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天，中華民國僑生
何步正
2021/5/24
一九六三年某一天早上，香港九龍彌敦道666號五樓，中國學生週報學術組有一個例行的講座，這次開講的題目是詩詞欣賞。我那時候是中學生，是該學術組的組員 。
這次開講的是一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平頭、瘦削、紮實。這年輕人講詩詞欣賞。
開講了，他自我介紹，剛自台灣軍訓完畢，講了一些在台灣軍訓和讀書的趣事。他講詩詞欣賞的內容我都忘記了，但他推介去台灣上大學的事，費用不高，讀書風氣好，社會穩定平和，我是牢記在心。
這年輕人說，他叫戴天，在毛里求斯長大，去台灣唸書，今天應中國學生週報社長胡菊人之邀，來這裡和大家認識。會後，很多同學向他打聽台灣升學的細節，我聼過了上心，決定去台灣升學。
香港的英文書院是五年制，中文學校是六年制。我唸的蘇浙公學是英文書院五年制，畢業後轉輔人書院，讀六年級，專心去考台灣的大學。
一九六五，順利考上台灣大學，是戴天的後期校友。
胡菊人和戴天年紀相若，都是我的前輩。我還是中學生，是中國學生週報學術組組員的時侯，胡菊人是社長。星期天，我通常早到，全社無人，胡菊人教我下圍棋。圍棋初階我是胡菊人的學生。日後六十多年，和胡菊人和戴天都保持著經常的來往。
在台大唸書的時期，我主編早期的大學雜誌。鄭樹森主編文學部份，經鄭的引荐，偶有和白先勇、戴天、尉天聰見面招呼，和戴天談起他來香港開講的往事，才知道，這世界，有時候，很細。
及後，我主編萬年青叢書和常春滕文庫，和白先敬的晨鐘出版社，是當時一九七〇年代，自由中國、文星先後關門之後，夠膽出書的兩個毛頭小子。和白先敬聯合登出書廣告，開書城，很多人都為我倆抹一把汗，真夠膽。也正因此，和戴天等文人見面多了一些。
一九七二，我返回香港，入明報，主編經濟版。胡菊人是明報月刊總編，在同一層樓辦公，戴天是明報和明月的經常作者，因此，和胡和戴天見面的機會稍多了些。後來加入高信彊，有台灣來的朋友，都大致上會敍在一起。熟了，就沒有所謂前輩後輩了。
及後，戴天去了加拿大，住多倫多。我香港美國兩邊跑的時候，都特意在多倫多停留一二天，比較不那麼勞累，又可以見一些老朋友。政大梁換釗是多倫多新聞界老手，每次都是梁開車，我倆一起去接戴天出來吃飯，戴天喜歡喝白酒，我不喝酒，用茶作陪，他和梁倒是喝得愈喝愈大聲公。戴天談興一向話題多多，上天下地，是西遊老手，是一個容易相處，可以無所不談，典故樂趣
念舊的人。有一次，他告訴我：「步正呀，你要趕快找林悅恆，請他寫幾個字，他現在是名家，他的字值錢。」林悅恆也是台大，和戴同輩，是香港友聯出版社老總，殷海光的海外書信轉接，都經由林中轉，我作為香港僑生的身份，做了殷海光和林悅恆的信差，親身帶信。戴又給我胡菊人在溫哥華的電話，可惜不通，可能是錯記電話了。戴説：「步正，你要時不時和這些老友通話。」戴天就是熱心腸，念舊。
戴天是僑生，在六十、七十年代，台灣用美援資金放入僑生政策。台大靠新生南路現時大堂的地段，就是僑生十一到十五宿舍的所在地，有港澳僑生之外，還有很多來自韓國、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南亞地區的僑生。宿舍橫門出口，有晚上開業的大排擋。晚上，這裡是廣東話僑生的地盤。李永平和戴天的僑生歲月，就在這裡。
那段時間，同輩畢業的僑生，一直都在文教界工作的，我認識的，就有很多，如卓伯棠、孫隆基、朱國能、馮耀明、鄭樹森都在大學授課。搖筆桿寫作當編輯的如邱立本、謝悅漢、李默、甄燊港，依然默默耕作開講。獨是，李永平、戴天，都高齡告別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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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戴天病逝多倫多 追尋文化自由與無限創意 ☆來源：亞洲週刊
丁果
2021/5/17
