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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26
文 |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前言 ：前文〈五之十七〉刊出後，筆者記載「美國副總統布希於1985年11月22日見錢復說：『我講這話你不高興，十年前我在北京很苦，現在有天壤之別，他們真有進步。』錢認為如再說中共瀕臨崩潰，別人不會相信，反統戰應有積極作法，宣傳應有可信度。」張憲義博士回應：「1989年中國天安門學運後，『公司』曾派人來愛達荷實驗室拜訪我。會上，他問了我一個關於中國科研現狀的問題。他說參觀了實驗室，發現他們沒有好的電腦設備，似乎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改進它。但是，我相信他們有一個非常好的基礎教育體系，而且他們工作非常努力。只要他們有先進的電腦設備，他們可以快速趕上的。此外，盜版的微軟辦公軟件和科學應用軟件配備齊全，供研究生使用。我見過來自中國的學生，他們的科學應用軟件配備很齊全。那時，中國還沒有很大的市場。只要『盜亦有道』，美國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1970、80年代，台灣科學教科書的盜版也是很多的。」所謂「公司」，應為美中央情報局，筆者認為張憲義博士的看法是很有見地的。
老子曰：「禍福相倚。」中國大陸在解放後三十年，共產黨員與人民歷經各種殘酷政治運動，毛澤東過世後，鄧小平說中國社會瀕臨崩潰邊緣，當時共產黨不能再把責任推給國民黨、日本、美國、蘇聯了。1979年初鄧小平訪美，回程中參觀日本，屬下向他匯報台灣的情形，他感嘆地說：「我們自慚形穢」。後來鄧小平參訪新加坡，驚訝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成為一座美麗富裕、人民自由、官員廉潔的花園城市國，李光耀告訴鄧小平「在中國，你也一定辦得到」，鄧小平當時深感刺激，才有之後的深圳特區（筆者在1990年代初和大陸友人從廣州欲進入深圳被海關擋住，因為筆者將台胞證放在旅館，才知道當時一般人民根本不能隨意進出深圳）。鄧小平後來回憶「1960年代西方世界在經濟起飛，我們在搞文革。」1980年以後10年多的中國經濟改革，事實上是在黨中央政策的折騰中進行的，主要是黨內對於意識形態的鬥爭非常激烈：到底中國還要不要搞社會主義？如果放任人民搞一點資本主義，結果越搞越大，老百姓自己幹就得了唄！那麼還要不要咱們共產黨專政呢？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共產黨中廣大的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才因為老百姓普遍渴望有好的生活，擋不住整個社會往自由市場發展的巨大力量，尤其是六四以後，因此共產黨不但必須放鬆政策，還要調整思想和戰略，中國的經濟起飛是從那個時候真正開始的。而1980年代台商大量「非法」進入大陸發展，帶動了中國大陸沿海數以百萬計的小型與家庭企業的技術化、工廠化、商業化、產品化、外銷化的蓬勃發展，其功勞之大，簡直無法形容，尤其咱們台商許多在台灣習以為常的言行，如逃漏稅、環境污染、生活腐化、引誘官員合作貪瀆等等中國傳統文化，和大陸人民完全「心靈契合」，共同發展之速，如滾火球，沛然莫之能禦（筆者1990年代中赴大陸，在哈爾濱街上，聽滿街高聲貝播放鄧麗君、陳淑樺等的「靡靡之音」，聽到怕。這些台灣女人唱起歌來，不但音調軟綿甜蜜，而且如怨如訴，似乎男人沒有一個是好人。大陸人瘋魔之餘，簡直沒辦法想像台灣人怎麼能創作出這樣的歌曲？後來鄧小平認為鄧麗君的歌曲有亡黨亡國之虞，曾下令不准播放。）
鄧麗君赴營區勞軍。（本報資料照片)
“本文”
以下資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參謀總長日記》，（天下遠見出版，2000年），筆者在每一條相關日記記載後，做出自己的意見。前文〈五之十七〉，敘述至1985年11月8日。由於本文轉入郝總長日記時間太長，筆者希望再過四、五期後，做一基本結論，然後再看下一階段可以寫哪一方面的題目，對讀者有所交待。
1985年大事記（續）
11月10日，下午五時晉見蔣夫人請安，並就利用眷村改建以增建職務官舍構想提出報告，孔總經理亦在座，余深信經余面報後，總政戰部的構想應可實現，晚間陽明公司駐紐約總經理在世貿大樓招待。
