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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31
文 |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前言 ：前文〈五之九〉刊出後，關於1985年8月27日郝柏村指示IDF戰機推力及響尾蛇飛彈、麻雀飛彈的配置掛載原則時，筆者問「郝柏村的重點似已離開核武發展，或是核研所仍在默默進行，實際情形不得而知。」張憲義博士回應：「當郝柏村視察中科院時，如有黃代院長在場，他從來沒有去過核研所。」這是一個令筆者不理解的狀況：如果黃代院長在，郝柏村不去核研所視察。說明對於核研所的工作政策上，黃代院長和郝柏村之間有心結？還是在核研所事上，由郝柏村全權處置，黃代院長不得插手？那麼，當郝柏村離開中科院後，黃代院長會來到核研所指示工作嗎？主要的問題是，在1988年1月20日被美國叫停之前，核研所日常的工作是在做核武研發嗎？
本專欄連載以來，蒙中時新聞網之言論頻道〈史話〉支持，開始有中科院前資深人員陳勝朗、朱偉岳、劉錫輝等先生刊登相關文章，回憶往事，交換意見，至為珍貴。筆者在這段過程中，發現中科院似乎並沒有一份完整的「院史」，筆者以外人身份參與寫作，拼拼湊湊，見樹不見林，甚有一些判斷上的謬誤，若無張憲義、賀立維、陳勝朗、朱偉岳、劉錫輝、陳衛里諸先生的回應與支持，自無可能繼續下去。中科院自先總統蔣公指示創立以來，已有半個世紀，期間歷經艱難困苦，終於完成了戰機、飛彈的研製工作，對於中華民國的先進軍事戰備能力有開創性的巨大提升，令人感奮。至於核武發展，雖功敗垂成，然責不在我，參與者仍感與有榮焉，並且對於我國核能發電卓有貢獻。
因此，筆者寄望未來有更多的中科院先進參與中科院的往事回顧寫作，讓大家對中科院的人與事有更多的認識，相信這對於中科院今後的發展有所啟示，並且對於年輕一代的中科院人產生激勵的作用。相信只要有確實的目標，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日積月累，必然可以成就大事。至於資源，永遠是不足的，成功取決於當事人是否有奮鬥不懈的決心，中科院過去的成績完全說明了這個道理。而這個道理在中國大陸方面也完全是一致的，他們在資源更匱乏、薪資更短少的環境中工作，卻產生了令西方人矚目的成果。可見中國人的素質並不弱於西方人，只要努力，就有結果。
本文原來發之於張憲義事件，然自閱讀郝柏村日記中相關紀錄後，許多論述方面並不直接和張憲義事件有關。待筆者導用郝柏村日記完畢以後，再回歸本題，並期望「張憲義專欄」有一個華麗下台的身影。至於之後要寫何種題目，還在思考中。
上禮拜，2021年5月21日星期五下午，好友習賢德教授遽然過世，享年七十，朋友們具感震驚與惋惜。他在2004年出版的《統獨啟示錄－飛彈危機下的臺海和戰選擇》中提及張憲義事件，對筆者很啟發。他是筆者所知藍營朋友中極少數主張台灣應該有核子武器的一個人，不知這有沒有影響到他退休後計畫到大陸任教的困難？習賢德曾經告訴筆者與同席餐會的朋友們，他是習近平的遠房堂兄，「高級外省人」郭冠英對習賢德一向多所親近，可能盼習賢德在「黨中央」方面予以美言，待「解放」後，我等至少可保身家安全。過去我們經常在幻想和現實之間穿梭，開玩笑中亦反映出我們集體沒落的情景，筆者以此「極短篇」紀念習賢德。
郝柏村偕李登輝、李國鼎、陳履安等訪視中科院。（國史館提供）
“本文”
以下資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參謀總長日記》，（天下遠見出版，2000年），筆者在每一條相關日記記載後，做出自己的意見。前文〈五之九〉，敘述至1985年10月8日。
1985年大事記（續）
9月22日，晚八時總統在七海召見，詢問中共在東海潛射飛彈事，這是中共企圖與美蘇在太平洋海權爭霸的先兆，至於犯台，是用不著潛射飛彈的。總統與余談及李亞頻被捕事件，余乃報告警總於五、六月間擬逮捕李氏。余以為：一、為選舉原因而藉口逮捕，動機不光明正大；二、《國際日報》為中共宣傳，卻是在美國出版，國內偏激雜誌為中共宣傳者多未法辦，現獨辦李，主題不正；三、選舉將至，時機不當。總統同意余之看法，認李案為不幸事件。余進而建議該案應顧及政府面子，及早釋放李，免使中美關係、國家形象於劉宜良案（江南案－筆者按）後再遭重大傷害。此事本非我職責範圍內事，惟坦誠報告。總統告余：「你今後有任何意見，均應坦陳。」總統亦談及情治單位今後應如何調適的問題，余自無提出立即具體意見。
