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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9/20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前言 ：前文〈5-25〉刊出後，關於筆者鼓勵張憲義博士撰寫其回憶錄，張憲義博士回應：「我相信，你應該是主編和主要作者。我可以為每個主要項目寫引言。然後，我將發送給您，供你編輯並擴展論述為整本書。之後，我可以校訂修改草稿書和建議，你將進行最後的編輯和出版。我相信這是完成本書最有效的方式。」張憲義博士應是屬意筆者能夠主持其回憶錄的編輯與出版事宜，筆者之前已表示希望張憲義博士能找到他合適的歷史學家，筆者做為協助的角色，因此，在目前的階段，筆者只能擔任諮詢和協調的功能。
另外，張憲義博士表示「可以邀請陳勝朗（史話》陳勝朗專欄／外力干涉我國核武研發經緯─血淚篇）作為重要的合著者。」筆者詢問陳勝朗先生，陳勝朗先生表示目前沒有參與此項事宜的想法。
因此，請張憲義博士思考如何開始進行其回憶錄的定期刊載。在筆者方面，建議首先，回憶錄的名稱是否先定為《台灣核武張憲義事件─也談被制約的台灣、中國與美國關係》；第二，張憲義博士撰寫一篇前言，說明本回憶錄的意義、目的和大致的目錄；第三，前文所列出的目錄：1.「軍事強人」如何踩到美國核禁的紅線（1986）；2.我與丁大衛、雷根總統的國安代表、和核禁專家的會談（1988）；3.我與唐君鉑和吳大猷的互動與關係（1969-1988）；4.台美核能和平運用協調會及其對台灣核武和核能研發的影響（1977-1988）；5.有關李文和案FBI至Idaho Falls 的訪談（2000）；6.前原能會歐陽主委來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與我會面（2006-2007）；7.從核武─核電廠─非核家園的心路歷程。
筆者思考後，認為以上目錄有其價值，然比較「官式」，建議可增加「我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一章，因為這是30多年來大家所好奇與關切的情形，如果不是太敏感，張憲義博士可以考慮公開過去一般所不了解的事情；另外，張憲義博士亦可考慮撰寫其自幼生長與求學的過程，以及他去美國33年多以來的生活。如此，可以大致讓讀者認識張憲義博士個人的生平。當然，這是筆者個人的建議，目的是讓回憶錄有更多的可讀性。
最後，筆者在前幾篇文章中已預告本專欄有關張憲義事件應不久告一段落，目前因張憲義博士有機會在《中國時報》史話專欄上表達其看法，筆者對此事件撰寫之功能亦可「功成身退」。因此從下周起，除了必要情形，不再討論張憲義事件。這段時間，感謝張憲義博士以及中科院前主管與研究員的參與，他們的意見與文章亦在史話專欄上刊載，都是相當珍貴的回憶與反思。筆者期望，不論題目，有更多的回憶文章能夠表達出來，胡適博士在大陸時期即一再鼓勵人寫日記、寫回憶錄，因為我們處在一個非常特別的時代，我們的日記、回憶可以為後人提供最好的窗台，以了解當年發生的事情。可惜中國人一般太過保守與謹慎，非常多的重要人物沒有留下他們的親身紀錄，筆者所謂的重要人物並非大官，而是親身經歷時代中重要工作與事件的人。
民國六十九年間蔣經國、孫運璿、馬紀壯等人視察新竹科技研究機構，評估竹科的設立可行性。（中時檔案照／陳愛珠攝）
“本文”
以下資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參謀總長日記》，（天下遠見出版，2000年），筆者在每一條相關日記記載後，做出自己的意見。前文〈5-25〉，敘述至1986年1月15日。
1986年大事記（續）