（1965年11月，郝柏村調任老總統蔣公的侍衛長。之前他是第三軍軍長，於1964年夏天派任，然後被指派為當年雙十國慶閱兵指揮官，那是蔣公最後一次閱兵，可見郝柏村在蔣公面前已經是中生代將領中的標竿了。蔣公於1965年春準備反攻大陸，年底卻將郝柏村由第三軍軍長調出，派入官邸，負責蔣公的警衛安全、日常行程安排以及軍事文書的承轉，這是一個領袖身邊樞紐的位置，但是筆者認為離開部隊的指揮官，就像分公司總經理調任董事長辦公室主任，雖置身權力核心，得見政府內外要人，然動見觀瞻，稍有失誤，極為嚴重，未來發展得失不易估算，而且武官進入內務府，似乎說明反攻大陸的任務暫時要延後了。郝柏村說官邸大事多由經國先生作主，公館諸事則夫人與孔二小姐發言權大。（《郝柏村回憶錄》，頁175－178）郝柏村在官邸中服務六年，1970年元月派任野戰第一軍團司令。郝柏村1965年底進入官邸，整整20年後，1985年底在美國紐約見到蔣夫人，所謂孔總經理，可能即是當年的孔二小姐孔令偉，長年負責圓山飯店，而蔣公已過世十年。按理，眾人在海外見面，格外親切，然郝柏村日記中並未記載感情流露部分。令筆者好奇的是，為何向蔣夫人稟報眷村改建事宜？此時王昇已去職，所謂「總政戰部的構想應可實現」，令人摸不著頭腦，除非部分用地牽涉到婦聯會或官邸旁眷村的財產－筆者按）
11月16日，八時，巡視FW工作人員生活區，九時，通用動力總經理羅吉斯在鄉村俱樂部請早餐，並單獨會談，提出兩個問題：一、軟體發展第一階段由通用動力公司負責，然後再就維護能力轉移我方；第二階段再由我自行依自己武器系統來發展。二、採購必須在FW辦公室，且任期至少一年。羅吉斯找余單獨談，顯見他對IDF的熱心支持遠超過去。余一再強調所謂IDF絕非一切由自己做，而在自製的掩護下，所有零組件力求與F十六一致，一方面減少技術風險，一方面有利於爾後後勤支援。IDF在政策決定可謂已克服一切困難，而技術決心實為余此次訪問FW最重要的目的，而自華錫鈞以下對余歷次技術政策指示似乎均不了解，而始終未能貫徹至工作基層。
（FW為Ft. Worth是通用動力飛機製造廠所在。郝柏村在此說明IDF的自製率不高。以近年來漢翔公司的情形應可了解航空產業的發展，篳路藍縷，十分艱辛。IDF（即經國號戰機）在2000年停產，中華民國向美國持續採購高級戰機。可見戰機的設計與發展，一方面得不到核心技術，一方面不能外銷，只靠國家預算，是無法維持的。以日本過去戰機的進步以及重工業的基礎，二戰以後，亦未見日本自製商用飛機和戰機，台灣在這兩方面都沒有基礎。郝柏村可能期望在中科院內逐步建立一個垂直整合的戰機設計與維護體系，但是華錫鈞與相關主管以及資深技術人員都了解，以我們的規模和能力以及體制，是不可能的。以美國的國力，尚且旦旦夕夕以各式各樣的辦法促銷他們的商業飛機和戰機，以台灣蕞爾小國，如何能夠在全球航空產業中立足？筆者在1979年在美國留學，即常聽見西雅圖的波音公司由於生意蕭條，維持不下去。有一個流傳了很久的笑話，是說在西雅圖的聯外大道上，有一幅巨大標題：「最後離開西雅圖的人，請關燈（The one who last leaves Seattle please turns off the lights.）」，也就是說，失業率高漲，西雅圖快要變成空城了，最後離開的人請把西雅圖市的燈熄滅吧！當時微軟還是一個小小公司，星巴克老闆舒滋在紐約擔任銷售廚具的業務經理，亞馬遜電商創辦人貝佐斯可能高中還沒有畢業，西雅圖長期以來的主要經濟就是一直靠著波音公司在撐著。我們要注意，1980年代，以上所提到的人的年薪先後都在五萬美元以上，以他們當時的20幾歲的年齡，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現在這些人的資產都在千億美元之譜。我們必須反思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就是個人創新能力與勇於任事的表現。東方社會主要是打團體戰，講究平均分配，惟一可以激勵的工具是升官，大家擺出長官部屬的終身結構，完全是封建思想。所以筆者一直不認為中國文化會產生大商人，頂多家族企業，基本三代、四代也就搞不下去了。現在共產黨整馬雲，基本概念相同，大家要均分，認為這就是社會主義，其實是不正確的，惟有成功的大企業家與健康的大企業可以提供社會所需的基本資源，憑國家與黨的機制是不可能致富的，最多搞烏托邦式的小康社會，這不是社會主義，是老子的思想，也是毛澤東人民公社的想法。
筆者以雄才大略的郝柏村的心思，推想他的願景，如果當年國民黨留在中國，郝柏村的願望是可能的，然生不逢時。他能從參謀總長到國防部長，再到行政院長，已經是位極人臣。中國歷史有文字的三千七百年中，像郝柏村能夠在一個敗陣集團中，日以繼夜地努力，達到他人生的高峰，從而維護了中華民國和台灣的安全與發展，這樣的功業是非常少數的。他並非完人，然而郝柏村一生沒有害人，所以筆者是非常佩服他的。如果以郝柏村對IDF的發展圖像來看，客觀來說，成功機會不大，但是他會這樣想，也努力地去推動，說明他有強烈的企圖心，這一點相信經國先生是看見的，不像許多典型的國民黨官員，墨守成規，絕不敢有偉大夢想。與其說郝柏村命好，有蔣氏父子栽培，但是蔣氏身邊人物如過江之鯽，惟有郝柏村能夠堅持下來，一直撐到經國先生生命的終結。經國先生以後，外省高級官員能夠在絕大本土壓力下，勉力而為，又沒有對對岸的共產黨發出不合國民黨節操的言行，退休以後常保喜樂，極少發出尖酸憤懣之語，筆者認為大陸來台的一代人中，郝柏村確實可以做為我們時代的一個楷模－筆者按）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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