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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12
文 |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前言 ：前文〈五之十五〉刊出後，關於民主政治的問題，筆者認為張憲義博士去國近33年，和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脫節，張憲義博士回應：「一般情況下，我不會在此部分進行回覆。但是，統獨與民主政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回覆如下：正是因為離開了33年，我不受紅藍綠政治意識形態的綁架。民主政治應該可以交談和爭論，而統獨不應該像戰鬥，直到我活你死不可，像反極權、愛中、反霸凌、愛美、反軍閥、愛日、反台獨、愛民進黨、反權貴、愛國民黨等等情緒化反應。現在兩岸內戰己是歷史！台灣代表著一個(部分)中華，大陸代表著一個中國，我們應依靠兩岸中華民族的智慧，以武促統不如以誠談和，讓歷史愛的洪流，隨時間向前行。希望我們的孩子將看到一個和平統一的中國。」張憲義博士的愛心感人，他認為我們的下一代能夠看見中國的分裂問題可以獲得和平的解決，筆者則希望能夠更早一點，讓我們都能夠看見這偉大的場景。然而筆者要提出，我們民族對不同意見、不同背景的人缺乏同理心和傾聽力，往往形成「我對你錯」的固定心態，而且一般是不自覺的。這樣的問題主要來自於傳統文化中習慣性的「好人壞人」的僵硬判定模式以及近代以來長期的黨化教育，筆者認為要改變或改善這個模式，我們必須非常地努力學習超越現狀。
許倬雲院士回應有關丁大衛與美中台關係議題，許院士說：「丁大衛是我好友，君子人也。中美關係中，台灣地位模糊，只能是ambiguous，現在雙方都尋求『扶正』，是逼得北京動手也。」丁大衛從1979年1月16日在華府註冊「美國在台協會」（AIT），到1987年初，擔任董事會主席前後8年，自1987年1月到1989年底，轉任台北辦事處的處長。一直到1995年，丁大衛一直是該機關的受託人（trustee，受國務院委託的機關代理人）。從1979到1995年，前後近17年，可以說丁大衛是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受美國政府委託的台美關係維護者，地位非常重要。丁大衛於2013年過世，不知道台灣官方和媒體有沒有做出適當的反應。我們注意到丁大衛卸任「美國在台協會」trustee的1995年，是一個敏感的一年，之前1994年新黨成員鄭浪平出版《1995年潤八月》，造成台灣社會恐慌。沒想到，1995年6月7日李登輝總統訪問美國（丁大衛應該多少參與其中），因應美國公開向中華民國示好，中共在7月下旬先後對準台灣富貴角北方70海浬發射六枚東風15短程飛彈，同時進行軍事演習，到1996年3月，美國出動兩艘航母艦隊前來巡防，時任參謀總長羅本立下令中山科學院，將天弓二型飛彈，改裝為地對地飛彈，準備對大陸予以反擊，兩岸之間戰雲密佈。這就是1995年至19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事件」。我們注意到，1996年以後，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開始質變，台灣夾在中間，在國民黨執政時，兩岸關係緩和，民進黨執政時，兩岸關係惡化。許倬雲院士說「中美關係中，台灣地位模糊只能是ambiguous（曖昧），現在雙方都尋求『扶正』，是逼得北京動手」，所謂「雙方」，即是美台，所謂「扶正」，即是恢復美國與中華民國或台灣的正式外交關係，由此中共不得不採取軍事行動。
1980年，美國在台協會理會會主席丁大衛，返美前在桃園機場...
