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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9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圖：龍城飛提供）
筆者繼續討論「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的相關話題。
一、回顧早年美中台之間的關係
民國46年（1957）3月16日出版的《自由中國》〈社論〉的標題「不要上了圈套！」其中說：「本月5日，周匪恩來在偽北平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議開幕時，發表一篇長達15000字的國際情勢報告。」關於這次會議，中共政府網站上有所說明，讀者可以參考。
其中新華社3月5日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今天下午2時半在北京政協禮堂開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作了『關於訪問亞洲和歐洲11國的報告。』」
周恩來這次非常特殊的外交訪問，一個國家的總理兼外交部長周遊列國80天，在古今中外國家的外交史上應該是空前的，且成績斐然。周恩來在報告中說：「中國政府十分高興地接受了亞洲和歐洲11國政府的邀請，委派我和賀龍副總理到越南民主共和國、柬埔寨王國、印度共和國、緬甸聯邦、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波蘭人民共和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阿富汗王國、尼泊爾王國和錫蘭11國，進行友好訪問。這次訪問的時間，從1956年11月18日起，到1957年2月5日止，中間回國一次，前後將近80天，全部旅行的路程大約有54000多公里。在所有11個國家，各國人民對我們的熱情而盛大的歡迎。」
周恩來指出：「我們願意按照萬隆會議的決議，盡可能地加強同亞非國家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平等互利的合作。但並不排斥這些國家同任何別的國家進行經濟合作和接受他們的援助。社會主義國家一向主張世界上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而不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我們知道，既然存在著不同的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就意味著這些不同制度的國家之間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和平競賽。我們深信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敢於進行這種和平競賽。」
關於美國，周恩來說：「在我們這次訪問的期間，不少國家對於中美關係表示關心，好意地希望促進中美關係的改善。中國人民是願意同美國人民友好的，但是，中美關係長期沒有能夠得到改善，責任並不在我們方面。正是美國政府利用中美間的國際爭端作為製造遠東緊張局勢中的一環，阻撓著中美關係的改善。為了改進中美關係，中國方面曾經作了一系列的努力。
早在萬隆會議期間，我們就建議，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中美兩國之間在台灣地區的爭端，和緩和消除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在中美兩國大使的日內瓦會談中，我們還建議消除目前存在在兩國貿易、兩國人民來往和文化交流中的障礙。在中美兩國大使級的會談長期沒有獲得進展的情況下，我們還建議舉行中美兩國外長會議，解決中美兩國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但是，中國方面的這一切努力都沒有從美國方面得到應有的反應。」
周恩來。（新華社）
