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7/11
香港反送中逰行，到七月一日暴力衝擊香港立法會，反送中和平遊行質變。但一小撮年輕人暴力行為，和廣大市民和平遊行，內容性質是不同的類別，要分開來看。
一九五O年之前，這裡沒有所謂香港人的自我稱謂，會説我是廣東佛山；廣東石岐；上海人；潮州人…不會自稱我是香港人。大家都是來自不同省份居住在香港的香港居民。我們都是中國人。一九九七之前，香港華人沒有國籍，要申請護照可以申請英國海外護照，不是英國護照，也不是每一個長住香港的人都有資格申請英國海外護照。香港居民可以申請香港身份証充作護照，那是表示居住在香港的無國藉的居民證件。一九九七之後，香港居民可以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護照，或英國海外護照，才開始有香港人的自我認同，有別於我是上海人；廣東佛山人的自稱。自稱我是香港人，有別於我是中國人，或有別於我是香港的中國人；自我標示「我是香港人」的自稱，大都只局限於四十歲以下的少數香港居民，亦只在這十數年間蹦現出來。
香港原本是小漁村，十數戶漁民。沒有內亂，沒有戰禍，就沒有香港人口高速成長。之前，淪落這裡的香港居民認為這裹是借來的空間，香港從來都不是他們的永久的家。六十、七十年代，韓戰、越戰、金門炮戰給四小龍躍飛衝天的經濟榮景。國共內戰、三反五反、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廣東逃亡潮，翻山涉水，香港人口超級膨脹。香港殖民地政府，採取開放政策，安全抵港就可以落地居住，大部份都有香港鄉親接應，所謂鄉親也不外乎是表哥的表姊的小侄，或鄉裡狗仔家的阿叔的表哥。所幸，香港大部份都是新來居民，體驗過天下淪落人，戰禍人禍的幸酸，大都給不知何來的鄉親一些幫助。再者，香港斯時是四小龍老三，急需吸用大量年輕勞動人口，多多益善，能翻山渡海安全抵埗的，勢必年輕壯實，因此都能迅速就業。國共內戰，上海廣東各省各地，有錢的帶來黃金，有技術的帶來技術，杜月笙就帶來黃金門生。殖民地政府發瘋地興建廉租屋，容許天臺鐵皮屋，這些低微刻苦的人口，就是如此，共同創造了香港四小龍老三的奇蹟。香港流行歌，我地呢的打工仔，做生做死做奴隸，是當時打工平民最好的寫照。那時代，比照中國大環境，沒有階級鬥爭，沒有飢荒，在香港，好好活箸，就是福氣。政治問題，階級鬥爭，人權問題，管他的呢？
六十，七十年代香港，有原住華人買辦，所謂高級華人，附寄屬殖民統治階層，歸類自己是英國人，這類人種畢竟為數極小，和今天自稱不是中國人的香港人並非同類。這類當時的高級華人，認為自己是英國人，不會自稱是香港人？説自己是香港人，對這些高級華人來説，是自貶身價的。
沒有韓戰、越戰，就沒有香港灣仔，銅羅灣的繁華；沒有美國信用膨脹，先使未來錢；沒有歐洲戰後和平歲月，就沒有亞洲四小龍。香港當時的工業，是勞力密集的輕工業，所謂工廠林立，是一幢幢的工廠大廈，一層樓，一間房，最細的千多呎，三、四個工人就是一個厰，上百人的廠是大廠了，李嘉誠發跡是塑粒成型的跳馬蹓機開始。香港是個充滿機會的天堂，年輕人畢業，750港元月薪是好收入，機會滿滿。初中畢業，到工廠區，黃竹坑也好，觀塘也好，工廠大門，貼著招工的，進去就上班。有錢的去賺錢，窮的可以去打工，那是愛拼就會贏的天地。回顧三個小時之外的大地，香港是天堂。總督是老遠的英國外派的，一人就是總督，一票就是英女王委任的一票，自由民主人權，可以叫，可以談，但這裡沒有。政府不喜歡你，你就是不受歡迎的人物，不用理由就可以遞解出境。警察敗壞，所以有大貪官葛柏。香港殖民地時期，香港居民曾經有過反送英的人權示威嗎？沒有。
