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2008年）我在台北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自傳體的《上校的兒子》，七年後的2015年，北京的文史出版社幫我在大陸也出版了這本書。之後，很多大陸朋友訝異這本書怎麼會通過審查的？因為這是一本談台灣外省人第二代的心路歷程，對故國的思念，對父母的懷念，對1949年的傷慟，對於兩岸親人的處境，對自己家人的未來，感嘆幾代人的飄泊離散，看不見未來可以有一個定點，盼望有一天我們這艘飄泊了七十年的舟終於可以下錨，說「嗨！總算是到了頭了！」然後，帶著家人上了岸，不管是北國風光，還是江南煙雨，可以安穩地、喜樂地落戶，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國，從此不再有鄉愁，也不再有恐懼。想像中，我像民初的一個老頭，穿著舊長袍，戴著瓜皮帽，抽著旱菸，喝著濃茶，坐在四合院裡，看著自己的妻兒孫子女，那滿足幸福的味兒，好像幾千年來，咱中國人就該是這副模樣。
在《上校的兒子》裡的一篇〈也談張愛玲和我的母親〉中，我這麼說：「一九四五年四月，日軍佔領中國半壁江山已經接近八年，再過四個多月日本就要投降了。那時張愛玲二十四歲，在上海日據淪陷區寫的作品：『晚煙裡，上海的邊疆微微起伏，雖沒有山也像是層巒疊嶂。我想到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種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一九四五年的以後六十年，我在台北看山，陽明山、紗帽山、七星山、大屯山……，在台北的北疆起伏，青山綠水，山中有嶺，嶺後有山，山往下落成丘陵，起伏綿延，幅員遼闊，再往北走，就接著大海。雨天，山巒沉在雲煙裡。我自幼家在陽明山腳下的芝山岩，一九九一年回國後住在距離芝山岩四五公里的天母，逢到雨天有閒我就走進山中，稠密的山林裡，濃蔭高大的相思樹林間歇遠遠地隔著火紅的野櫻花樹，在雲霧細雨裡看深谷、聽澗水蟬鳴，自有一種靜謐中的喜悅。一九四九年我的父母離開大陸到今天，我想到許多人的命運，我的父母，我在大陸家鄉的哥哥、親戚，我的妹妹與弟弟的家庭，我自己家庭裡的妻與兒子們，妻的父母與她的姐弟，看到了三代的身世。……不知為什麼這幾年台北給我孤島的感覺，像一九四一年租界淪陷前的上海。」又說：「想到上海，是我媽一九五○年離開中國的城市，我媽和張愛玲的生死幾乎同年，長的不像，但是味道像，那個年代的女人都有那股味道，穿著藍布旗袍，上了淡粧，抱著穿著厚襖子的孩子照相，甜蜜安寧中看出亂世中淡淡的哀愁，一個古老的國家在動亂中離開傳統走近現代的最後美感。」
1949年前媽媽和哥哥們
我媽是四川成都人，我外公是個屠戶，所以我家幾代都習慣性地吃蹄膀、回鍋肉、紅油抄手，我太太也繼承了我媽媽的部分手藝，我的兒子們這一代也跟著吃蹄膀、回鍋肉、紅油抄手。媽媽一九四○年前後從成都到了上海，學到新生活方式，比如說穿旗袍、高跟鞋、跳舞、抽煙、打麻將。男人對她來說是惟一的依靠。一九四九年，爸爸是軍統局下的一個警察，在混亂中先逃到台灣，媽媽帶著三個孩子在蘇北，路子怎麼走？她只有一個人先到香港，再想辦法在台灣找到我爸，等時局平定，就回來接孩子。過了四十幾年，兩岸從來沒平靜，三個孩子，也就是我哥哥，在大躍進時都餓死了。