“本文”
以下資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參謀總長日記》，（天下遠見出版，2000年），筆者在每一條相關日記記載後，做出自己的意見。前文〈五之九〉，敘述至1985年10月8日。
1985年大事記（續）
11月5日，今天為訪美最重要的一天。上午七時到美國防部聯合參謀會議主席克勞上將官舍早餐，作陪者陸戰隊司令凱利上將，我方為溫哈熊及葉昌桐，談話於八時結束。余談話要點為增強反潛能力PFG七獲得之重要性，及中美實質軍事合作關係延伸至年輕一代，加強年輕一代軍人相互交流的重要性，克勞上將反應良好。
十一時，與美國防部長溫柏格在美軍俱樂部會議，我方參加代表為錢代表、溫哈熊、葉昌桐，美方參加者助理部長阿美他琪、副助理部長凱利及丁大衛，時間只有三十分鐘，余重點說明：一、我以實力維持台海和平的決心；二、我五十萬常備軍與三百萬後備軍人；三、三年來軍售作業制度化及實質進展，尤以IDF案M四八H案，建立減少美方困擾的模式；四、增強反潛能力PFG七獲得之重要性。溫柏格反應積極。
溫柏格談菲律賓的局勢，美希望馬可仕能儘快進行改革，余告以菲局勢不是軍事能解決的，必須政治經濟社會全面改革，二十年前，菲曾參考我土地改革辦法，但並未實施。至於我在台灣基地，隨時可供美軍必要時使用，吾人不但維持現有基地良好狀態，並加強東部空軍基地地下化的建設。
晚間丁大衛在Wonair堡以晚宴款待，凱利夫婦、李潔明夫婦均參加。丁大衛除重申中美關係推展的五點原則，今日又增加兩點為七點要領，余深為同意。余指出，只有在台灣的中國人，代表中華文化與中國人的哲學。
（當時溫哈熊是聯勤總司令，葉昌桐是海軍出身的副參謀總長，位階都比果芸高，但是談軍售，駐美採購團長果芸不在場，總是不好，而且如果果芸認結識克勞上將，幫助一定很大。
此處關於台美國的軍事關係應及早延伸至年輕一代軍人是正確的。在1982年美中「八一七公報」以後，經國先生即召見高級決策人員，商討對策，其中為了突破「八一七公報」，我以重建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長期軍事實質關係為目標，其中包括：一、提出十年軍售需求計畫；二、自力發展高性能武器所需技術支援；三、軍官赴美受訓提升，雙方友誼伸至下一代；四、與美太平洋總部的聯絡關係。（《郝柏村回憶錄》，頁294）不過，筆者出身軍人家庭，可以說，當時1980年代台灣的軍人生活水準偏低，一個普通上校月薪不過三、四萬台幣左右，合美金一千多元，且不少眷村尚待改建，各方面條件實在不能和美軍上校相較，如何相互交流？筆者猶記大陸抗戰時期，我軍統局與美海軍情報單位合作，共組中美合作所，結果戴笠將軍沒辦法處理雙方生活條件差得太遠的問題，只有讓中國人和美國人分開居住，分開飲食，當時一個美國士官的飲食經費是我軍官十倍，他們一個人吃的一片牛排，我們可以用來炒出辣椒豆干牛肉絲給一個排，也就是三十個人加菜時吃。我士兵驍勇善戰，然需編織草鞋，美軍官輒穿皮夾克、皮靴，英姿煥發。家父告知當時美國人猶如中國人心目中英雄。郝柏村二十年前在台灣電視節目上回憶抗戰中期，他還是低級軍官，負責過拉夫任務，編起破破爛爛的部隊，全都是大孩子，大家都沒有吃飽過一天，子彈一個人平均只有六發，什麼樣的槍都有，國造的、蘇聯的、日本的、捷克的，每天都有逃兵，日軍來了，坦克飛機大炮一起轟，咱中國軍人、老百姓死傷慘重，能跑就跑。當時共軍在延安更苦，共產黨勝利以後宣傳抗日戰爭是他們打的，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打的？中科院前資深同仁劉錫輝先生在民國38年秋在老家廣東被胡璉部隊拉夫至金門，適逢共軍來襲，劉錫輝立即被編入戰鬥序列，他當時還穿著被拉夫時的老百姓便服，手上槍也沒有。然是役共軍慘敗，死傷四千餘人，史稱古寧頭大捷。筆者回憶這些事，是說不管台灣、大陸，我們的軍人要和美國軍人、歐洲軍人建立實質關係，我們的生活條件和語言能力都要有計畫地大幅度地改善。
郝柏村此次訪美，海軍方面希望能夠達成二代艦採購案，目標是PFG七－美國派里級巡洋艦，價格昂貴。後來我海軍建軍成功級巡洋艦隊，實際情形尚需進一步了解。
國防部長溫柏格談起談菲律賓的局勢，並希望菲總統馬可仕能儘快進行改革，說明美國已經認為馬可仕的執政有相當大的問題。三個月後馬可仕於1986年2月25日其總統就職典禮上遭群眾大規模包圍抗議，眾叛親離，全家搭乘美軍直昇機離開，最後流亡夏威夷，1989年過世。美國支持過之不少反共政權，由於長期執政，弊端甚多，民間反對力量積累日益強大，終被推翻。筆者不能確定溫柏格提起馬可仕，其中有沒有意味著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有相應的情形，因為之前幾年台灣發生了幾起很麻煩的命案，帶給國民黨相當困擾的形象問題。