香港反送中，是反對修改逃犯條例。修改逃犯條例內容是：在大陸、臺灣、澳門犯了殺人、強暴等37項罪刑逃亡香港的人，可以被引渡回犯罪地審判。決定可否引渡的權力從立法會改為給法庭，把權力從政治人物手裡回歸給法官。修改逃犯條例的其中一個起因，是臺北地檢署正式通緝香港男子陳同佳，指陳同佳在臺北殺害女友潘曉穎後潛逃香港，但臺灣香港沒有引渡協議，無法向香港申請引渡陳國佳到臺受審。逃犯條例，不是新增條例，原本就有，現在是修改。修改條例讓有關部門合情合理修訂即可，因何越級升高到香港人權？不能好好坐下來談，非要上街抗議不可？又何以能引發上百萬香港居民冒雨上街遊行呢？
反送中，反對修改逃犯條例只是引子。真實的背景是抹之不去，久存內心對中國中央的不信任感。當然，還少不了美英日的搧風點火。但，殖民地回歸祖國，回到祖國懷抱，很多地方是血流成血才能做到的事。香港是和平回歸，曾經是殖民地的香港居民為何不充分信任祖國呢？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原住民，九七回歸之後成長的年輕一代不足百分之二十。香港居民歷史上，絕大部分是中國逃港難民，他們愛中國，但歷史創傷讓這些逃港難民不敢輕信中央，此所以，九七回歸，出現中産階層離港潮。也是歷史原因，造做香港成為自由港，金融中心，轉運大港，還是亞洲四小龍老三，這些眩目的歷史光彩，有些香港居民過分自大，忘了所以。
逃難到港的香港居民，目賭三反五反、大鳴大放，歷史殷監，他們心裡有很多問號？階級鬥爭天天講，信得過麼？歷史原因，不要怪他們缺乏充分的信任感！所以，香港人看中國問題，慣性地會放大看不好的。也是歷史原因，香港居民對權力高度敏感，對權力的不安全感尤其尖鋭。他們不會認真去看中國如何掃文盲、扶窮鄉，養活十多億人口，數十年間成為世界工廠的空前成就。香港知識階層遊離在緊靠中國，積極融入，成為廣東、深圳、澳門、香港大生活圈的領頭羊。或保持隔距，緊抱昔日餘輝，自我膨脹，於是，不知不覺間，活力、創造力日漸姑萎。
一九九七，香港回歸，香港GDP1773億美元，占中國大陸18.6%。二O一八年，香港GDP2630億美元，占中國大陸GDP2.66%。中國大陸成長速度遠高過香港。2019年，香港GDP增長率0.5%，深圳是7.6%，廣洲是7.5%，香港瞠乎其後。香港是貪富懸殊十分畸形的城市，百分之五十的香港頂級富豪是地產房屋發跡的商人，他們趴在地產房屋的紅利上，吸盡香港所有行業血汗毛利。香港經濟結構，金融貿易物流的GDP佔40%，聘用人口30%；專業旅遊GDP17%，聘用人口近20%；香港昔日工業都跑到中國大陸去了。香港720萬人口中，有101萬生活在貪困綫下，有一半的家庭，月收入不足2.5萬港元。香港高屋價的條件下，香港人生活艱困。歷年房價屋租上漲，超過了薪金收入的增長速度。中國大陸經濟感冒，香港經濟就大感冒，中國大陸經濟水漲，香港就水漲船高。貿易戰影響出口，香港立即受害。這是説，香港人要清醒認識自己的地理位置，東方之珠的奪目光彩，需要中國大陸給電給油。再者，我們香港昔日優勢，和粵深廣今天比較，我們正在日漸流失優勢。
香港在英國殖民地一百年的歷史中，從來都不是政治自由，人權至上之港，港英政府認為你是不受歡迎的人物，不用任何理由，就可遞解你出境。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是國家的一份子，香港就要對中國國家安全，政治秩序，充分認可。在此前題之下，中央給香港地方最大的空間，最特殊的政策，體現一國兩制的確切落實。這些，中央和香港就要互相共同建立充分的互相信任感，才能把紙上信諾，落實變為切實執行的一國兩制的政策。
