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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二〇一四）的有一天，我的博士論文導師劉老師懇切地問我：「雨亭，你們外省人為什麼不能和本省同胞坐下來，好好談談，一起來建設台灣呢？」我很驚訝他會如此令人意外地、直接地提出這樣本來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問題，我猶豫了一會兒，回答：「從來沒有本省同胞主動地找過我，而且，這幾十年來，外省人在台灣好像是被認為是「潛匿的賣台者」。」其實，這是遁辭，我沒有說完全的實話，真實的情形是我們都不同程度地浸泡在統獨藍綠的染缸中載浮載沉，互相對立，看不出有脫困的機會。
劉老師認識我多年以後，才發現這世界上居然真的有像我這樣的「外省人」，對於國民黨的歷史論述幾乎完全相信，視為真理，而且無法同理心地對待其他不同政治信仰以及不同成長背景的族群，常常帶著傲慢與義憤的情緒看待自己和周邊的人和事。近年來，國民黨越來越式微，外省第二代普遍失去了心理與權力的倚恃，日漸顯示出軟弱與焦躁。在中國大陸，國民黨被清洗其歷史，在台灣則被民進黨和台獨否定其貢獻，於是外省人表現出傳統中國人缺乏道德高度以及獨立的個人人格的原色，外省人已經不敢像兩蔣時代那樣公開地批評中共，卻對民進黨和台獨的嚴厲批判中看出其真實和造作混雜的敵意。
這期間，有一位大陸來做台灣社會研究的年輕人，認為我很有外省人的「代表性」，便一直來了解我的看法，他經常地想說服我，說中共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政權，我們外省人對共產黨有許多的偏見。我非常驚訝他的說法的一再重複而且聽不進不同的意見，慢慢發現他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外省人」，幾乎完全相信共產黨的歷史論述，視為真理，無法平等地對待其他不同於中共政治信仰的黨派，常常帶著義憤的情緒看待自己和周邊的人和事。
不少曾經在解放後在不斷的政治運動中的受害者，在海外成為民運分子，只要出現一點大陸的負面消息，他們就迅速地廣播開來，口誅筆伐。如果有人提出說近年來大陸有些方面確實很有進步，這些人不是沉默不語，就說是權貴謀利，要不然說是「五毛」分子在造謠。這些人對於反共產黨的歷史論述幾乎完全地相信，無法合理地對待中國政治改良派的思維和政策，更常常帶著義憤的情緒看待自己和周邊的人和事。其實他們的「寧左勿右」，無意中阻礙了大陸緩慢曲折進行的政治改良，反而往往激化了政治上的激進派。
十多年來，大陸上經濟發展迅猛，在總體經濟上漸漸接近美國的水準，一帶一路的戰略被一些西方國家視為威脅，於是不少中國同胞的中國民族主義開始高昂，常常口中「崛起」、「崛起」地訴說與相信中國不久會成為世界第一。實際上，中國在政治和文化領域上還需努力地進步，而且不是一件簡單與短時間內可以做好的工作。鄧小平生前一再交代「深挖洞，廣積糧，不稱王」，現在大陸形勢好了還沒幾天，不少人就認為天下大好，超英趕美要「稱王」。對於美國的民主體制、整體國力和美國（包括許多西方國家）一般人的生活方式的優質性以及創造性思考與動手做的自發性優秀文化過於輕忽；而對於台灣的遲遲不願臣服統一，感到不耐，動輒以武統相逼，甚至還有「留島不留人」的說法。這是一種長期窮困、自卑、孤立以後突然富裕起來的暴發戶心態，把中國老祖宗說的「驕兵必敗」、「風水輪流轉」的歷史教訓丟在腦後。許多人對於反共產黨的歷史論述幾乎完全否定，無法同理心地對待其他不同政治信仰以及不同成長背景的族群，更常常帶著傲慢的口吻和情緒看待周邊的人和事。
