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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7
刊載於78年1月30日自立晚報
編按：司法院第四廳廳長吳天惠夫婦行賄疑案暴發後，司法風紀問題又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曾擔任檢察官的張靜，在本文以負責任的態度，公開了當年他抗拒關說與干預而辭職內幕。他沈痛的指出：「司法公信力低落的最大原因，就在於司法界本身的關說與干涉」。只有司法界本身鼓起良知與道德勇氣，揭發關說與干涉的黑盒子，否則，司法革新永遠是神話。被司法界認為耿直的張靜已起了個頭，是不是會有更多的司法界人士會挺身而出，相信全國人民都在期待。
一月十一日司法節當天，前司法院第四廳廳長吳天惠暨妻蘇岡律師涉嫌行賄案發生，因新竹地檢處劉學魁首席一紙移轉命令，造成高新武檢察官的抗命不從，產生了司法倫理與司法正義間之矛盾，終而凸顯了在提昇司法形象與司法革新聲中，司法首長與司法關說，干涉的問題。
高新武的行動，歷經懷疑、抗爭、折衝，以至迄今完全被肯定，博得全國民眾的支持。在他為爭取偵查權最艱苦的階段，我義無反顧挺身而出聲援他─更貼切的說，應該是聲援司法正義，因高新武個人榮辱事小，司法正義事大，我因而對社會公布了當年我請辭花蓮地檢處主任檢察官之真相。我誠摯地希望，吳天惠案不應祇是一個個案，而是藉著它，喚起司法界的良知與覺醒，正視司法公信低落的最大原因，就在於司法界本身的關說與干涉。這個神秘的黑盒子，一日不打開，司法革新就永遠祇是神話。
雖然現在重提一年前辭職的往事，遭致司法界懷疑我的動機是在作秀，我原來的長官也一一否認曾對我有任何辦案的指示，甚有將我今日的行動，歸之於當年不滿調任雲林地檢處情緒化反應，更有人責難我，為什麼陳涵首席待我不薄，我卻要去抖落這些事情？這些說詞，說穿了，其本質與吳天惠案的發展如出一轍。正如有些人懷疑高新武的動機是愛出風頭、性好表現，批評高新武大案搶著辦、小案擺著睡覺，劉首席也否認他下條子移轉與上級首席有關，並一再強調移轉是因高新武未結案太多，其絕非因受到壓力而移轉。然而，吳天惠被拘提釋放後，公然出入劉首席辦公室，又在主任檢察官辦公室內撰寫聲請交保狀，司法機關從未曾如此禮遇被告，這就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嗎？
接著，吳天惠斷然否認認識陳松棟，在林洋港院長調動其職務後，更表示絕對服從，不會像高新武「鬧情緒」，不聽首席指示。法務部也官樣文章的指示要高檢處了解。吳天惠案上演至此，所有司法首長的反應均屬「正常」。這是一面鏡子映出現在的司法界，碰到特殊案件，如果可以用行政體系壓下來，就儘量壓；如果壓不住，就換人辦；如果換不了，就急忙撇清自己；將被關說、干涉的對象，形容成具有某種人格上的缺陷或瑕疵，打得他在司法界灰頭土臉。
吳天惠案輿論譁然首長態度前後迥異
幸而，吳天惠案在全國輿論全面的支持下，有了突破「司法慣性」的發展，但我不認為這是出自司法首長的心甘情願，主動地有所感悟及實踐，而係迫於輿論壓力不得不為之更易。在高新武成功地「護法」之後，諸君可看到截然不同的反應，劉首席不再透過他人說要用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條偵辦高新武了，林洋港院長也不再說「事未易察、理未易明」的話了（事實上，林院長就此案的表現應屬最具智慧的首長），蕭天讚部長則扛著李登輝總統「肅貪」的大旗，不再說要儘速查明該案，而改口說在偵查終結後，對於承辦人員有功則賞，有過則罰。