丁大衛對郝柏村建議之中美關係推展的七點要領：一、低姿態；二、堅持；三、漸進；四、忍耐；五、經常接觸；六、保密；七、信心。（《郝柏村回憶錄》，頁295）1982年的美中「八一七公報」限制了美國銷售軍事設施給台灣的範圍。當時雷根總統於發表公報給蔣經國總統六大保證：一、軍售沒有終止的期限；二、軍售不與中共磋商；三、關切台灣問題以和平方式解決；四、美國對台灣的主權問題立場不變；五，台灣問題的解決是中國人自己的事，美國不介入；六，美國不壓迫中華民國接受中共和平談判。最後一條，明顯汲取1945年到1947年馬歇爾來華調停失敗，影響國民黨失敗的深刻教訓。（《郝柏村回憶錄》，頁293－294）雷根總統是歷年來對中華民國最友善的美國總統，而如郝柏村所感受，負責台灣關係法具體實現的丁大衛理事長是忠誠的，也如許倬雲院士評價丁大衛「君子人也」。筆者認為，在雷根總統1982年的六大保證和1983年、1985年丁大衛提出的中美關係推展七點要領，讓暴風雨中的中華民國的領導人可以有依據、有方法地帶領台灣逐步走出顛覆的危險。我們回顧丁大衛的「七點要領」，其中重點在於「不要灰心」與「不斷努力」，而實際的做法在於「經常接觸」，見面三分情，洋人亦不例外－筆者按）
11月5日，威塞上將到四季飯店與余共進早餐，談及他今年元月訪問大陸所見，其要點為：一、見過張愛萍、楊得志；二、北韓如果向南韓進攻，美國一定會摧毀北韓；三、美國希望長期維持台海地區穩定及和平，中共曾經談到希望解決中國統一問題，威氏告知台灣的生活水準比大陸高出很多，如果大陸能趕上台灣的生活水準，才有談判的身價；四、瀋陽與哈爾濱的工廠工人在華氏零下三十度工作，竟無暖氣設備；五、參觀中共一九六機械化師，裝備老舊，戰術呆滯，但人員表現不錯；六、在上海參觀中共海軍，似乎很少出海，電子裝備非常簡陋；七、目前中共師長平均為四十歲，團長三十五歲，營長三十歲，部隊相當年輕；八、越戰最大的輸家不是美國，而是中共。
（威塞上將在大陸所見相當有意義，整體而言，1985年的中國大陸還是相當落後，內部的幹部和人民對外所知有限。然而，中共在這樣的情況下，向美方表示「希望解決中國統一問題」，說明這不是中共的意識形態，而是民族主義與民族情感，至於誰窮誰富，不是根本問題，誰都有窮的時候。問題在於大陸老百姓可能已經習慣了共產黨的統治，在長期封閉的環境裡，以為台灣方面也應該可以適應共產黨的領導和管理方式。另一方面，1980年代是中國大陸最自由的十年，文革以後，中共也在思考以後的方向，民間知識分子和一般平民也希望中國能夠走上一條新路，所以當時大陸出現各式各樣的文學、藝術作品。但是，在這個看似活躍的政治與社會氛圍下面，有兩個伏流在彼此衝擊著，一是民間反思解放以後的共產黨種種的問題，一是基本教義派（大陸翻為原教旨主義）共產黨的準備反撲，消滅一切反對共產黨執政的思想和言論，最後形成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也就是「六四事件」，整個翻覆了中國往更政治開明的方向發展的機會。這些現象，當年大陸的知識分子都非常清楚，因為他們都在裡面，但是美國人去中國大陸能看到的只是表面，包括多年來台灣的國民黨高官去大陸亦然。六四以後，中共痛定思痛，鄧小平1992年南巡，大陸開始真正的經濟方面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才蓬勃開展。今天的中國大陸其實和1980年代，有不同與同的地方，不同的是中國的經濟和軍事能力大幅成長，達到世界上與西方和日本平齊的水平，這方面我們必需肯定其努力與成績。相同的地方是民間社會仍然盼望有更自由、民主的政治環境出現，並不是老百姓吃飽了、有車開，就不需要自由的思想和言論了。這些情形，筆者認為美國並不實際了解中國人的問題和需要，不少人以為打倒了共產黨，中國立刻就重生了，這是不正確的。中國人需要的是緩和的改變和進步，不是革命，因為已經革命七十多年了。至於中共是否可以提供大陸人民的如此需求，筆者認為中共必須如此。目前大陸似乎有極左的政治氣候，其實其中主要的部分是美國需要改變美國，以重新領導世界而製造出來的，美國了解如何讓共產黨被刺激地往左轉，中共也因為受到自身歷史和文化的制約，不得不隨之而起。但是，筆者認為這不是壞事，中共確實需要徹底地反思自己的基本立國精神和作法，目前是一個轉捩點－筆者按）（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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