香港政府歷屆領導人，是殖民地政府訓練出來的高級行政官。殖民地訓練出來的行政官，可以是稱職不貪污的有效率的官。但這些人性格上勢必謹小慎微，規規矩矩，不見得有政治抱負遠見，但會有切實執行政策的忠誠，不需要長遠眼光，就任期間，不出錯，不犯事，如是好官。此所以，香港政府政策看不出長遠規劃，大疆不在香港，在深圳；華為在深圳，不在香港。香港政府錢多得不知如何花用，寧可派錢給居民，不會去廣建廉價民屋；寧可抬高地價，增加稅收，不管民生居住疾苦。反送中的年輕人，不見得講得清楚為什麼反送中，但他們很清楚，他們畢業即失業，他們可能勞碌一輩子，賺不到一間棲身之房，他們前途茫茫，他們一肚子火反現實，反政府。
香港歷史上，有多次超過百萬人的遊行，但都和平有序，香港人特別重視穩定。七月一日有些年輕人武力衝擊香港立法會，損壞香港區徽，懸掛英殖民時代港旗，其代表意義和訴求就不是反送中，而是另有圖謀，反中。這和爭取一國兩制，相距十萬八千哩，是完全兩碼子的事。這些年輕人不是臨時起意，一時衝動的行為，而是經過慎重表決之後有計劃的行動。這些年輕人代表了什麽？要爭取什麽，知法犯法的底氣在那裡？有哪些外力介入，是要認真追究的。這一小群人的暴力行為和廣大市民和平遊行必須分別看待，不宜混為一談。香港人一向重視穩定，看不起暴力的行為，任何性質的暴力動亂，對香港一個彈丸小島而言，都是大災難。
年輕人高舉自由民主人權的大旗，自認是站在正義的高點。香港年青學子，大部份都讀過美國總統甘乃迪的名句，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在我們力爭兩制之時，也要捫心自問，我們為一國做了多少？當這些人破壞立法會，懸掛英旗的時侯，和昔日殖民地高級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自認自己是英藉高級華人的被殖民心態，有那些不同的心理底層思維？又更或是根本就是另有背景？香港知識階層，接受近代自由民主人權思潮重視一人一票，港人自己選舉香港特首是他們至高無上的神主牌。之前的示威逰行，卑微要求，居然都打回票了。你這香港政府特首，究竟是我香港人選舉的呢？還是中央委派的呢？立法議員選舉，幾個毛頭小子，靠嘴砲叛逆當選，為什麽叛逆就可以當選呢？增修逃犯條例，是法制問題，法制歸法制，專家法官審奪不就結了嗎？示威遊行個啥呢？是因為香港人對落實法制法治的能力打了問號？胡錦濤講憲法法律至上，溫家寶説認真學習憲法，習主席説憲法的靈魂在於實踐，一再加強要求落實法治。
毛澤東的和向打傘，無法無天的時代早就過去了。香港人吵啥事了呢？不能光只是説，我沒有信心。因為，信心也不過只是藉口，一個渲洩點。香港真正的問題，是財富極端懸殊，財富超高度集中在地產商集團的富有人家。香港已經沒有什麽工業，所有工業都跑到中國大陸去了，昔日工業大廈，今天大部份己分割為劏房住人。所有服務行業都要頂住高租金生存，香港是全世界土地樓房最昂貴的城市。深圳、廣州的貨櫃出港實力己超過了香港，深圳、廣州、珠海，廣東綜合實力已經遠超過香港，香港唯一剩下的老本是開放的金融，但上海深圳也正快步超趕了。粵深港澳大彎區是一個空前大機遇，粵深澳不會給香港地産商發大財的機會，香港別無他途，只剩下必須要全心全力融入粵澳深港大灣區，才能繼續發熱發光分一杯匙。
香港立法會有七十個議席，三十五個是功能組別議席，亦即是金融、法律、教育、工商等團體的代表，其他席次是地區民選。這個特質是有錢的地產人話事。香港貪富懸殊，地價天高，大部份市民收入，追不上屋價屋租高企的壓力。香港政府一直沒有正視困境，和這特殊議席結構有關。香港民主派的人堅持，香港一人一票選特首，才是真民主。也有人認為，現在制度也不錯，折衷派認為；現存制度不妨做些修改，例如選舉團占50%，另50%一人一票，選舉特首。如何選舉特首，一直是很多香港人心中之刺，究竟是選舉的程序重要，抑是治理效能重要是另一回事，擺在眼前的問題是，這個香港政府著意做規規矩矩的好官，沒有足夠能力認真正視到香港極端貧富懸殊，廣大市民承擔不起居屋重壓，年輕人就業困難，收入扛不起食住負擔的這些現實困境。市民尤其是年輕人一肚子火燒去政府，撲向特首。特首認為，我如是勤力盡職好官，錯在那裡？特首做好官的自許沒有錯，是錯在只知道高高在上做規矩的官。香港市民現在要的特首是要深入民間，解決高屋租低收入的現狀，帶領香港經濟再上高速大路，有眼光，有魄力，解決民生，有指引前景的領導特質的特首，最好是來一個香港李光耀。但香港就是香港，香港人要看清楚自己的地理位置，政治現實，爭取兩制，就要認真正視一國。