近年來，我開始主動地去接觸到一些台灣社會中綠營的朋友。我們在嘗試溝通中驚訝地發現彼此的看法和願望居然常常處於座標的兩端，才知道過去七十年來，雖然一起居住在台灣這個孤島上，我們卻是不自覺地在兩條平行線上行走，對於對方十分陌生而且充滿了成見。而傾向台灣獨立的朋友們對於反國民黨的歷史論述幾乎完全相信，無法同理心地對待其他不同政治信仰（包括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以及不同成長背景的族群，常常帶著義憤的情緒看待自己和周邊的人和事。必須了解，他們的「去中國化」的原動力，其中一部分是來自於馬關條約清廷割讓台灣予日本以後，歷史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殖民性，使他們在心理和文化上受到很大的傷害和扭曲。這種因素，在民進黨全面執政以後，開始出現類似大陸經濟暴發戶的情形，有著無法控制的政治暴發戶現象，認為台灣人的新時代來到，甚至於少數基本教義派（基教派）有一種極端看法，認為國民黨由於歷史問題，已經是道德上的犯罪，必須以正義之名在法律上予以清算，完全忽視國民黨在台灣長期來的建設以及外省族群的強烈感受。這種在歷史中受苦者的報復心理和情緒，短時間內要獲得舒緩與康復，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在這樣子的令人難以忍受的生態中，仇恨得到滋長的厚實養分，極端的語言不斷地在不同政治信仰以及不同成長背景的族群中發酵出來，像毒草一樣地蔓延，使年輕人們也日益染上了對立的觀念和情緒，要改變這樣的狀況是相當困難的。謙虛和寬容的語言簡直沒有存在的空間，一個人若稍稍有想改善不同政治信仰以及成長背景族群之間關係的言行舉止，很快就被目為「失去立場」、「不了解實情」、「偽善」、「必有所圖」等等的「第三種人」。於是這個人在心生恐懼之餘，便趕緊退回自己歸屬的政治「部落」裡。
在這樣子藍紅綠調色板上混色產生各式各樣的政治部落中，不同部落與其中家庭及個人目前的政治與經濟處境決定了他們的信心、價值觀與世界觀，在歧視與不信任其他部落的視野中，同時認為自己部落的正確性是無庸置疑的。如此多重性格的對立生態，使得我們中國人（廣義的中國人：包括大陸人、台灣人、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目前分裂不和的狀態和雅瑪遜森林中許多的原始部落，其實沒有兩樣，一方面對於「他者」感到十分陌生、疑慮與恐懼，其中摻有許多幻想、膨脹與歪曲的成分，一方面在心理上並不真實的仇恨對方，因為根本並不了解對方，而現實生活中缺乏溝通的場域，也無從了解起。於是，類戰爭、準戰爭和實際戰爭的發生和進行，是正常的現象。我們如果說，這是黑格爾所形容的人類族群的自我異化（self-alienation），是有深刻意義的，由於異化以後的敵我族群意識已經固定化，為了保護自己存在的意義，產生對於他者的反壓迫下的壓迫性，反而出現了原本自己反對的壓制性與暴力性。
事實上，不同政治部落由於各自成長歷史中的殘酷壓迫經驗，其族群人性中產生出嚴重的病態性色盲與盲點。也就是說，藍紅綠部落中的人，看不見自己族群的缺點，卻看出其他族群的種種缺點，同時認知到自己族群的種種優點，卻認不出其他族群的優點，這是一種在對立生存環境下產生出的基因，這種基因使我們不斷肯定自己，否定他人。雖然在自我省察中，我們在心中清楚地明白自己的以偏概全以及故意扮戲，但是部落的族群意識強制地掩蓋住我們的良知，使得我們自己跟著強化了落後的部落意識，以忘卻自己部落過去以及現在仍舊進行的集體的過犯所產生的自責。
