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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28
在過去的一個月裡，隨著 COVID-19 的肆虐傳播有增無減，以及喬·拜登毫無爭議地成為美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美國將在經濟上與中國 “脫鈎”的聲音越來越大，而且來自各個政治派別。
美國國內的“脫鈎論”讓我想起了 2008 年的全球經濟崩潰(或全球金融危機)。相當意外的驚喜是，2008 年的經濟崩潰和 2020 年由 COVID-19 引發的經濟崩潰分別始於世界上兩個最強大的經濟體。
2008 年，它始于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破產。毫無疑問，美國的金融服務公司雷曼兄弟是當時這個行業的世界首強。經濟崩潰一旦從美國開始，它就像一種金融病毒一樣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美國隨即啟動了量化寬鬆(QE)的金融政策來緩解這一情形。量化寬鬆的進程之一就是美國財政部印出超量的錢投放到市場。
2020 年，COVID-19 始於中國湖北的省會城市武漢。隨著病毒開始在西方世界如野火般蔓延，“脫鉤”聲音開始出現，且目前甚囂塵上。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不禁想起我曾經受邀參加一個重要的會議並在會議結束時講幾句話。
2009 年，我成為臺灣一家頂尖研究型大學國立成功大學的高級執行副校長。在那個職位上，我有幸認識了這所大學的許多頂級教員，其中之一是謝文真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培養的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
那一年，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幫助下，謝文真教授組織了一個題為“金融海嘯後的工業重建”的研討會。這次會議的特邀演講人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經濟學家。作為會議的組織者，謝教授請國立成功大學的校長在會議結束的時候講幾句話。不幸的是(或對我來說幸運的是)校長有一件已經排定不能更改的事情而不在城裡。所以我就成了“B計畫”。
當謝教授與我接洽時，我的第一反應是長久的沉默。除去在讀大學本科時選修了一門經濟學入門課程 101 之外，我的經濟學知識少而又少。此外，我一直不喜歡談論“空洞無物”的東西，例如天氣。
但由於謝教授的堅持，不接受這個邀請實在不是一個選項。所以我接受了。
在會議開始前的整整一個星期，我不得不長時間地思考我該說些什麼。我試了無數次，想把我要說的話寫下來。但是沒用。
就在會議開始前，靈光一現，我突然能夠寫下我的演講的中心主題，就是下面這些話。
“整個20世紀，亞洲在心理上一直與西方“勾連”在一起，這是可以理解的。西方有優越的經濟和智力強勢，所以亞洲相當自然地將西方視為“卓越的標準”。不過，在這段時期之後，西方社會和經濟的弱點明顯地暴露出來了，這可能是在現代全球經濟中，亞洲第一次能夠在心理上做到與西方“脫鈎”。這並不是說亞洲應該在經濟上和智力上與西方脫鈎；我說的是“心理上的脫鈎”，是消除對西方的依賴。不這樣做，亞洲就不大可能發展出一種堅定的自信，21世紀也肯定不會是亞洲的世紀。”
當我寫下上面這段話的時候，我覺得我的手被某種未知的力量引導著，不受控制地一個接一個寫下這些詞彙。事後我才意識到，這些概念實際上一直在我的意識深處盤旋。
毫無疑問，在一篇 113 個單詞的文章中出現了三次“脫鈎”，意味著這個詞的意義就是文章的主題。我所說的脫鉤是指：東亞人，而不僅僅是中國人，必須在三個世紀的屈辱之後首先重建他們的“自信心”。
世界以如此錯綜複雜的方式交織在一起，這在經濟學上是肯定的，我不能確定如何“脫鈎”才能避免發生災難性的意外的後果。但是我很確定的是，如果在文化上東方和西方不能從心理上脫鈎，亞洲人將永遠無法建立起真正的自信，而沒有這些，東方和西方就無法為人類找到一個共同的未來。
翻譯：徐湛|清華大學
馮達旋|絲路智穀研究院 首席顧問
核子與核天文物理、量子光學與數學物理領域的專家，在美國和臺灣多間大學及企業服務超過30年，曾出任M. Russell Wehr講座物理教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理論物理組主任、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研究副校長兼任物理系教授、美國五百強企業SAIC任副總裁、臺灣清華大學與成功大學資深副校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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