（對於中共在東海潛射飛彈事，經國先生和郝柏村總長當時的判斷十分準確，重點不在台灣，而針對美國與蘇聯。此事發生突然，1985年9月，中共甫過文革八年多，政治環境未臻穩定，經濟仍相當落後，卻在改革開放初期，從東海由潛艦發射飛彈，其中的內幕應不單純。當時中國（中共）與美國建交六年，雙方正在磨合，說中共東海潛射飛彈志在「沛公」，筆者頗覺奇怪，不太合理。某個角度看，不無中共左派與保守軍方勢力對於當時中共內部的黨政開放政策、社會中愈加自由的氣氛以及一些年輕人的奇裝異服、寫新詩、畫新畫、搖滾樂、搞同居、煩厭馬克思教條等離經叛道現象，而深感不滿與表現出的反射政治動作，筆者認為這是直至1988年醞釀1989年六四事件的先兆。
筆者1980年在美國留學時，適逢大陸派出第一批留美學生，筆者所見，多為中老年知識分子，有的已白髮蒼蒼，行動緩慢，精神緊張，生活條件非常拮据，國家只給每人每月二十美元生活費，筆者對於這些老鄉們生活不方便處盡力照顧。然他們學習極為認真，筆者見證中國的復興和崛起和這些中老留學生的先後返國貢獻有密切關係。當時大陸整體的科技知識和實作能力和美國的差距可能達半個世紀，卻在四十年的奮鬥與努力後在部分方面達到美國的水準，令人敬佩。至於當時中共在東海潛射的飛彈是否合於國際潛射彈道飛彈(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s，SLBM)規格，未見相關資料。
關於李亞頻案，《旺報》-〈史話〉於2013年7月18日有所報導。1985年9月17日，警備總部以「涉嫌迎合中共統戰陰謀」、「連續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宣傳」、「鼓吹國民黨當局與中共和談、三通，為中共的統戰陰謀推波助瀾罪名」等罪名，逮捕返台的美國洛杉磯華文《國際日報》發行人、高雄市國際商專董事長李亞頻。9月18日，美國務院發表聲明，認為台灣當局逮捕李亞頻，「與民主政治的觀念不符」，19日，美國眾議院亞太小組主席索拉茲發表聲明，説台灣方面逮捕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李亞頻，「乃為對美國人民和法律極不尊重的行為」。行政院長俞國華出面，説李案將「依法公平處理」。26日，李亞頻獲釋，距離李亞頻遭逮捕僅九天，郝柏村向蔣經國總統報告後四天。此事中華民國政府可謂得不償失，於法、於理、於情皆站不住腳。
按《郝柏村回憶錄》，其中說郝柏村在1985年11月訪美，17日與美國務次卿伍夫維茲在水門飯店會談時，伍氏即表示「劉宜良案及李亞頻案，擔心會造成美國人認為中華民國也是另一個獨裁政府。」（頁304）這兩件事都屬於「烏龍事件」，其等縱有其不當之處，然惡與罰皆不至於此。而事後政府不斷釐清解釋，形同出爾反爾，對於中華民國、國民黨以及堅定支持政府的同胞傷害極大。當時蔣經國總統的身體健康情況日益衰弱，接見郝柏村等要員皆在其大直七海寓所。
情治系統在經國先生任行政院長以後即缺乏實質性的最高領導與運籌中心，各單位形同「自主管理」，多年來的反共與反台獨邏輯深入人心，各單位基於「愛黨愛國」心切，皆自發自動地如同血液中的白血球撲殺「敵人病毒」，殊不知漸漸養成了白血球過多症，造成中華民國的體質性病變，被台獨人士振振有詞地攻擊與「告洋狀」，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喜國民黨的形象，以至多年來形成了綠大於藍的台灣社會特徵，由於如此，便有原來不少支持國民黨的人們深感不滿而傾向了中共的中國，產生了藍與紅的混合心理。
這種由極右思維與勢力造成的情狀，一直左右著台灣社會中泛藍軍的走向；可以推論的是，在大陸，則是極左思維與勢力造成的情狀，一直左右著中國社會中民族主義者的走向。我們見到，經國先生和郝柏村都不同意極右思維與勢力的作法，但是他們恰恰身屬這個環境中的領導人，只是有相當開明的心態，但是對於維護黨國體制的決心是不動搖的，所以難以有效地約束情治單位，因為情治單位就是黨國體制的組成基石。
這說明了國民黨的政治屬性的一部分，在大陸時期即為如此。而中共的極左屬性更擴大與深入黨的宣傳、政策、教育、軍方與國安體系之中，要改變這個狀態，就是開明亦不可能。這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不同之處。