我媽到死咱們沒讓她知道，她心裡可能明白，也裝了一輩子。媽媽一九九四年年底在舊金山過世，活了七十三歲，我從台北攜長子趕去，看到棺槨裡躺著的母親，摸著她冰凍的臉和手，我號啕大哭，在地上打滾。火化後我帶回一小瓶骨灰，現在放在我家的酒櫃裡，靠近媽年輕的照片邊上。我媽葬在洛杉磯，每次去掃墓，在洛杉磯一大片整齊的山坡墓園裡，看到我媽的名字居然會平躺在一小塊黑色大理石上，無法想像她當年在四川、南京、上海、香港、台灣、再到陌生的美國，這麼長的歲月她也熬過來了。媽媽走了以後，這二十多年來，我覺得從來沒有離開過她，媽媽一直在我身邊、在我心裡。爸爸六年前過世，爸爸的名字也平躺在媽媽的名字旁邊了。以前父母都在的日子，過年除夕夜，晚飯前，爸爸都會失聲哭泣，想念他在亂世中過世的母親，也就是我的奶奶。到了這幾年，我在除夕夜，我也開始想著我的父母，不禁泫然欲泣。
1957年父親和我在台北劍潭
四十多年前，每年春節除夕、大年初一，爸爸帶著我們孩子們在台北芝山岩的院子裡燒紙錢，熊熊火光印在爸爸和我們的臉頰上，爸爸口中唸唸有詞，說「楊家祖先來拿錢喲、楊家祖先來拿錢喲……」，我們孩子們跟著一起唸。那時，我常想，咱蘇北爺爺奶奶的靈魂怎麼能飛越遙遠的台灣海峽找到咱們家呢？更不用說外公外婆要沿著長江一路飛過來，而且，還要飛回去呢！那是我家最幸福的十幾年，正是大陸文革的時候。到我大學快畢業時，爸爸告訴我，要去美國，而且不必回來了，我才知道，原來爸爸從來不認為共產黨會放棄攻台，而楊家的後裔要再逃，逃出一個靠著台灣海峽圍起來的「圍城」。以後，我們家就慢慢地開始往近代中國人共同的離散命運行去了。
1950 年代最苦的父母在台灣眷村生活
去年（2017年），台北一位中年女教授告訴我：「這兩年，常有大禍臨頭的感覺。」她和我一樣是外省第二代，也就是說父母中至少一位是從1949年國共內戰中國民黨失敗後遷徙來台的。她說的，就是外省人其實一直沒有忘記的1948年長春圍城的大禍臨頭之感。而在我的一些本省籍朋友中，包括幾位綠營教授，雖然偶爾對時局感到不安，卻沒有像我們一些外省人中有這麼強烈的、接近痛苦的情感。搞台獨的人不像我們外省人那麼怕共產黨，真是令人意外，可能是台灣是他們的，反正共產黨來了，了不起「一國兩制」，可以當特首又能繼續擁有地產商業，說不準，地價房價會漲個幾倍呢！所以，看他們一面靠著美國拉攏，一面和共產黨逆水行舟，偶爾眉來眼去，說幾句讓共產黨氣得跳腳又啼笑皆非的「格言」。他們演的這齣戲還真不是咱們外省人能演出的，咱外省人和共產黨及大陸同胞是真心合意地要好好建設中華民族的未來，但是外省人失去了政權，又普遍沒有在還算承平的時代搞點房地產弄點油水，相信清廉政府，又老是等候著蔣氏父子帶咱們回大陸，結果近年來外省人普遍沒權沒財，於是不論共產黨、台獨、美國、日本都看不上眼了。這兩年來，許多外省人成了民進黨執政下的「新遺民」，情緒不是過於激動，就是太過低落，但是一點辦法沒有。
1960年代的台灣
這些年來，我們的痛苦是什麼呢？是真的感到中華民國可能有一天會結束了，也就是說，要亡國了。我們父母1949年倉皇離開祖國，在蔣介石帶領下，在台灣勉強撐起了一個局面，升起了中華民國的國旗，國沒有亡，還硬是仗著毛主席「倒行逆施」大搞政治運動的三十年，咱台灣稱機從小資產階級搞到資本主義，居然走出了一個活局。後來台灣的中小企業在1980年代勇敢地（其實多數是不合法地，所以說是“勇敢地”）去大陸配合共產黨改革開放，許多賺了錢，也帶動了大陸的民間經濟。文革後三十年，這幾年，大陸改頭換面，好多人穿金戴銀，指點江山，於是咱台灣相形之下，又回復到小資產階級的島民場面了。