★1月19日，美方有意於本年內邀余往訪，其實PFG七定案後，余實不願再往訪，蓋精神負擔甚重也。總統指示可於下半年再去美訪問，並指示韓國PCEG造艦案可進行，余告俟PFG七定案後進行為宜。
PFG七應為海軍「光華一號」巡洋艦建軍案，韓國PCEG造艦案為「光華二號」造艦案，後選擇韓國代造之蔚山艦。有關海軍建軍計畫皆十分複雜，筆者手中缺乏相關歷史與技術資料，不宜進一步討論。不過，經國先生指示蔚山艦可先進行，郝柏村報告宜待PFG七定案後再說，甚為奇怪。筆者認為此時經國先生似乎可能在健康上顯露出一些狀況。
有關美國再度邀請郝柏村訪美，筆者認為應了解美方意圖，如果沒有特定合作計畫或項目，而要求我方軍事最高首長疲於奔命，應有美方其他的目的。以筆者的思考，郝柏村沒有必要符合美國的意願，呼來喚去。筆者也不贊成台灣的官員動輒以赴美「面報事宜」為榮，民進黨政府現在已經將中華民國降等為美國屬地，卻津津樂道，顯示出就是台灣獨立，必須依附美國，否則朝不保夕。同時，筆者認為中華民國的現任官員與前官員赴大陸時亦應保持與我對等與互重風範，否則不但台灣人民無法接受，大陸知識分子亦未必尊重。
★1月20日，俞（國華）院長於下午約宋（長志）部長及余商討增強警政署構想，擬酌減軍隊，以其員額及經費支援建警。下午羅張來談增加警力，1個警察需8個兵的預算才能支應，故俞院長的構想似不可行。
此事，是筆者看見我國軍人之生活水準之低之明證。筆者相信所謂的「8個兵養1個警察」，是講基層士官兵。筆者1975年在軍中服下士役，1個月薪資1200元，還是有人事士官的加級，之前筆者入伍擔任下兵，1個月薪資400元，其數目之低，聽來如第三世界。
近日筆者在教會聚會中講出來，眾人難以置信。筆者問一位年輕女教友，如果當年一個年輕男人拿這樣的月薪，妳會考慮嫁給他嗎？該女教友面極有難色，可見無論信仰多堅定，愛情多鞏固，月薪1200元就是在那個年代，一天40元，也是不能維持生活的。當年在晴光市場對面有名的上島咖啡館，一杯咖啡，很抱歉，是100元。
讀者可以從這些數字中了解，中華民國在1970年代以後的經濟高成長率，是以保障台灣安全的數十萬軍人的低水平線生活為代價的。這是為什麼民進黨政府砍軍人退休金時，會產生嚴重的不公平感，就是後來的上校、將軍的10多萬月薪也都是從非常的低薪中一天一天磨蹭出來的。筆者強調這是時代中的不公義，筆者少見有民進黨人至今為此公開反對當時的政策。
圖為嚴家淦前總統（右）與陶希聖。（中央社陳永魁攝）
★1月21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運動推動設計小組下午召開，由嚴前總統主持，陶希聖在會中談及民國24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始末。實際此一運動為日本壓迫中央軍，關麟徵及黃杰兩師南撤，宋哲元受命主持華北特殊化，由北大胡適及傅斯年所發起的學生抗日運動，並非中共所領導，陶希聖亦為當事人，此段史實，陶先生應寫出來。
陶希聖（1899－1988）的一生相當複雜，抗戰初期追隨汪精衛，1939年跟從汪精衛從重慶至上海鼓吹中日和平，1940年又偕高宗武脫離汪組織，逃至香港，揭發「汪日密約」，再回重慶至蔣介石麾下，據聞蔣介石之《中國之命運》出自陶希聖手筆。陶希聖來台後，仍為蔣介石所用。
陶希聖所說之一二九事，中共方面認為係國民黨不抗日，中共主張抗日，由是吸收不少當年的大學生參加一二九運動，而至後來轉變為共產黨員，其中解放後在政治方面出頭的人相當多，成為「一二九幹部」，是中共黨內主要的知識分子群體，這件事的影響非常大，遠超過國民黨的理解。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佔據東北，1935年日本進一步要求華北特殊化，由日本控制。中國軍隊無法抵抗，國民黨派員協商，此時全國譁然，認為國民黨無法抵抗日本步步進逼，中共從而發動學生運動，形成壯闊學潮。之後再有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中共趁抗日而起，實為史實。由郝柏村的發問，可知他不清楚一二九的情形，而陶希聖所說亦不確實，日後我們並沒有看見陶希聖所撰寫的一二九事，而且此事和當年一二九時陶希聖主張對日和平協商有關，他後來會追隨汪精衛，亦早有看法，是認為中國無法抵抗日軍，對日應暫不抵抗，保持迴轉空間。