關於台灣，周恩來說：「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是中國人自己能夠解決的問題。自從我們號召爭取和平解放台灣以來，台灣國民黨軍政人員中願意促進和平解放的人越來越多，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了。最近美國策動一批標榜所謂自由中國的分子和所謂台灣獨立的分子，進行推翻台灣當局的活動，企圖把台灣變成檀香山一樣的美國屬地。其實，美國政府這種手段只能使一切愛國的中國人更加認清美國政府企圖奴役中國的真面目。」
周恩來又說：「自從我們號召爭取和平解放台灣以來，台灣國民黨軍政人員中願意促進和平解放的人越來越多，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了。最近美國策動一批標榜所謂自由中國的分子和所謂台灣獨立的分子，進行推翻台灣當局的活動，企圖把台灣變成檀香山一樣的美國屬地。」
《自由中國》〈社論〉中說：「照周匪這種說法，台灣在今日至少有三種勢力同時存在：一種是支持政府反共復國立場的，一種是主張向共匪投降的，還有一種人更是乾脆主張讓台灣脫離中國，成為美國的一部分。共匪這種作法，有兩大目的：一是要拆散中美的合作，二是要在我們內部引起猜疑與混亂。中美兩國的同盟關係，保障了自由世界西太平洋前線的安全，幾乎永久斷絕了共匪對台灣染指之望，因此最為共匪所嫉視。」（當時，「中美」是指中華民國和美國）
又說：「對我們，共匪……向我們暗示：美國只不過是把你們台灣當作與我們共產集團討價還價的一個憑藉而已，它遲早有一天會把你們出賣，你們卻還把美國當作忠實的盟友呢！」、「無可諱言的，直至今日，美國政界至今有一種主張承認共匪並容許共匪進入聯合國的暗潮。」
在結尾時，《自由中國》〈社論〉說：「行政院副院長黃少谷說：『我們認為一般輿論及民意代表，對各級政府雖有批評，純為一言論自由民主國家的通常現象，只要是出之於公正負責的態度，都是愛國的表現，決非一種離心的現象。』這很可澄清不必要的猜疑，所可惜的是軍方報紙仍然戴帽子，說我們：『謬論及其行徑都是大陸時期共匪陰謀的翻版。』」
筆者抄錄以上1957年上半年中共方面以及台灣方面對於彼此之間以及和美國之間三角關係的敘述，乃是藉以說明，半個多世紀以來，各自的處境變化很大。在大陸方面，文革以後，逐漸發展出經濟與軍事方面突出性的進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台灣方面，進入民主化時代，社會內部藍綠對立，民進黨執政，親美反中，國民黨政治上退居二線，而台灣出口市場以大陸為重；在美國方面，雖然保持世界首強地位，然工業生產鏈部分受制於台灣與南韓，高科技產品與農產品外銷市場中國占比日重，而進口民生用品相當依賴中國大陸。
但是在美中台三方關係上，在結構與本質上卻沒有太大改變。只是周恩來沒有預料到台灣會有傾向獨立、反共不復國的民進黨的出現，替代了過去國民黨的角色。但是他說：「最近美國策動一批標榜所謂自由中國的分子和所謂台灣獨立的分子，進行推翻台灣當局的活動，企圖把台灣變成檀香山一樣的美國屬地。」卻很有見地，民進黨登上國際舞台和美國在幕後長期支持台灣獨立以及支持李登輝、蔡英文執政有密切關係。
由於民進黨的排斥國民黨以及反共反中，國民黨日益萎縮，過去國民黨軍政人員與其家屬顯性、隱性地傾向中共的人日多，也符合周恩來的預見。《自由中國》〈社論〉說：「台灣在今日至少有三種勢力同時存在：一種是支持政府反共復國立場的，一種是主張向共匪投降的，還有一種人更是乾脆主張讓台灣脫離中國，成為美國的一部分。」基本上正確，但是這樣的言論為當年的國民黨當局所懼。
筆者強調，1949年後，國民黨撤台，共產黨在大陸，國共大小易位，但是雙方鬥爭的形式和內容並沒有改變太大，都不預備落實真實的民主政治體制，而是準備長期甚至永久執政。1957年3月5日周恩來在政協會議上報告後不到3個月，毛澤東突然發動「反右派鬥爭」，把接續1949年9月而來的政協委員中許多主要的民主黨派領導人打倒，甚至逮捕與下放勞動，使得原本可以正常運作的民主協商制度完全破壞。
次年1958年，毛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國政治、經濟開始陷入泥沼。鄧小平在文革以後說：「毛主席在1957年前基本正確。」一般不研究中共歷史的人，不理解這句話的意思，鄧小平在「反右派鬥爭」中是主要的執行者，日後反思「反右」時，他說「基本正確，只是擴大了」。
雷震在看守所內散步時留影。（宋英提供，徵信新聞報）
徵信新聞報第二版全文刊出「雷震申辯書狀」。（中時攝影組攝）