這兩年來，當中共的飛機開始繞台飛行，遼寧號航空母艦開始接近台灣海峽，當台獨年輕人到蔣介石陵寢上潑漆，民進黨不斷地以轉型正義之名抄國民黨的財產時，我們開始意識到，1949年的腳步好像又近了，我們不是要亡於台獨，就是亡於共產黨，只是先後的問題。原來，我們父母當年是這樣的感受，在大難中，他們居然能夠在幾千里之外，逃離家鄉，離開親人，跑到台灣這麼一個陌生的島嶼上，一住，就沒回去過，等再回去，一切都人事全非了。當年來台的外省人約一百五十萬人，只有六億中國人中的千分之二點五，也就是說，一千個人中，只有三個人不到，能夠離開大陸。而之後，大陸掀起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我們的父母和我們，感到自己真是大時代的倖存者。然後，我們中的相當比例出國了，一去不返，在美國生兒育女，像蒲公英的種子飄散遠方，落葉，不再歸根。這幾年來，台灣開始有了些風雨飄搖的情形，我的親人們在美國看我們，是不是就像1960、70年代，我們看大陸的情景呢？我們在台灣要沉淪了，而他們是另一代的倖存者。
那麼，當總是要來的那一天真的來到了，我們是留呢？是走呢？留，怎麼留？走，去那兒？抗戰勝利以後，台灣回到祖國，1945年10月，台灣老百姓在基隆港口手中搖著中華民國小旗子，等待歡迎著國軍下船。以後，有一天，會不會在基隆港口的大牆上，飄動著大型紅幅「馬克思主義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熱烈歡迎中國共產黨統一台灣！」咱們群眾手中搖著五星小旗，在高亢的義勇軍進行曲中，等待歡迎著解放軍下船呢！
回憶抗戰勝利以後，1946年5月西南聯大宣布復員，教職員各回原校，北方文壇隨著南去北歸的許多文化人的加入，產生了對復興北平文壇與建設新文藝的渴望。在《歡迎胡適之先生》等一系列文章中，對於胡適、沈從文、朱光潛、楊振聲、馮至、廢名等人的回歸寄予極大希望，期望「把我們的文化界繁榮起來，漸漸回復到淪陷前的光榮時代」，並且「創造出一個時代的文學」，進而在「最近的將來，北平這個古城能夠成為一個真正自由的民主的文化城。」沈從文、朱光潛等極力求新求變，和時間賽跑，事實上，是和國共內戰賽跑，兩年內，北平文壇氣象一新，培養出一些有才氣的新人。可是到了1948年，國共內戰中中共基本掌握優勢，1948年11月下旬，解放軍發動平津戰役，北平隨即在解放軍的包圍之中。北平圍城前後，沈從文、朱光潛等人推動的文學脫離政治的「新寫作」作家群出現了分化，他們的文學陣地也先後停刊。新生代詩人穆旦、鄭敏去國。蕭乾在發表了文章《擬J•瑪薩里克遺書》表達選擇的艱難和苦悶，隨後參加上海《大公報》地下黨工作。1948年12月16日，胡適、陳寅恪等離開北平，六天後，梅貽琦、袁同禮、顧毓琇等乘飛機前往南京。進步青年上書文教界教授「請勿南飛」。朱光潛列在國民黨政府搶救知名人士中第三位，還是留下來了。沈從文受到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方面的勸說，學生李瑛、樂黛雲是中共地下黨員，勸阻沈從文南去，沈從文最後懷著為了兒女犧牲自我的心境留下來了。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馮至參加歡迎解放軍進城的遊行，李瑛參加第四野戰軍新聞隊南下，汪曾祺參加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9月，沈從文在極度壓力下，用刀片割破手腕，流血如注，經搶救脫險。