可是，大家有無退一步想，萬一高新武今天失敗了，他將會有什麼悽慘的後果？辭職去法務部門口擺地攤？記過免職？鎯鐺入獄？或上了司法黑名單永世不得翻身？或用當年長美巷案件處理手法對付？今天有多少優秀的司法官，可以認真辦案，摒除外界的金錢誘惑，但在面對上級長官或特權關說的壓力下，感到身不由己，而頻生挫折感？有多少風骨凜然的司法官，因為良知的堅持，而付出慘痛的代價？有多少司法官受了委屈而默默不語，因為講出來就會被扣上「犯上」、「忘恩負義」的大帽子？我為什麼要將往事重提？講出來對我的名譽、律師業務，可能祇有壞處，我甚至做了最壞的打算─被司法首長控告妨害名譽，黯然入獄。
但我不禁要高喊，為什麼司法首長天天將司法革新掛在口邊，實際卻每下愈況？為什麼有百分之四十二的民眾不相信司法是公正的？到底是「革新者」出了問題，還是「被革新者」出了問題？吳天惠案顯然已暴露了其中的癥結，專司「司法革新」、「司法風紀」的第四廳廳長，竟然扛著廳長的金字招牌，除了不該有的人情關說外，更牽涉到違法的金錢行賄，他的心態是有恃無恐，誰敢在太歲爺上動土，萬萬沒想到踢到高新武這塊鐵板。司法界內部的特權關說、干涉，才是讓正直的司法官束手束腳的真正原因，也使得一般民眾相信官司擺不平，是因為未找到有力人士關說之緣故。
回想去（七十六）年一月間我離職前，曾對花蓮新聞界的一些朋友說，在中華民國我最喜歡幹的公職就是檢察官，但我卻在今天不能不辭職。為什麼當時我不得不辭職？說來湊巧，前年十一月間的中美智慧財產權研討會，因一篇論文直指司法界的五項缺點，遭致眾怒，以致後來我自動請辭時，許多人都推測係與那次會議言論有關。其實，單純上述原因，我是壓根兒沒想到要離開檢察官崗位的，只是後來或多或少成為我決定辭職的考量因素之一。真正的辭職原因我當時不方便講，對於外界的揣測也未予置評。
接辦大漢工專弊案決心重振司法威信
話說七十五年十一月下旬，內人徐玉蘭自台北地檢處辭職轉任律師，未及一月，法務部就發布派令，遠調我至花蓮地檢處任主任檢察官，多少含有要我迴避的意味，我也認為理應如此，欣然就任，當時我才三十歲，成為我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主任檢察官。七十六年一月四日，我接下沈明倫主任檢察官所移交的案件，大漢工商林坤鐘案是其中一件。該案自七十五年十二月開始偵查，我接手前僅開過一次偵查庭。
在研判案情後，我發覺大漢工商帳目混亂，帳不查清，無以為繼，而花蓮地檢處並無查帳預算，首席李訓銘要我向高檢處陳首席爭取，陳首席爽快答應，隨後在七十六年三、四月間動用高檢處第二預備金核撥了三萬元。會計師林耀星以幾乎貼老本的作法，持續查了近半年的帳，先後寫了三份查帳報告。查帳期間，林坤鐘曾透過各種管道、各式手段想疏通本案，他甚至公開揚言，毒玉米案他都擺得平，大漢工專的案子怎會擺不平？大漢工專董事會執行秘書張學陵亦為本案被告，也對外宣稱地檢處檢察官已被他們擺平了。為此，我下定決心徹底偵辦，絕不讓司法威信受到懷疑，本案的蒐證，也格外詳盡細密，以期毋枉毋縱。
然而，本案在七十六年六、七月間就有了變化。回想有天，陳首席在他家中談到前司法行政部長王任遠曾向他提及林坤鐘案，陳首席要我仔細查案，將來結案時要先向他報告。過二天，花蓮李首席也向我提及有上級長官（非陳首席）受王任遠之託關切此案，李首席交代我務必查證確實後再行起訴，以免被判無罪。我也據實以報陳首席之交代。