而在台灣，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民主憲政為宣揚理念的《自由中國》，在3年後的1960年9月被國民黨停刊，負責人雷震被逮捕，判刑10年，發行人胡適未能視監。國共雙方的作風皆屬獨裁政體，不同的是國民黨尚可容許人不喊萬歲，在經濟上則充分鼓勵老百姓自由發展，這兩點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仍然不能完全辦到。
薛化元教授說《自由中國》「給予後起的臺灣黨外民主運動相當的思想啟發，影響了從1970年代開始，逐漸再抬頭的政治運動，為臺灣民主政治的開展創造了契機。」雖然現在台灣社會擁有相當的言論自由，然而民進黨近年來的作風以及綠營媒體，越來越像過去戒嚴時期的國民黨，缺乏寬容與多元的態度，走向了單一性的台灣本土、台灣獨立為主要與惟一政治正確的狹隘框架，對於主張中國未來良性統一者亦無法包容，產生了為中共為淵驅漁的效應而不自知、也不在意。
然而，中國人的民主政治年齡尚淺，筆者並不悲觀，來日方長。
二、由郝柏村日記看當年解嚴前的氛圍
在郝柏村《八年參謀總長日記》中，1986年9月2日記載：宋賀德即將返美述職，今日約余與昌桐共進午餐，AIT新任副處長郝扶東及技術組長胡又傑亦在場，談話要點：
一、對於黨外的看法，宋賀德認為不若25年前台獨意識起來；余則認為，正常民主運作，執政黨與在野黨必須有共同基礎，我國民主政治運作必須以忠於中華民國、忠於憲法、堅持反共國策、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為原則。
二、現在黨外極端分子實際是否定中華民國、拒用國號、年號，為明顯的台獨。
三、我說，台灣失去安定和繁榮，國民黨、黨外及美國均為輸家，只有中共是贏家，這點宋賀德完全同意。
四、溫和理性的黨外自為執政黨所歡迎，彰化縣長黃石城即為一例。
五、戒嚴的目的在防制共黨的滲透顛覆而無礙於民主的運作，更非軍事統治，但不容政治活動走向街頭形成群眾暴亂，不容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為政府堅定政策。
六、宋詢及政府與中共接觸的可能性，余告以政府堅持三不政策，但民間、尤其海外私人間的接觸及香港的轉口貿易，則不是政府所能控制的。
七、余告以美國、中共雖建立外交關係，但應以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為終極目標，唯有中國是民主自由統一的國家，才符合自由世界和美國的長期利益，中華民國的終極目標就是達成中國大陸的民主自由，故中美有共同的遠程目標，亦是中美關係的基礎，宋氏完全同意。
9月10日，今日中常會，宣讀了胡耀邦反對美國對我軍售及對我既威脅又統戰的談話。蔣主席即席發表重要談話：
中共對我統戰，不論是何種伎倆與形式，其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即打擊瓦解我們，吾人只要自立自強團結一致，走我們自己要走的路，中共的企圖永難得逞，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中共最近對我統戰加劇，仍不外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武力犯台的濫調，企圖以威脅利誘的方式分化我內部團結，打擊我士氣。
現在的政治情勢必將取消戒嚴令，故有擬定國家安全法以取代之意。法務部擬案中，一切有關安全維護執行是由警察機關為之，似此警備總部無法插手，故特指示法制司，以治安機關取代警察機關而維警備體制，警察自然包括在治安機關內。
綜合以上兩則日記，表達出非常重要內容：
第一，郝柏村透過AIT處長宋賀德向美國表達日後執政黨與在野黨必須有共同基礎，而所謂「執政黨與在野黨」究係指向何意？不甚明確，因當時民進黨尚在4個星期後成立，之前筆者少見郝柏村提到執政黨與在野黨字樣，因當時台灣並無所謂實質性之在野黨存在，青年黨與民社黨早已形同虛設。
第二，當時黨外出現「否定中華民國、拒用國號、年號」的台獨徵候。關於這一點，日後民進黨並未做到，這裡有複雜的原因。郭冠英告知筆者，其中有中共的因素，是中共間接支持了中華民國。此事經筆者多年思索，對此尚未有明確的脈絡可循，待日後有所心得，再向讀者匯報。