總的來說，中國人一般習於中央極權的大政府，就是民進黨也脫離不了這個凡事都要為老百姓和企業做到盡善盡美服務的大政府文化，而藍營朋友們不斷對民進黨政府進行非常細瑣的攻擊，除了族群情緒，仍然是大政府思維。三民主義其實就是如此的意識形態，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一切為人民，造成人民缺乏自理的心態、意願和能力；另一方面，人民一旦可以部分自主，執政黨與政府便感失落，認為是反黨反政府，立即就要壓抑甚至鎮壓，這是自辛亥革命以來，所有的中國的、台灣的政府共同的情形－筆者按）
9月24日，余今日告知陳守山星期日見總統，談及李亞頻案的意見在美方強烈反應下，吾人平心自省認錯，希他參加討論李案處理時，務主張及早釋放，最好在八月十五中秋節前，陳說W先生主張在縣市長選舉登記截止後再放，余以為愚不可及，更顯示當初逮捕動機不正。自陳文成、劉宜良案後，有人仍無痛切的自省。（陳守山為警備總部總司令，位居上將，若非郝柏村是四星上將，且銜「朝廷之命」而來，陳守山不可能聽命，而陳守山將責任推到W先生，應為王昇，說想「縣市長選舉登記截止後再放」，如此可以保留警總做為逮捕人的情面云云。
此事甚為愚蠢，十月初縣市長選舉登記截止後再放李亞頻，難道老百姓就會很高興地投票給國民黨嗎？黨外不是更振振有詞嗎？「告洋狀」不是聲音更大嗎？所以我們很難理解當時情治首長們的想法，筆者有時候不得不將這樣的離奇現象推給共產黨在台潛伏份子的「陰謀詭計」。記得文革以後，中共的黨員幹部不少認為江青是戴笠派入中共的「國特」，要不然怎麼可能會殺害這麼多共產黨的黨員和幹部呢？這樣的心理和筆者同出一轍，太反常理而難以置信。
而郝柏村說「自陳文成、劉宜良案後，有人仍無痛切的自省」。這話中有話，自陳文成案後，到底是否警總所為，至今仍然沒有發展出確切的證據。
筆者據國史館於2019年12月出版之兩冊《陳文成案史料彙編》之第二冊最後一份文件（頁1027－1037），民國85年12月7日行政院給外交部公函所述：「查本案發生於民國七十年（1981）七月三日……關於陳文成原始檔案由已離職移居國外之鄒小韓保管，……查外交部於上（八十四）年三月接獲監察院來函後，即電洛杉磯辦事處查明其下落，……鄒君對有關單位指稱渠與陳文成檔案遺失有關一事，至感不平。」
此案至此已產生羅生門狀態，也就是說，「謠傳」原警總人員鄒小韓保管陳文成原始檔案，而且居然「已經遺失」。鄒小韓本人對此「至感不平」，不知是他根本不是保管人，或他並沒有搞丟，而是其他人保管，語焉不詳。此案似石沉大海，案頭已斷。鄒小韓說「由於工作性質難免得罪不肖之徒」，不願出面澄清，更為奇特，警總辦案難免疏失，怎麼所辦之人多是「不肖之徒」？而且若非警總所為，鄒小韓大可出面說明他自己的意見。李登輝總統上任後不久撤消警備總司令部，大量有關檔案下落不明。年來就是促轉會持機關大印之「朝廷笏節」至相關單位皆調不出必要資料。
此案歷經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四任總統四十年來皆查不出實情，令人極感意外。筆者所閱公函時之行政院長為連戰，監察院長為陳履安，連戰、陳履安等處事尤為公正親切，筆者相信他們絕不至於有掩蓋之意。另，郝柏村在說「自陳文成、劉宜良案後，有人仍無痛切的自省」中，漏掉林義雄案，也是一個問題。筆者認為自美麗島事件以後陸續發生至於劉宜良案的多起不幸事件，至今相關單位與人等並非無痛切的自省，而是當時的社會處境和事後以至今天的社會變遷差距越來越大，是非善惡的觀念在許多方面幾乎一百八十度改變，欲以今天的社會心理和價值觀去理解當年的人們的行為，往往是緣木求魚。
就像許多人問紅衛兵怎麼會發生文革這樣的事情，許多當年幹過打砸搶的今天已經是七老八十的老先生們，要他們回答，也大多是雖感慚愧，但是根本講不清楚他們當年的動機和熱情是怎麼一回事。筆者幾乎可以相當肯定地說，張憲義博士如果可以重返他年輕歲月，他會選擇配合中央情報局的可能性是低的。因為此事事後證明有不同的作法可以達到相同甚至更好的效果，而美國中央情報局到底是外人，難以和在我們當時的弱勢處境下有共同的願望，他們有他們的國家利益－筆者按）（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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