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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1
文 |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因為文化大革命，1967年起，中國春節連續13年不放假，直到1980年才恢復。圖為文革時期推出的宣傳年畫。（取自微博／中央社）
在大躍進前，梁書香的哥哥們已經經過考試離開農村，在城市生活。農村人口獲取糧食的問題主要源於黨中央從農村徵購糧食分配給城市居民，一旦一個人得以進入城市生活，在大躍進期間也不會平白地餓死。這樣的情形非常重要，家庭在最困難的時候扮演人們得以生存下去根本的力量，梁書香因為有哥哥在城市，全力照顧父母和家人，全家幾乎可以走過災難，而許多階級正確的貧下中農反而因為沒有外援而餓死。梁書香回顧三年飢荒，說：「當時農村為吃的分家成普遍現象，婆媳分，父子分，哥倆分，兩口子分。這場大饑荒，孩子不如大人耐磨，老人不如年輕人耐磨，男人不如女人耐磨。三年飢荒中，農村因飢餓而死的大都是孩子、老人和男人。」
在這段過程中，有一件事非常關鍵，就是農村戶口的無法移動。梁書香說：「在改革開放以前，城市農村被一個戶口制度嚴密隔成兩個世界，農村想靠自己到城裡找份工作，哪怕是掏大糞，卻門都沒有，他們的出路，除了讀書考學，就是參軍服兵役。大部分農村青年想尋求一個好的出路就指望服兵役。每年到了徵兵期，村里再也不用召開服兵役動員大會，農村青年現在頭削尖要求去當兵，而且希望去了不再回來。但能去當兵的必須是社會關係清白的貧下中農子弟，四類子弟乾看白想。」中國農村到1955年6月，中共開始建立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將城市農村隔開，農民成為附著土地的「農奴」，再也不准離開農村。
1967年1月，臘月二十九，此時，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往常這個時候，家家戶戶都在請家譜貼對子掛紅燈準備熱熱火火過大年，可是那天梁書香描述：「全大隊的四類分子正被集中在一起，戴著各種形狀的高帽子遊大街，父親當然也在這個行列裡。四十多個四類，四十多頂紙糊的高帽子形成一片高帽子林，花花綠綠顫抖在嚴冬尖溜溜的寒風裡，倒也煞是好看，高帽子兩旁是掛敲鑼打鼓押著他們遊街的紅衛兵，再兩旁就是密密麻麻圍觀的人群。鑼鼓聲、口號聲夾雜著看熱鬧人群不停的笑聲，把個節日前的小村弄得不倫不類，既像開來了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農友隊伍，又像來了伙雜耍班子在耍把戲。大人們表情複雜，孩子們則拍著手又跳又笑。黑牌敲鑼示眾，似乎成了鄉村娛樂。」
1967年秋收前，為配合「抓革命促生產」，梁書香描述：「和我村只一山之隔的鄰公社的革命組織搞了游鬥四類分子和殘渣餘孽的活動。可能覺得像以往那樣只遊遊街打幾拳踢幾腳不過癮，不夠刺激，這個公社的造反組織頭頭就翻新了花樣，把全公社的『類』們都集中到公社中心的集市上游鬥。只見人稱秋老虎的毒日下，全公社的四類分子和殘渣餘孽們被站成一個圈圈，兩人一組互相對打，要使勁打，誰不使勁，革命組織就修理誰。結果，互相對打的人打來打去都打上了仇，一個比一個出手狠，不一會兒都鼻青臉腫，口鼻淌血，年歲大的體質弱的都倒在地爬不起來了。再看看逼著四類們互相格鬥的幾個造反派，站在一邊竟看得眉開眼笑，樂不可支。」
1968年秋，全國在最高指示下，城裡人口下放，知識青年下鄉。對梁書香家來說，新的災難是在知青來了之後，他們鬧革命的第一步也是從鼓搗四類分子開始。知青們先在生產組組織了幾次批鬥會，把他們在學校在社會上鬥爭當權派和牛鬼蛇神的看家法寶都使了出來。梁書香說：「每次批鬥會都是二對一地把四類噴氣機的按頭扭胳膊，然後旋風一般捲上台，捲上台還要把胳膊用力地往上擰，痛得四類們嗷嗷叫。下洼子生產隊的群眾大部分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凶猛激烈的場面，……幾個沒心沒肺的小青年看著覺得很新鮮，很刺激，以後他們很快也加入知青一伙，也玩起貓戲耗子的折磨四類的遊戲。」
城裡來的知青還將城市已經強制推行的侵入人們日常生活之中的政治文化推向農村。在他們村，知青帶來的「新花樣」是社員上下工都要在毛主席像前繁瑣地請示匯報，跳忠字舞。四類分子只能在毛主席像前「請罪」，規定「請罪」時，必須一躬到底，頭要低於屁股，還要背長長的「請罪詞」，如「我是地主分子某某，我有罪，我罪該萬死，向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偉大導師毛主席請罪，向林副統帥請罪，向工人階級請罪，向貧下中農請罪。」如有一人背錯，就是一頓拳打腳踢，其餘人都要重新「請罪」。還規定從生產隊回家的路上也要大聲背誦請罪詞。每天，幾個四類分子就這樣白天請，隊裡請，路上請。
1969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氣焰降溫，4月份，支左部隊撤走，青年的革命熱情一落千丈，從此再也看不見青年組織政治學習，再不見他們眼睛盯著四類，四類們當然也不用一天數次請罪了。青年們開始怠工、曠工、大忙季節頻繁地回城，生產隊倒也不指望他們幹什麼，甚至希望他們回去後就不要再回來。對生產隊來說，青年們的到來是個沉重的包袱。（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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