第三，郝柏村強調戒嚴在「防制共黨的滲透顛覆，無礙於民主的運作，非軍事統治，不容政治活動走向街頭，不容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此已經違反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示威自由，和中國大陸的中共無異。郝柏村謂此「為政府堅定政策」，沒想到9天後，經國先生在中常會上宣布「現在的政治情勢必將取消戒嚴令，故擬定國家安全法以取代」，令人震驚。
經國先生突然準備取消戒嚴，事先似並無跡象，看來郝柏村亦在狀況之外，馬英九當時為總統英文祕書，當他說聽見「取消戒嚴」字樣，如遭電擊，表示中華民國與台灣將走向歷史新頁。
蔣經國總統英文秘書馬英九（中）。（中央社）
筆者認為蔣氏父子在大陸失敗，而在台灣勵精圖治，死而後已，雖有不少事不盡如人意，甚曾有嚴重錯誤，然在經國先生最後的歲月中終於毅然選擇民主政治的起點，仍令筆者異常感動。由是縱然家父母與筆者在台，庸碌兩代，一事無成，亦極感與有榮焉！
第四，郝柏村明確表達我中華民國雖退守台灣一隅，然從未志氣衰頹，始終以努力達成中國大陸的民主自由繁榮為目標。筆者認為不論國民黨將如何邊緣化，這一點的志向絕不可失，仍有東山再起機會。
三、初步的小結
當年（1957年）周恩來說：「社會主義國家一向主張世界上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而不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我們深信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敢於進行這種和平競賽。」關於美國，周恩來說：「在我們這次訪問的期間，不少國家對於中美關係表示關心，好意地希望促進中美關係的改善。中國人民是願意同美國人民友好的，但是，中美關係長期沒有能夠得到改善，責任並不在我們方面。正是美國政府利用中美間的國際爭端作為製造遠東緊張局勢中的一環，阻撓著中美關係的改善。我們建議，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中美兩國之間在台灣地區的爭端，和緩和消除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我們還建議消除目前存在在兩國貿易、兩國人民來往和文化交流中的障礙。但是，中國方面的這一切努力都沒有從美國方面得到應有的反應。」
我們可以清楚感覺到，周恩來64年前的說法居然到今天仍然適用，值得重視正常的共產黨人的思維具有目標性與一致性，這不能不說是他們獨特的優點和長處。因此如果他們能夠慢慢接納不同的人物和意見，中國共產黨的發展仍有可觀之處。
筆者認為1957年前，國民黨應考慮公開邀請周恩來台訪問，因為內戰結束不久，國共雙方重要人士皆在，周恩來和蔣介石的關係非常密切。周恩來待人處事合情合理，絕少出言不遜，具有信賴感，由他來代表中共方面處理兩岸關係，再恰當不過。至於當時蔣介石是否有這個度量以及考量美國方面的反應，是次要因素，一次邀請不行，還有下一次，見面三分情，兩岸之間的敵視就必然漸漸降低。
筆者認為當時雙方不必急於統一政權，若蔣介石與國民黨願意隔海襄助毛澤東與中共，毛澤東未必會走上極端。因解放後共產黨核心人物常感政權得來不易，而蔣介石矢志反攻大陸，與美國結盟圍堵中國大陸，甚在大陸周邊攻擊共軍以及為美國駕駛軍機巡視照相大陸內地，毛澤東備感威脅，患得患失，如此一方面嚴厲整肅異己，一方面希冀快速證明社會主義是正確選擇，以至於急功近利。
這樣的情形延續到今天，待中共開始壯大，民進黨仍選擇與美國結盟圍堵中國大陸，加上雙方之間缺乏可溝通、可信賴的架構與人物，如此再談兩岸和平，時機當越來越遠。
由於當年兩岸關係日益嚴酷，加上蔣介石亟思打倒共黨返回大陸，因此在台灣的國民黨採取堅壁清野政策。而對於許多非國民黨人員以及不少台灣本土人士而言，爭取民主以至於爭取獨立，多是不同意國民黨的相關軍事政策所形成的一些高壓作法（如長期戒嚴、軍事審判）所致。
這些政策對於國民黨員與其子弟以及普遍的經商者，如郝柏村所言，目的在防制共黨滲透顛覆，維護中華民國與台灣安全與繁榮，因此反而感覺正確與正常。而當年的黨外人士以及後來的民進黨，並非出身於國共的歷史與話語中，和國民黨（以及共產黨）的思想方式以及對中國的情感皆大異其趣，至今猶然，由是大家雞同鴨講，誤會更深。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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