雖然陶希聖等人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是1937年終於爆發中日戰爭，說明國民黨應及早發動全面抗日戰爭（最好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不退出東北，進行東北抗日戰爭，同時要求國際協調），之後縱使在戰爭中節節敗退，然民氣可用，惜乎抗日民氣為中共掌握。
如果回溯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源頭，一二九可以說是一條關鍵的線索，而國民黨方面的歷史與政治學者深入研究中共歷史的人太少，基本不了解中共得勝的過程。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敗於中共，說明國民黨政權在性格上缺乏進取，在思維上缺乏權謀，其支持者的被動性太大，至今猶然。
中共勝出，國民黨退守台灣以後，如毛澤東所說「歷史是勝利者寫的」，中共以自己觀點完全改寫中國近代史（中共稱近現代史），國民黨方面成為「沉默的歷史言說者」，關於當年事，幾乎多由《傳記文學》、《中外雜誌》等民間媒體所承擔，其中多稗官野史，是非難明。使得在台灣成長的幾代人，對於當年發生的事情幾乎完全陌生。
近年來，中共日益壯大，其掌握之相關報章、著作、電影、電視、網站幾乎壟斷了中國歷史市場，這對台灣獨立形成的客觀影響非常大，亡其國者，先亡其史，中華民國史除了來台後40年，幾乎成為失敗者的歷史回顧，台獨學者又開始以其政治觀點編寫自己的歷史。由此，中華民國搖搖欲墜，因為凝聚人心的理想、精神與意志已散，說明國民黨上層與國民黨學者不了解如何論述中華民國的意義和目標，首先是自己不確定中華民國的意義和目標。
筆者認為過去30多年來，九二共識是國民黨最大的發明，國民黨如果在2024年再度執政，九二共識仍可有效維持兩岸關係一段時間。民進黨則由於有台獨意識，以及加入美國反中陣營，難以使用九二共識中的統戰意義。
至於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運動，由老邁之嚴家淦前總統主持中央層級會議，而不是由中生代與年輕一代國民黨員來負責，說明國民黨老化情形在30多年前來已經非常嚴重。問題不斷積累，我們應問為什麼國民黨一直不能系統性地培養與啟用中生代與年輕人？近年來，許多國民黨人和深藍群眾無視於自身的結構性問題，尤其是無法吸引年輕人，卻將一切困難的源由推給民進黨和台獨，如過去國民黨將一切的問題推給共產黨一般。
1985年01月02日元旦開國慶典中「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標語升空。（中時攝影組攝）
★1月22日，中常會組工會報告今年黨員徵收情形，主席指示應加強工農分子的吸收。
1980年代在美國校園，幾乎找不到台灣留學生要擔任國民黨小組長，因為這個職務常常被認為是國民黨在海外校園中的職業學生，專向國民黨各式各樣的單位打報告，出賣同學。奇怪的是，國民黨從來很少聽說因此要改善自己的形象。
事實上國民黨在海外的工作做得很差，看梅可望回憶錄即可知，其目的在於對匪鬥爭，而不是傳播理念與細耕組織，到1980年代，則是對台獨鬥爭，由於採取的手段很重，造成台獨與不少本土人士與國民黨之間的鴻溝與仇恨。今天台灣的政治氛圍與結構，從筆者眼光來看，絕不意外。後來筆者自告奮勇擔任麻州大學國民黨小組長，問前任小組長如何工作，其人台大畢業，告訴我，他當國民黨小組長的任務就是絕不開會，也就是說，制止國民黨在校園的活動，他堅決的態度，事隔40多年，筆者印象仍然深刻。