沈從文的痛苦，不同於抗戰時期恐懼國家亡於異族，而是面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異質文化以中國陝北民間形式的鬥爭樣貌出現時的難以適應。沈從文等人的選擇留下來，不是選擇馬克思主義，也不是選擇共產黨，而是選擇與中國及中國老百姓的命運同浮沉，那即將要來的路途將有多長多久，是喜是悲皆不可知。沈從文在北平圍城中體認到自己是擔當著「20世紀中國最後一個浪漫派」的悲劇性角色。中國人從20、30年代漫長曲折的路途走過來，經歷最艱難困苦的918之後的抗日戰爭，到1948年，此刻才真正地面臨著舊中國社會與文化徹底崩解的時刻。沈從文在解放後明智地選擇低調，不再寫作，專心做博物館裡的文物研究工作，儘量避免涉入政治批判活動，雖然在文革中曾經遭受紅衛兵逼迫，安排掃廁所，相對來說，受政治運動的波及深度遠較那些在解放後選擇高調的文化人的情形好得多，比如老舍。我想，1949年以後的27年，毛澤東和沈從文對弈的一盤棋中，兩個人都心知肚明，最後，沈從文活過來了，但是他也失敗了，耗盡了他的後半生。歷史這樣的行走，1948年底，汪曾祺、馮至、樂黛雲、李瑛等人興高采烈地參加革命，誰也想不到什麼是延安來的革命的真實性。樂黛雲解放之初參加土改，看見萬人公審槍斃地主的場景，19歲的樂黛雲的心和手劇烈地抖動，才體悟到革命的代價是要流血的。
回到我自己的選擇，當時候來臨，我是會像胡適一樣地離開嗎？還是像沈從文在痛苦中，選擇和台灣老百姓的命運同浮沉，而那即將要來的路途將有多長多久，是喜是悲皆不可知。我的一生，受到中國思想家胡適以及西方文學家杜斯陀也夫斯基、羅曼羅蘭、卡繆的深刻的影響。卡繆的《異鄉人》以及卡繆自身的處境，對我來說具有相當的啓示性。卡繆一直處於雙重的流浪之中，在他成長的法國北非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以及祖國法國之間，存在著一體認同的困難。對於我來說，父母永遠是我生存的根，由於飄泊的父母，我就活在永遠的流浪與飄泊之中；我在寄望一個我可以回去的長江黃河的時候，同時必須照顧到養我育我的台灣。由此，如同卡繆，我也是一個永遠的異鄉人。我抗拒意識型態的爭論，堅持基本的道德與自由價值，這樣，使我在主流的政治、媒體和族群中邊緣化；另一方面，我渴望一個如同漢帝國般偉大的中國出現，想望著如同春秋時代諸子百家爭鳴的多元多樣的文化在中國產生，這使我又成為一個熱切而天真的國家統一論者。
那麼，當時候來臨，我將如何選擇呢？我選擇中國，我想望與我渴望參與建設的中國，包括台灣。於是，在這裡，我脫離了卡繆的異鄉人與反抗者的角色，從杜斯陀也夫斯基的救贖、羅曼羅蘭的英雄理想主義，回到胡適的實證主義的、平和待人處世的道路。至於，是否會像沈從文一樣，遠離政治，類似博物館裡的文物研究工作最適合我？那個時候，希望，我們的自由度和安全性會高一點。畢竟，咱們中國人走過了這麼長而曲折的路子，總是要學到一些教訓，累積一點智慧，可以和以前稍有不同，有些進步了吧！
20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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