本來以為，熬過二零二零庚子年的人，會在二零二一年苦盡甘來。但是，曾經在毛里求斯生活長大的「殿堂級文學大家」戴天（原名戴成義）沒有等來他熟悉的盛夏陽光，於五月八日在加拿大多倫多逝世，享年八十四歲。儘管戴天一直不願意以詩人自居，自稱只是「一個寫詩的人」，但他的詩集《岣嶁山論辯》及《石頭的研究》等，一如他的戴天之名，立於天地之間，讓人欣賞，讓人回味。
戴天：以文學心超越意識形態對立
更令人感嘆的是，如今的世界，在人際關係上早就「分崩離析」、「黑白分明」，但戴天以他貫穿於人生的「文學之心」，成為一道超越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分歧的絕佳風景，在六十年代的台灣、七十、八十年代的香港文學天際線閃耀。從香港移居加拿大後，雖然沒有在亞洲那樣活躍，但他的文學氣場，照樣讓我們這些加拿大華人感受強烈。
戴天廣闊的世界
從地理上說，再也沒有人比戴天更有「世界」的背景了。在非洲東部毛里求斯長大，法文流利，到台灣大學外文系讀書，與白先勇、李歐梵等人同學，畢業後又去美國愛荷華大學深造，並先後定居台灣、香港、溫哥華，法文、英文、中文皆造詣很深。
從文學編輯身份來講，戴天也是履歷赫赫。在台灣時，與白先勇等人組織文學團體，創辦《現代文學》，其雜誌和所刊的作品對台灣文學及世界華文文學都影響甚遠。定居香港後，戴天先後為《盤古》雜誌編輯和創辦人、《八方》文藝季刊編輯顧問、今日世界出版社編輯、總編輯、《讀者文摘》高級顧問、《信報月刊》總編輯等，為香港文學、財經、新聞諸領域貢獻良多。
從詩人、作家身份而言，戴天更是豐富多彩。散文集《無名集》、《渡渡這種鳥》等均膾炙人口，而為《信報》撰寫的專欄《乘遊錄》、《鑿空談》等，長達二十多年，為香港的人文精神注入了難以言喻的文化養料。
戴天不是聖人，卻是有情有義之人。因此，他在昔日受訪談到自己取「戴天」筆名的意思時，否定是「不共戴天」之意，而是取自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的「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之意。
故人談戴天
香港文化人董橋在憶及戴天時稱，「戴先生有法國闊少派頭，十足進出希爾頓鷹巢雞尾酒會的翩翩人物」，「他的筆是健筆，酒後依然清醒」。詩人辛迪如此評論戴天：「爽朗中有婉約，豪放中有沉思，談笑中有微言大義。」顯然，戴天不是那種「憤怒出詩人」類型的詩人，而他幫助張愛玲出版散文《張看》後，他與張愛玲的通信信件流入拍賣市場，還引發了色彩繽紛的八卦流言。
我採訪與戴天同為文學報刊雜誌大師級編輯、在溫哥華定居的瘂弦，他在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香港客座期間與戴天交集互動，關係很好。他對戴天過世感到悲哀，覺得疫情下的時代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些重要的人一走，也帶走了昔日的輝煌。瘂弦直稱「戴天是香港的一個文化奇蹟」，「是從文學到文化的通人」。瘂弦認為，戴天學問掛帥、文字精湛、人緣極佳，是香港最重要的文學風景之一。
瘂弦在香港當客座的時候，就是頂著戴天的大名，在文學界、編輯界、新聞界路路皆通。戴天移居多倫多後雖然走動大減，但戴天凡到溫哥華或者回香港、大陸途經溫哥華，都要約瘂弦小酌深談，回憶過往。
瘂弦最後說，蓋棺論定，戴天一生精采多姿，對得起他所處的這個時代，也對得起與他交往的朋友故舊。
我自己覺得，戴天去世，最感悲痛的應該是他的摯友、香港資深媒體文化人胡菊人。
戴天（後左一）與白先勇（前右二）陳若曦（前左一）李歐梵（後中）等
被瘂弦戲稱為在溫哥華「韜光養晦」的胡菊人，一直深居簡出。幾年前，我在北京大學終身教授嚴家炎夫婦回京之際，邀宴胡菊人夫婦、瘂弦為他們餞行，之後就沒有再碰面。我去信胡菊人夫人劉美美女士，請胡菊人就戴天去世講一些話。美美女士稍後就傳來：菊人說，老友過世，十分惋惜和思念。短短十幾個字，我可以讀出胡菊人的心頭之痛。回看六十年代末，戴天叼著煙斗，與胡菊人、胡金銓、高信疆等一幫朋友吃飯、喝酒、聊天的老照片，個個風華正茂、意氣風發，激揚文字，指點江山，令人感慨。台灣和香港最好的文學時代，正在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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