約八月底九月初，我認為偵查已接近完成，李首席指示我先寫一份犯罪事實之摘要，隨後李首席與我同回台北高檢處面見陳首席，李首席有事先行離去，我報告案情後，陳首席認為我所提有關林坤鐘逃漏稅捐的證據不足（此部份後來仍被起訴），還有一些疑點待查。當時陳首席再次提到王任遠，並表示：「王任遠對我說，他已派人查過了，張靜這個人脾氣很怪，什麼人的話都不聽，祇聽你陳涵的。」
尊重陳首席的指示，我又將卷宗帶回花蓮繼續偵查。不多時回到台北，陳首席又向我提起在某黨國大老公祭儀式時，正巧遇上王任遠，王任遠將他拉到一邊，復行關說此案。
拆穿陳涵緩兵之計堅持結案終被調職
十月初，我與內人再去陳首席家，報告案件已可起訴，陳首席當即要我再擺一段時間，因為九月二十八日在總統府的教師節紀念會上，王任遠又向他關說此案，現在迅即起訴，對王任遠面子不大好看，我也應允最遲年底結案。
差不多每年十月，正是檢察官填寫調動志願表的時候，每位檢察官可填三個志願，我當時因內人懷孕待產想早日回台北，就填了台灣高檢處、士林分檢、板橋分檢，但我也知道以我的資歷不可能如願，所以志願表填歸填，倒也沒期望一定調得成。
七十六年十二月初，我撰就了起訴書，幾近六十頁，李首席稍作文字修改，即打電話給陳首席表明要起訴林坤鐘，陳首席要我立刻將起訴書及卷宗帶到台北向他報告。陳首席明講要我不能結案，理由是案情尚未查清。至此，我已了解以前的拖延，不過是緩兵之計，因為陳首席所要我查的，說穿了，除非被告坦承不諱，否則不可能再查，我當時即衝口而出：「首席！照你這樣講，大官都不會犯罪了」。臨走前，我沉重的說：「在離開花蓮以前，我一定要起訴此案」，隨即掉頭而去。就是這兩句話以及堅決結案的態度，使陳首席對我甚為惱火。
我明瞭自己的處境。十二月十四日，花蓮地區一二審檢察官聯繫會議在天祥召開，晚飯後大家邊走邊聊，我即向花蓮高分檢首席林榮耀及李首席表明願續留花蓮，不希望被調動，林首席應允在十二月十六日召開之人評會上幫忙。十二月十六日李首席又為我打電話向部裡反應我的意願。十二月十七日，我因次日點閱召集於下午五時回台北，得悉終被調到雲林地檢處，考慮不及十分鐘即決定辭職，並掛電話回花蓮給李首席，李首席的反應也很驚訝：「怎麼愈調愈差了？」李首席仍勸我不要辭職，次日，李首席並為我跑了趟台北，但我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婉謝了慰留。我雖熱愛我的工作，但如無法堅持理想時，我就毫不棧地走了。
既然辭職，林坤鐘案如何了？我也考慮過，不管李首席在起訴書上蓋不蓋章，我就召開記者會，對外公佈起訴書，再表明受王任遠、陳涵關說而辭職。但我當時「一念之仁」（高新武則說我是婦人之仁），乃隱忍未揭發，臨走花蓮，我曾對幾位新聞界朋友說道：歷史自有公論！祇要司法界容得下我，我還要回來！
此時公布去職真相抖露司法革新阻力
這是我去職的經過。後來林坤鐘也終在七十七年十月底被提起公訴，祇不過起訴犯罪事實已「縮水」不少。對於案情，我無意置評。我所關心的是司法大環境在這一年中，有無改善。聽說中國時報曾在台北地院做過一次問卷調查，調查各種干涉司法之原因，結果是司法首長的關說、干涉高居榜首，中國時報卻一直未對外公布此調查結果。吳天惠案的發生，讓人心對司法正義沸騰，也造就了我公布去職真相的最佳時機，我要讓社會知道，司法革新的真正阻力在那裡？我在此重申，司法首長是司法革新的關鍵所在。今天我甘冒一切的大不諱，就是因為「我愛陳涵，但我更愛司法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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