單位。不過我記得告訴張禮南我住的房子很小，不知道對他們會不會很委屈。我不記得禮南有說什麼，我只記得他笑笑而沒回答。
過了幾天，在我家門前來了一對中年夫婦。他們倆人一見到所給我和我太太的感覺是可用誠懇兩字來形容。見面之後，他們馬上對我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我記得我告訴他們我們房子很小，希望他們不要太過介意。我記得那位男士給我很爽快的回答，那就是［我們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住的是筒子樓。所以你的房子再小，跟筒子樓一比的話，只能用豪華兩字來形容。］我記得當時他講了那句話我沒有任何的反應，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是［筒子樓］。
這個要到一年以後，我到了吉林大學去訪問，看到好朋友吳成禮跟他夫人跟兩個兒子住的9平方米的屋，煮飯在走廊，廁所在走廊兩端的筒子樓我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不知道為什麼，或許是在我們的小屋內從來沒有接待過這樣的中國客人，同時這兩位夫妻十分寡言，所以我記得至少有一天以上我並沒有請問他們的大名。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吃早餐的時候，我才向他們道歉，然後請問他們的大名。女士先說她的名字叫鄭愛琴(假如我沒記錯的話)。男的說:［我姓周，名字叫光召。］我聽了立刻嚇了一跳。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我就聽說中國有一位著名物理學家叫周光召，他著名的理論工作［贗向量流部分守恆］我還花了時間去讀過。周光召對中國的貢獻是無人不知。所以我做夢也沒想到作為一個年輕的助理物理教授，我和我太太和我們7歲的女兒竟然有幸在我們家能夠招待周光召夫婦。
周光召夫婦在我家住了大概三天。在這三天內我們把費城周圍的景點逐一地仔細看完了。我們看了美國的自由鐘，舊國會大廈（獨立宮），在費城附近的一個非常有名的花園，還有在我家附近的一個景點叫Valley Forge，那就是華盛頓再跟英國打獨立戰爭的時候的一個很有名的兵營。周光召給我的印象就是每到一個地方去訪問他都問非常準確的問題。這表示他們來費城之前已經對費城做了應該做的功課。
我記得在那一次認識了周光召後，之後我每次訪問中國的時候，只要他在場的話，他一定會走過來跟我握手問好。我記得有一次我的同行人員感到非常驚奇，中國科學院的院長竟然會特別走過來向我問好。這很可能使她對我的尊敬忽然上了一層樓！
周光召當了相當多年的中國科學院院長。在他任內中國也起了非常大的經濟、文化和科技的轉變。這個轉變也對中國科學院帶來了變革的動力。到今天，中國科學院也開始成立了所謂［中國科學院大學］。我相信這是因為科學院除了做純科學研究之外，也要把科學院的人才投入教育當中。這種轉變所需要的一定是非常有遠見的領導。我猜想周光召在他當院長的那段時期一定也為了這個可預期的轉變鋪好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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