可見國民黨在當年一般年輕人眼中的形象非常不佳。筆者擔任國民黨小組長之後，真的有兩位傾向台灣獨立的同學來請託我，希望國民黨當局讓他們能夠回台探親，因為他們在黑名單上，不能回到台灣，筆者感到震驚，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說明確實有所謂的職業學生存在，筆者向海工會在波士頓的負責人反映，當然是沒有下聞的了。而那個時候，就是國民黨要推動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運動的階段，尤其是當時大陸的生活水平一窮二白，中華民國在台灣欣欣向榮，卻沒有想到不久在台灣與美國連續發生重大命案，整個形式逆轉。
筆者30多年來，常常覺得奇怪，怎麼在國民黨最好的時候，會發生那些只有在戰爭年代以及極權政治下才會發生的事件？似乎國民黨一直有雙重人格，有陽光的一面，也有陰暗的一面。由於如此，筆者懷疑移往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保存的《蔣經國日記》，其紀錄時間只到1979年底，是其家人不願意1980年以後的紀錄曝光。
至於國民黨主席經國先生指示應加強工農分子的吸收，這是難以想像的指示。「加強工農分子的吸收」，是民國12年，國民黨準備聯俄容共時期的口號，之後國民黨一直無法吸引工農群眾，因為國民黨的組成分子多是有產階級與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生活方式距離太遠。到台灣後，仍然如此。
現在到了1986年，台灣社會進入工商業發展階段，初級中產階級漸漸形成，國民黨上層更是菁英化，誰去發展工農群眾入黨？如果認真執行，當時在經國先生身邊的關中、宋楚瑜、馬英九、錢復等留美博士應立即脫掉西裝，走入農村工廠蹲點兩年，與工農群眾同住、同吃、同勞動，這是中共的作法，國民黨辦得到嗎？
筆者摘錄維基百科上《蔣經國日記》兩則相關記載，1977年11月19日的中壢事件以後，11月25日：「19日公職人員選舉之挫敗，乃是從政以來所遭受的最大打擊。自知此次失敗包含了極嚴重的不利於黨國的危機，至於決策與準備方面，我過估自己的本身力量，而輕視反動力量之發展，對於提名之候選人未加深入之考核，輕信『幹部』言，木已成舟，後悔莫及。余對選舉之失敗應負全責，惶愧交感。吾人應從此一傷痛的失敗中詳加檢討：（一）黨的作風落伍；（二）黨的基層組織已經腐爛；（三）黨的幹部腐化而且自以為大；（四）民眾把黨看作是壓迫他們的機構，根本談不上服務。」
可見在1977年底，經國先生終於了解國民黨的問題根深蒂固，難以改變，主要是執政過久，享受特權，機關疊床架屋，和民眾的需要日益脫節。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今天的國民黨依舊如此，只是以近年來的流行話語，甩鍋到民進黨、共產黨身上而已，自己仍然是完全正確的、光榮的。筆者多次批評國民黨與藍營，引起不少人不快，因此，筆者亦能夠體會經國先生的感受於萬一。
筆者認為中國國民黨在目前非常劇烈的國際舞台以及美中台的政治板塊擠壓下，能夠生存與掙扎的空間很小，要親美，又要和中；要本土，又要反獨；要中國，又要反共；要反戰，又要購買大量美式武器，彼此互相矛盾，甚至心口不一。而國民黨又一貫缺乏鬥爭手段與統戰「陰謀」─「不是敵人就是朋友」，近年來越來越搞到純汁純味的藍粉才標準、才夠味，結果就是「不是朋友就是敵人」，日益孤立自己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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