在這樣多方面的互為「他者」的自省關係中，我們思索：有什麼觀念和作法可以讓大家一起來尋找與解開當前看來頗為複雜的中國近代歷史遺留下來的歷史謎題的可能方向？參考韋伯所說社會倫理學中的兩個典範概念，一個是責任倫理，堅持當下職務應盡的責任，一個是心志倫理，對於未來美好的想像。由於部落的族群性已經形成，其各自的倫理與道德性也固定化為其賴以為生的機能。比如說在共產黨的社會裡，固然曾經有過嚴重的政治變動，但是文革後三十年的進展相當程度地合理化了目前共產黨的治理正當性，於是在大陸社會生活的人們，必須擁有責任倫理，以堅持當下職務應盡的責任，以及心志倫理，不放棄對於未來美好的想像。如此，強化了遵守共產黨思維與話語的社會性，鞏固了共產黨的統治。同時，民進黨為了合理化了目前的治理正當性，其支持者也必須擁有責任倫理，以堅持當下職務應盡的責任，以及心志倫理，不放棄對於未來美好的想像，如此，強化了遵守民進黨思維與話語的社會性，鞏固了民進黨繼續治理台灣的社會基礎。而在野的國民黨，由於其傳統性的黨組織的鬆散，缺乏中心思想以及一直產生不出有魅力的領導人，其支持者對於擁有責任倫理，以堅持當下職務應盡的責任，以及心志倫理，不放棄對於未來美好的想像，這兩項關鍵支撐一個團體在困難中生存的樑柱，已經渙散。因此國民黨有可能從曾經輝煌的歷史中逐漸退場，除非國民黨能夠找到能夠帶領國民黨再起的領導人。從這個過程來看，政治權力固然是一切的基礎，但是思想的權力仍然扮演著改變現狀的重要角色。因此，在改良當前的政治結構的同時，深入而廣泛地學習與思考以產生高於當前狹隘部落政治與族群意識的思想與品德，才是真正引導中國人往前行的依據。
回到現實，如果我們過於樂觀地認為在目前的生態下，只要兩岸統一或獨立，船到橋頭自然直，凡事都會慢慢變好，我們就會犯錯。從中國各個朝代的歷史來看，從來很少真正以溝通解決問題，最後常常走向戰爭，國共內戰就是一個最近的例子。所有戰爭前的溝通都是假象，以至於終於圖窮匕見。也就是說，彼此都預備好了自己的「匕」，所謂溝通不過是個捲匕用的圖。我們要警覺中國人（其實包括日本等東方國家）不擅於溝通以達成互補與合作的習性，認識到這是我們文化裡一個嚴重的缺陷，就是防人心過重，不相信世界上有可以共同遵守的普遍道德與原則。由是，中國人有統戰的天生概念，卻沒有真正的外交務實雙贏經驗，也就是說，以統戰工作取代外交與溝通，目的和結果就是你死我活。未來，我們必須高度警惕我們數千年來形成的文化基因中的缺陷，不要妄自尊大，否則結果很可能又再度跌個跟斗。中國人普遍有不願意面對問題、逃避問題的傾向，將問題丟給有權力的人去煩心和處理，自己只願意做個跟隨者，最多是個焦慮的關心者，這容易造成大錯，而導致集體沉淪，過去的共產黨和國民黨目前就是這個情形。只有每個人都能學習獨立自主地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才能將價值鏈有意義地結合起來。中國人普遍不自由，首先是心理上的依賴他人，尤其是國家和領導人，然後才是政治制度的問題。這是我們和西方人之間明顯的區別。許多人認為中國政治需要改善，不知道首先需要改善的是個人，而且不是別人，就是我們自己。
因此，我們冷靜地思考，對於我們身處的困境，必須找出各種可能性的方案，以為共同溝通與討論的主題，雖然我們幾乎從來沒有在對立的環境中這樣地行為過。由於我們從來很少有雙贏的經驗，我們過去的經驗，常常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因此最好我們不要完全依靠自己的慣性和辦法行事。如果我們能夠放下自尊心、自大狂與自卑感混濁的情緒，多方面地請教其他族群甚至國家的建議，我們有機會走出我們百年來重複過的錯誤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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