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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7
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也動搖其亞洲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美聯社資料照片)
香港的動亂，對香港、對大陸、對台灣、對世界，都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香港民眾從反送中的抗爭運動，到近日來持續的社會紊亂，不論內外因素如何，總會有一個終局。
香港問題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分析，一個是經濟層面，一個是政治層面。本文是從經濟層面看，香港回歸以後的20年，經歷最大的震撼，不是一國兩制的問題，而是經濟問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以一種非常態的速度上升，甚至共產黨自己亦沒有預期到會有如此的成績。這樣的經濟發展路數是文革以後在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共同摸著石頭過河一步步走過來的，常常在沒有適合政策的狀態下，小部分老百姓先行，共產黨先觀察，讓其發展一段時間再進行調查，找出問題，制定適合現狀的法規予以規範。從農民自行從事包產到戶，到馬雲發展阿里巴巴、馬化騰發展微信支付，過程基本如此。
在這個過程中，首先參與的是台商，而1980年代赴大陸投資發展的台商在台灣當時的兩岸政策下是「非法的」。可見兩岸人民是利之所趨，勇往直前，共同闖出一片天。然而，一向遵守法治的香港商人和百姓，在這個「十億人民九億商」的運動中，卻是一個局外人。某個角度看，香港是中國近代動亂下的一個避難所，在英國殖民政府治理下所產生特殊的、相對於大陸與台灣的一個化外桃花源，其居民的衣食住行與言論尺度，皆與當時大陸與台灣的人民有異，也普遍高級得多，有些地方至今猶然，比如大學教師待遇是兩岸同等環境中的2到4倍，比如自由且規範良好的金融環境等，兩岸能夠取代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然而，也因為如此的時空下的不一致，當中國的實力崛起，已經不是40年前的「深圳香港化，廣東深圳化，全國廣東化」的模式，而是近年來香港的發展呈現孤立化，反而有朝內地化方向發展的傾向。
由於香港政府多年來大體依循過去的港英治理模式，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一直有適應的困難。在當前的環境中，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新加坡式的香港獨立或高度自治，這條路在中國民族主義的氛圍中已無可能；另一條路，就是改變一國兩制中的政治與商業思維及施政模式，由北京方面支持與幫助香港政府制定政策，大幅改善香港基層與中層居民生活水準所需的基礎建設，強化國營企業與香港私營企業的良性互動，而其中最主要的是要讓香港居民了解到，再想回到港英時代的鳥語花香已不實際，必須與時俱進，由港人自己起來努力奮鬥，再創一個新的香港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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