粵深港澳大灣區，是香港第二次大機會。今天的粵深珠，經濟寶力，配套設施，發展潛力，已勝過香港。香港人執著堅持兩制，可以，但也應該全心全意衛護一國。如此，一國兩制，才能名實雙符。我們香港人，如何妥善活用作為更開放的社會的歷史因緣，雙語教學，法治傳統和金融優勢，和中央雙方充分信任，良性互動，才能完全融合粵深港大灣區，香港不能錯失這百年一遇的大機會，為香港創造新的生命，增添更強的活力。中國水漲，香港船高；中國水退，香港船沉。中國水漲，我們非要逆水抓去淺灘擱淺，明知不可為而固執為之，是錯誤的選擇。粵深港大灣區表面看我們彼此是命運共同體，明白人卻都很明白：粵深珠澳，沒有香港，大灣區緊靠中國，仍然大步向前。香港沒有了粵深珠澳，能獨立活著可會是奇蹟。
香港一國兩制，不是天掉下來的自然產物。是香港前一輩人，費盡心血精力，好不容易才爭取得到的。經濟開放，自由空間都實在得來不易。不斷的重復讉責暴力衝撞，只會加深惡化對立，有害於落實兩制。除非別有用心，故意暴力製造對立，那又當別論。因為上街遊行可以表達不滿，發洩無奈，但切實要做的仍然是要對症下藥，坐下來誠心討論。政治問題往往須要多次折衷往返，互讓互諒，用智慧和耐心磨出彼此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香港的中國人在這個時刻，不能再朦朧焦點，混水摸魚。如果選舉自己的特首，是香港人落實兩制的首要訴求，則一國的精神也是我們必須認識堅守的底線。
香港的問題是貧富過度懸殊、民生壓力太大，又見不到香港政府任何解決問題的措施和魄力。香港面對粵深珠的高速成長的壓力，政府束手無策，市民前路茫茫，內心不安又不服氣。香港得益於自由經濟，金融發達，自由法治的傳統，香港人自負高，自信強，但面對粵深珠高速成長，香港優勢漸失，香港人內心煩躁不安，香港人覺得香港政府毫無作為，這個政府好像不是為香港工作的政府。
香港人執著落實兩制，卻又軽忽堅持一國，不認真在現實政治中折衷商量。香港人善良溫和重視穩定，給了一小撮人被外力利用的機會。中國之大，所以中央敢於試點給政策，深圳就是這樣子給政策試點成功出來的，小農村變大城市。鄧小平十分勇敢的先見之明，遠大眼光，為中國打下了偉大復興的基礎。
習主席的中國偉大復興也可以充分信任香港，給香港一個一國兩制的試點。中央可以給香港全中國最大的特優政策，全面落實一國兩制的承諾，中央和香港共用智慧創設機制，讓香港人感覺到他們在選舉他們香港自己的特首，給香港特優的政策。香港在中國衆多城市中，經濟、科技、教育、工業成就也許不過如是，但香港的歷史因素，一國兩制的代表意義，在世界中自由經濟的典範，香港人堅持信念，維護信念的意志力，這些特質是中國任何其他城市難以替代的。落實承諾，給香港特殊再特殊的政策，香港必會在大灣區共創一個新天地。這會是中國向全世界宣示和平崛起的最佳示範，也體現了中國不可被忽視的良制治國的國家實力。在香港的中國人，會得益於中央給予的特優政策，香港要兩制，就不會忘記一國。如是，一國兩制，在中國偉大復興的進程中，香港必能彰顯身手，再次輝耀奪目。香港人，我們彼此共同建立多些信心，讓我們告別反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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